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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面的财政支出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最显著的财政变化发生在地方一级政府。在20世纪头10年，城市化进程加速了，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了：运输系统、供水系统、排水系统、公园、学校、医院等。州政府也面临着开辟新的财政来源的要求。从20世纪的头10年开始，州政府加强了对各州经济的管制，尤其是对工作条件的管制，扩大了各州的社会投资。州政府在高等教育方面增加投资，开始帮助学校和公路建设筹资。
州和地方政府逐渐加大的财政压力促使它们对普通财产税这一多数州的财政收入体系的核心进行改革。它们并没抛弃财产税这一税收工具，而试图使之更为有效地应用于对不动产的资本化中，这些不动产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并在20世纪头20年中迅速增长。为了使财产估价过程更为有效，政府逐渐放弃了普通财产税的观念。一方面，某些财产类别——特别是个人财产或者无形财产——被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另一方面，根据估价的难度对财产进行了分类，并确定了不同的税率。许多州还积极改进了估价程序。许多州试图使不动产的价值评估更为一致。各州通常都成立了税收委员会和平等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由税收专家组成，赋予它们超越当地估价程序的权力，委员会可以任命估价员，政府责令委员会确保以不动产的市场价值对其进行统一的估价。同时，大多数州政府开始了税收来源多元化的运动。换言之，就是自己开始取消财产税这一税种。它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那些总是控制着估价过程的地方政府低估了财产价值，减少了州政府的税收收入。税收来源多元化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第一次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1916—1921）
在收入再分配政治学这一背景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资金需求导致了另一种税收体制的产生。这一新的税收体系是政府在战争中采取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这个过程始于1916年，威尔逊总统和财政部长威廉·G·麦卡杜（William ）做出了战争筹资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也许也是20世纪筹资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他们选择了与一群民主党内的反对派合作来安排战时筹资。这些民主党人不仅坚决反对加强军备，也都怀有支持高累进税税制的社会公正理想。在北卡罗来纳州国会议员兼众议院筹款委员会（House Ways and Means mittee）主席克劳德·基钦（Claude Kitchin）的领导下，民主党内的反对派希望打击财富的集中、特权和公共腐败。这个集团有足够的力量坚持认为，如果要加强军备以及稍后要参战的话，必须以他们所认同的方式来筹资。基于早期共和党人的人道主义理想，反对者和威尔逊总统都赞同把税收当做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再分配性质的税收计划成为了威尔逊政府在社会主义和正统的资本主义之间寻求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
战争给民主党的累进论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把战时关于税收的争论集中到现代美国最基本、最敏感的经济问题上来：公司利润应该在社会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更特殊地说，这个问题就变成：如果现代公司是生产力的核心动力的话，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鼓励税收政策，如果它是经济掠夺者的话，又应该和能够采取什么样的税收政策以打击它。争论的结果是国家实行了一种新的税收体制：“敲富人的竹杠”（soak the rich）的所得税体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世纪的背景（4）
因而，在危机阶段，打一场现代战争的压力与打破公司特权的强烈要求是相吻合的，伍德罗·威尔逊和民主党人转向了共和党的财政政策。民主党人接受了共和党人所要求的税收政策，正像共和党人接受他们的关税政策一样，目的都是为了保持强有力的国家和经济的繁荣。但是民主党的新税收政策受到了与公司财富有关联的特权集团的攻击而不是支持。
补充到战时税收法案中去的民主党人的税收计划将经过实验的所得税转变为主要的联邦税收工具；这个计划引进了联邦遗产税；它第一次对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课以重税，但反对将所得税扩大到更广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没有扩大到对工资和薪金征税；最后，这个计划采纳了对公司“超额利润”征税的观念，而且在所有的参战国中，美国是唯一把超额利润税作为战时筹资核心手段的国家。
这种所得税——对超过“正常”收益率的所有商业利润征收累进税——激怒了公司领导人。再分配性质的税收与战时得到加强的财政部（包括美国国税局的前身国内税收局）对美国的公司构成了战略性的、长期的威胁。大型公司的上层人员受到的威胁最为严重，他们认为他们的金融自主性受到了威胁。此外，强有力的新税收体系也对联邦政府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联邦政府现在显然是处于平等主义势力的控制之下。事实上，战时筹资问题是激化公司对威尔逊政府的敌对情绪的最主要因素。这一税收计划导致了民主—中央集权制的倡导者、“敲富人的竹杠”的税收体系的支持者与公司领导人在此后的20多年中一直处于尖锐的冲突之中。
尽管商业信心受到了损害，但威尔逊政府和国会的民主党领导人还是对在不伤害国家基本经济结构的情况下推行的激进税收计划充满信心。他们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战时财政政策的其他四个重要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为了减少通货膨胀压力而最低限度地使用借款来筹集战争资金。美国参战之前，威尔逊和麦卡杜运用1916年的《税收法》，在根本没有借款的情况下筹集资金备战。美国参战后，他们决定将战时借款限制在战争开支的一半以下。1917年6月，在第一次自由公债取得成功以及估计的战争成本大大增加之后，他们放松了对借款的限制，而且在1918年将借款提高到了战争开支的2/3。但这一借款水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中还是最低的。由于有税收政策作为后盾，威尔逊政府拒绝了包括最有实力的银行家在内的商业团体的建议，这些人从传统观念出发，认为他们对于管理公债负有主要责任，他们同时欢迎更大规模的战时借款。
第二，威尔逊政府以低于相对无风险投资收益率的利率发行长期债券，这些债券的利率甚至将联邦债券持有人的税收利益考虑在内。这一决定与商业团体和职业经济学家的建议背道而驰，他们几乎一致地建议以相当高的利率发行债券。威尔逊政府没有采纳这种不顾及未来，尤其是不顾及战后联邦政府利息负担的建议。威尔逊和麦卡杜设计的低利率和有限借款的政策避免了富人购买大多数债券并以此挟制联邦政府的情况，这种情况在美国内战后就曾发生过。麦卡杜部长宣称：“在一个民主国家，不允许任何单个阶级挽救或者把持国家。”
第三，威尔逊政府采用“中央集权的”或者行政措施将资本用于战争，通过这种方式终结了市场在战争筹资中的主导作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负责人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将财政部面临的选择描述为在两个学派之间进行选择，一个学派“相信经济能够而且应该被加强，并且通过设定较高的利率水平来避免通货膨胀”；另一个学派相信“必须通过某种配给制来强化经济，或者通过消费税，或者通过其他比高利率更科学、更直接、更公平的方法来强化”。财政部采纳了后者的计划：以低利率借入资本，然后发展新的政府机制保证美国经济在战后有足够的资本。
作为这一项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麦卡杜部长想努力控制国家资本市场。当他开始关心铁路和其他公用事业在战时融资扩张中碰到的困难之后，从1917年末起，麦卡杜提出了集中控制的建议，结果是成立了隶属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资本发行委员会，创立了战争金融公司，联邦政府接管了国家铁路系统，他本人也被任命为铁路局长。他站在非财政部长的角度上要求威尔逊总统、内阁的其他成员和国会加强联邦政府对价格和资本配置的控制，通过比战时产业委员会更为强有力的工具来协调和集中战时的所有权力。
19世纪的背景（5）
第四，威尔逊政府最大限度地向美国的中产阶级销售债券。这是以保持低利率的愿望、减少政府对富人的依赖以及为有问题的产业增加可利用的资本等方面的相互关联为基础的。对于纳税的美国中产阶级，威尔逊政府试图说服他们改变他们的经济行为：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成为国家的债权人。他希望在战争结束后，债券持有人——也就是广大中产阶级公民——从对公司和富有的美国人那里征缴的税收中得到本息偿付。
直接向美国的中产阶级销售数十亿美元的高价债券需要有比世界上任何地方更大的促销活动相配合。威尔逊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试错设计并实验了大量国家控制的、全国性的销售技术，其中包括对国民收入和储蓄的熟练分析。虽然麦卡杜通过新的联邦储备体系进行融资而改变财政部的目标非常重要，但他在将私人储蓄转化为债券方面的努力显得更具意义。在四次自由公债贷款过程中，麦卡杜部长和财政部加深了联邦政府和国家对于资本市场的社会基础的认识。以系统性的调查为基础，借助现代通讯技术，财政部将它的贷款渗透到了中产阶级中——比美国内战时期或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政府更加深入。在第三次自由公债活动中（始于1918年4月），有至少一半的美国家庭认购了政府债券。借款刺激了自愿储蓄的极大增长，这正是麦卡杜和财政部所希望的。
虽然“资本化的爱国主义”——麦卡杜为他的计划所起的名称——在推动债券销售活动中传达了他的意图，但麦卡杜还是在倡导自利而非爱国主义。麦卡杜认为他自己从事的首先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