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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某种东西自己显示自己，在这种显现中某种意义之光把存在赋予了存在物，或者说某种存在物进入了存在的亮敞。“真”就是自行显现。“das Sichanihrnselbstzeigende”（自在地显示自己）细心体味陶诗，也许能更好地领会“真”的显现。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二十一首？之五》）
秋菊有佳色，袅露掇其英。
泛此恋忧物，远我遗世情。
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
日入群动息，归乌趋林鸣。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二十首？之七》）
这两首诗的前半部分是讲进入“真”境的条件，即阻断思虑和价值关怀，也就是“凉”心。经过这番内在生命感觉的转换，某种东西就自在地显现出来。所谓“真意”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和“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各种存在物（山、鸟、花、人）各得其位，各得其所，超脱任何拘限，返归自身的自在之处。
在这种”真”或“真意”中，究竟什么更为根本的东西自在地显现出来？或者问，既然“真”是某种东西自在地显现出来，这自在地显现的某种东西究竟是什么？
自在地显现出来的，就是极难言说和理析的那个生生不息、机趣盎然的生命本然，被道家称之为“道”、“德’”、“玄”的那个东西。
“道”神秘莫测，据说其实不过就是万物消长、运行、盛衰的根据，即生生法则。既然“道”’是万物——所有存在物（包括人）所以在的根据，就不是所有个别物本身。道家从最基本的大化原生命形态来体识万物，作为万物运上的根据的“道”就是终极的本然生命，或生命本然（Leben an sich）。①“道”之为本然生命。使万物（包括人）的生命成为可能，即所谓“万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万事得之以败，得之以生”（《韩非子·解老篇》）。既然如此，现世的恶（欠缺）不可能是“道”产生出来的，正如恶也不可能是从上帝产生出来的。
①“自然”一词不是指存在物，不是名词，解“自然”为一名词乃大误，“所谓自然，皆系自己如尔之意……道之法是其自己如此”。参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那么，为何有恶？庄子对恶的来源已经解释得很清楚：恶源于人背离“道”的造作，听起来就像基督教说，恶源于人的意志自由背离上帝的妄为。道家重生贵命的生命感觉，因此就是从生命造作返回无造无作的生命之本然。“真”就是如此显现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盅气以为和”（《道德经？四十二章》）。从一至三的衍生，同构于人之生命的殖生，给万物带来生与死、有与无、盛与衰的在性（阴阳、生灭）和一气之成乃为生的脆弱。然而，恶恰恰也是在这一衍生过程中出现的，恶可谓生的在性。“道”作为原生命、生命本然，既自在自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又盈盈不虚（“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嵘庄子？天地》）。道贯注在任一具体的生命之中，但又不是任一具体的生命自身，因而“道”不可能有欠缺，具体生命不可能没有欠缺（恶）。“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容也，渊乎其不可测也”（《庄子·天道》）。“道”创造万物的生命，却没有制造恶（欠缺），恶是在万物进入生死、有无、盈虚的变易之中出现的。或者说，恶在这个被创生的生命之中，而非在无生无死、非有非无、不盈不虚的道体身上”道”是创造生命的生命，是第一动因（太一），所以，道之体盅虚而用不穷（没有欠缺）。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
“道”的这种原生命性质是不是有点像尼采说的永恒复返：
一种巨大无匹的力量，无始无终；……一个奔腾泛滥的力量海洋，永远在流转易形，永远在回流，以各种形态潮汐相间，从最简单的涌向最复杂的，从最静的、最硬的、最冷的涌向最烫的、最野的、最自相矛盾的，然后再从丰盛回到简单，从矛盾的纠缠回到单一的愉悦，在这种万化如一、千古不移的状态中肯定自己，祝福自己是永远必定回来的东西，是一种不知满足、不知厌倦、不知疲劳的迁化。①
①尼采：《权力意志》，转引自《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页。
再看道家如何描述：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西方，析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渤，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慏于六合，卷之不渡于一握。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纮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滒，甚纤而微。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淮南王书？论道》）
不错，道家的“道”与世界仍然有区分，尼采的永恒复返与世界是同一的。但不管怎样，“道”或永恒复返都没有欠缺，且周遍万物。
“道”作为生命本源与万物禀道而富有的具体生命不是一个东西，所以说“形而上者谓之道”。万物禀有生命被称之为“德”；“德”是一存在物由以生成的根据，亦即具体生命由“道”而生的中介，“物得以生谓之德。……形非道不生，生非道不明”（《庄子？天地》）。这里所谓“生”指具体的生命，“德”方构成具体生命的连续性体。同样重要的是，这里的“德”不具有伦理的含义，而只是本然生命的含义。
道生之，德畜之，行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五十一章》）
但道家并没有用本源生命（生命本然）与万物生命（具体生命）的差异来解释世界为何有恶。生命本然（道）是能动、创生，而不是被动、被创生，“道”与“德”不能划等号。“道”是无名的，对这个”无名天地之始”的生命本然，不能从某一存在物的生命来规定，更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存在物。”道”超逾实相，超逾有无，所以“玄”；“玄之又玄”谓之“道”。“道”无处不在，却又看不见，摸不着，乃是无状之状，无象之象；“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德经？二十一章》）。
“泽及万世而不为仁”的“道”作为一切存在物的存在根据，又必得通过万物（包括人）的息息生命（德）来显现。没有万物——所有存在物的生命存在，也就没有“道”的显现可言。可道与不可道相生相成才算恒道，“道”虽不能等同于天、地、人，却显现于且离不开天、地、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可以反溯的，所以，“道”也在瓦砾、尿溺。正是“道”必得由所有存在物来显示这一基本规定，为道家归依内在自然（性本）和外在自然而不理会恶提供了根本依据。“道”与万物（天、地、人）的关系就是本然生命（大生、广生）与个别生命的关系。两者的沟通就是通过“德”的生命（天、地、人的生命）的朗朗显发。“道”就在这万物生命的机趣盎然中显现，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景观。
“道”及其显现的基本规定，看起来真的像海德格尔对存在的现象学描述。存在的意义不是通过对象性思辨可以获得的，只能通过诸存在物（尤其亲在）的存在方式显示出来；但诸存在物的存在根据又植根于存在的意义之中。
“道”的显现（本然生命的朗显）即是真，就好像存在的显现亦是真。但是，类似仅此而已。在“道”的显现中出场的是“天、地、人”三重结构，在存在的显现中出场的是“天、地、人、神”四重结构。存在不是上帝，但存在的显现中上帝必得到场，否则存在就仍然是茫昧的；与此相反，在“迫”的显现中，神不在。①
①这一本质上的差异非同小可。不少学者喜欢把海得格尔与道家扯在一起，以为两者完全一致，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失误，神到场与否，在海德格尔看来，是存在橙廓的关键。
“道”是生命本然，因而，“道”的显现就是天、地、人各得其所的生命顺其本然。天、地、人的生命生机显发，就是真，就是一幅天、地、人生命自然朗现的图画：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灵运诗）。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陶渊明诗）。
“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陶渊明诗）。
“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谢灵运诗）。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悄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李白诗）。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柳宗元诗）。
“道”为本然生命，违背了这一生命原则，生命必将损害自身。因此，摆脱生命的形累，至为关键。这是对人的生命造作的要求。在“天、地、人”三重结构中，人返归生命自然，就可以“万物复情”。对于人来说，“道”的显现的关键就在于，“见素抱朴”、“复归于朴”。“朴”本为丛生树木（“抱”），生命感觉归于朴，是否指像植物一样感觉？树木不操心、不思虑，不辨是非，“相忘以生”，如果人像树木一样生活就成了圣人。“是以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