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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神游幻境演他人生之悲观主义者，且相互发明。南国士风，自《关雎》《汉广》求女兴咏以还，屈、宋能以‘附庸，蔚为大国’，询乎其后劲矣。夫‘食色性也’。人之好修，‘如好好色’。孔子且谓‘吾未见好德如好好色者’，则以好色托喻人类于人生之竞求实为最见根本。所谓好修，不过名立行修，抑即不外乎‘修’‘齐’‘治’‘平’事君以泽民者则。则如见弃于时，不能展其材志，即同追逐神女之终不可得。因之由着望而至失望，由用世自至隐退，由兼善而至独养，由狂而至于狷。皆其不可避免之结局”。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1页。
陶渊明究竟因何而觉悟，以至于把政治的生命感觉看作“樊笼”；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对生命短暂和人生艰辛的感悟：“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闲情赋》）人的自然生命本来就渺小、短暂，如果在有限的百年能够实现凌云雅志，就不枉匆匆一生。但现实是残酷的，并不肯定人的价值意愿，“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望轩唐而永叹，甘贫贱以辞荣。淳源汩以长分，美恶作以异途”（《感士不遇赋》）。人生不过是“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以苦心”（《闲情赋》）。政治的生命感觉在这里显得并非像屈原那样，是对历史中的不义的承担意识，而仅是一种受禄的职业。这种职业充满特殊的危险，如果没有整顿历史中的不义的承担意识，政治的危险就没有意义了。
所谓忧心是官场禄禄的操劳，受到种种揶揄。正是在这种体验中，陶渊明感觉到热情忧心的徒劳。于是，忧心变得毫无“价值”：“拥劳情而罔诉，步容与于南林，栖本兰之遗露，翳青松之余阴。傥行行之有规，交欣惧于中襟，竟寂寞而无见，独悁想以空寻。……思宵梦以从之，神飘飖而不安，若凭舟之失棹，臂缘崖而无攀”（《闲情斌》）在禄禄的政治现实中，陶渊明感到好像自己生活在漂浮之中，身在何处已经没有感觉。何况还有屈原就已经遇到的老问题：不受君王重用，反遭奸臣暗算，陶渊明产生绝望感是自然的事：“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感士不遇赋》）
陶渊明开始怀疑了：“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苍吴遐缅，人事无已，有感有味，畴测其理！”（《感士不遇赋》）“好学”为了“行义”；“行义”乃因现世是不完善、甚至恶的世界。现世恶不是因为世界上有了“义”；“行义”恰恰是要抑制不义。现在，本来立志要“行义”的陶渊明，因政治过于禄禄而感到大累，决意放弃“行义”；归隐田园，世间的恶不再是一个问题。
在屈原那里，怀疑主要针对儒家信义，它仍然是对某种政治信念的怀疑，如此怀疑依然是为“行义”。在陶渊明那里，怀疑已经推进到对“行义”的政治信念本身的怀疑。在这里，问题已经不是某种价值观念是否有意义，而是价值关怀本身是否有意义。
当个体感到无力获取某种价值时，很容易走向否定和诋毁价值本身，价值关怀随之就转变为价值盲和价值虚无。按舍勒的价值现象学分析，这乃是以人的生命欲念为价值实在的基础。将价值意识局限于本然生命的天性的结果。既然价值关怀以个体本然生命的欲念和意愿为根据，当求取价值失败之时，就难免依据本然生命的欲念和目的否定价值形态、以至诋毁价值实在。
从儒家的价值形态转向道家的非价值形态，根子正根植于儒学义理。原儒把价值实在的根据建立在生命的本然欲念和目的上，使超越性的价值实作变成全然内在性的欲求，把超验的价值变换成血缘－生理－心理的欲求，就植下了价值虚无、诋毁价值的种子。①政治的根本目的是抑制恶，孺家先圣（孔、孟、荀）清楚地懂得这一点。然而，一旦作为价值形态的政治被建立在自然生命的基础上，就为反政治－反价值形态提供了可能。自足的本然生命的欲念和目的不仅成为政治关怀遭到否定时反过来否定政治关怀本身的根据，也是使个体不至于为政治关怀的毁灭发疯的原因。陶渊明没有发疯（哪怕装疯），也没有自杀（哪怕有点念头），原因为陶渊明有自己的“性本”，有自己本然生命的自然。他可以将政治关怀一笔勾销，重新得到灵魂的安泰，为“凉”心找到合理合情的根据。政治关怀成了伤生的“甚念”，成了有害于生命的“情累”，顺应自然生命，避免伤生，也就成了另一种政治理解。“恬然鼓腹”、“从欲为欢”也就成了一种价值（政治）、一种生活方式的原则。
①现代儒学对此美其名曰“既内在又超越”，大加弘阐，没有考虑彻底内在论的危险。
《形？影？神》完整表达出从本然生命欲念到政治关怀的确立，再到诋毁政治关怀的二部曲。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
草本得常理，霜露荣悴之。
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
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
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
但馀平生物，举日情凄洏。
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
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形增影》）
生命个体要子求永恒的实在，但在陶渊明面前，既没有一个爱多斯（Eidos），也没有一位超绝神圣的上帝，实存的根据只能是本然生命。既然成仙也无法挽回生命的死，还有什么比”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的生命重要？“必尔不复疑”，以本然生命的目的为现世生活的根据就是合理合情的了。
但是，本然生命寻求永恒的内在要求又得靠政冶（价值）的活动来获得。
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
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
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
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影答形》）
尽管肯定“立善有遗爱”，政治关怀的生命感觉在这里明显以本然生命的欲念和目的为根据，不然何以会“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价值植根于人，还是人植根于价值，神圣依据余人，还是人依据于神圣，两者的区别事关重大。如果价值植根于人，人的本然目的总有一天会诋毁价值。
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
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
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
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
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
“立苦有遗爱”遭到否弃，本然生命高于一切。陶渊明并非不晓得：“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感士不遇赋》）。如今，价值（政治）成了伤生害性的；人世间的恶不足道，世界的荒唐不足道，不管世界变成什么样，只要我能得到安宁，就可以“无复独多虑”。生命感觉已经“凉”了（“不喜亦不惧”）；而且“凉”得彻底（“应尽便须尽”），成了大化中的一块冰凉的石头。
不仅如此，一个无善无恶、“恬然鼓腹”、“从欲为欢”’的原初自然状态随之被构想出来。这一理想的自然状态根本不是反政治（价值）的根据，反倒是反政治的结果。据说，道家精神是超功利的，要求摆脱外在的名誉、利害、物欲的束缚。确实如此，问题在于，这种精神也是超价值形态的。所谓“超价值”就是反价值政治，否定价值实在的意义，把针对世间恶的政治（价值）本身视为恶，从而否弃君子的价值关怀的生命感觉，使现世的恶转变成价值政治。道家精神中，超功利与超价值不分，对某种政治的价值形态的否定成了对价值形态本身的诋毁。所谓“超”价值，实际上不过是世间恶的变形。
为抑制世界的恶承担义务，不是每一个人的使命，但是某一类人的使命，儒家君子有成为这类人的自觉意识。无论嵇康还是陶渊明都是从君子这类人转变而来的，怎么可以说他们就与抑制世间恶的事情无干了？何况，世界的恶并非是人应否担当的问题。世界的恶是在体性的，是世界自身的本然因素。一个人独善其身，“拥孤襟以毕岁”，并非就能把恶“超越”了。与恶抗争，就是与人的本性斗争。人的软弱，恰恰在于不能正视自身中恶的现实性。
如果有一位神圣上帝始终在那里，人哪里敢无视自身中的恶。个体的独善其身，“宁固穷以济意”的自遁式超脱，并没有推导出对现世恶的否定，至多在恶之中“不喜亦不惧”罢了。恶是人性和这个世界自身的根本欠缺，陶渊明“迎清风以祛累，寄弱志于归波。……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闲情赋》）的人生意念无视恶的现实，自己拈花微笑，真的比莎士比亚还要伟大？
八
怎么能说审美主义无视世界的普遍恶？原初的自然状态固然是一个审美假象，但它恰恰针对恶的尖锐和严酷。用一个沉醉的感觉秩序来减轻人在这个无从逃避的恶的世界中的在世负担，恰是道家“真”的感觉。事实上，庄子相当清楚，恶是根本性的，无法消除，为了承受恶，唯有确立审美（亦即感觉）的假象。在道家的审美主义中，“真”的感觉即使不足以用来指责这个世界，至少使人的生命获得真实可靠的根据。
道家的“真”不是逻辑意义上的，也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从类型而非实质上讲，确实与海德格尔所解释的希腊文Aletheia相似，即所谓“真”是某种东西自己显示自己，在这种显现中某种意义之光把存在赋予了存在物，或者说某种存在物进入了存在的亮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