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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年前就把杨宜勇现在说的话一字不差地说了出来；但那属于学者的一孔之见；政府当时是不肯承认的。报纸也不允许把这样的观点刊登出来。现在；计划委员会里的官员直言 不讳地谈论失业；还是第一次。 那时候舆论提到失业者；不把他们叫“失业”；而是叫“下岗”。“下岗”也是不便公开谈论的。如果你走进任何一个城市的政府大楼；到劳动部门去询问那些穿着西服、系着领带的官员；这城市里有多少“下岗职工”；他们准会说不知道。再到总工会去；结果也是一样。你走出来；到大街上去；找到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去打听；结果还是一样。她们也许会说出一个数字；却又再三念叨这不准确。不是她们在隐瞒实情；而是根本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在街道居民委员会登记的待业者；其实只是很少一部分。民政部门是负责给那些贫困无助的人发放救济款的；可是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城市里到底有多少人完全没有收入。因为那时候大部分失业者还得不到任何保障金。看病吃药虽说可以公费报销；可是他们都把发票锁在抽屉里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了；还没有着落。根据多年以后的一项调查；1995年全国的城镇有五百六十四万下岗者；还有二百五十万人在领取救济金；比此前七年的总和还多六十万人。但这仍然只是贫困待助者中的很小一部分。在湖南省常德市的两万多“下岗者”中；只有一千二百二十六人领到救济金。在河南；每一百个“下岗职工”中；只有四个人在领取救济金；此外有三十四人依靠节衣缩食和变卖家产度日；有二十人依靠亲友接济；有四人依靠借贷和捡破烂；还有人沿街乞讨；还有人被迫卖淫；还有人偷盗。可是这些情况当时是没有人能告诉你的；你在城市里转了一大圈；最后发现只有一个地方———劳动服务公司；能够感觉到失业者与日俱增。那是因为；这些人不分昼夜地盘桓在这里；希望能碰巧找到一份工作。 政府不说失业而说“待业”；理由是这些人的失去工作是暂时的；很快就会柳暗花明。假如这理由真的可以成立；那么“待业”就越来越像“失业”了。因为这些人去年平均“待业”还是四个月；到今年就是七个月了；其中“一年待业十二个月”的；在广州有百分之九；在吉林有百分之四十四。在湖北有百分之五十五。一年以前；每一百个下岗者中；有七十个人有机会重新工作；可是现在；劳动部的官员说；只有五十三人还能重新工作了。在一些小城市里；比如浙江的温州和福建的泉州；情形好一些。这些地方在过去几十年里被当做解放台湾的前沿阵地；所以国家从来不肯在这里建设工厂；现在大家都说这是“因祸得福”了；因为当地的企业几乎全是私营的；职工原来都是农民；本来就把上岗下岗不当一回事。在江苏的苏州；市委副书记黄俊度现在最庆幸的事情；就是这里国有企业少；产业工人少。“国家的越少；负担就越小”；他对几个来自北京的记者这样说。记者听了不免感叹：“可惜这样的地方太少了。” 可是那些重要的工业城市；情况正好倒过来。就像美国的底特律或者英国的曼彻斯特；刘金芬居住的沈阳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技术基地。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甚至还有80年代；很少有哪个城市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比它更多了。它为全国提供二十万台机床、六十万台冶金设备、两亿千伏安的变压器；还有四十万个中级和高级人才。中央政府给它一元钱；它就还给中央政府三元钱。可是；过去越是辉煌的城市；现在也就越是倒霉。有如《沈阳城市史》的作者张志强所说：“沈阳的工业史充满了悲壮色彩。” 张志强是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他的所谓“悲壮”；不光指工业的色彩；也是在说这座城市的色彩；甚至还是整个国家的色彩。“沈阳的痛苦在于它承载了某种中国的宿命。”一个名叫毛浩的记者在1995年冬天这样写道。工厂全都冷冷清清；工人坐在墙角下棋；就像乡下的农民坐在屋檐下面晒太阳。大街两侧那些俄罗斯风格的旧式建筑正在被拆除；新建筑里有不少是卡拉OK厅、娱乐城和洗头房。还有一座式样别致、规模很大的神学院。它就坐落在这个城市党的委员会大楼的对面。星期天出入教堂的信徒越来越多；其中有很多年轻的面孔。也是在这一年；曾连续十年夺得全国足球联赛冠军的辽宁足球队；从甲A降到甲B。英雄末路上的最后一幕只有六分钟；那是与“太阳神队”的一战。终场前的时刻；“太阳神”连进两球；把旧时代的英雄送进了“地狱”。“太阳神”的主教练张京天；一个辽宁籍人；在胜利之后竟是老泪纵横；仰天长叹：“辽宁不该是这个结局的！不该啊！”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7节 软着陆（2）
《中国青年报》的三个记者到那里去；想追寻昔日辉煌；盘桓两个多月；希望有所收获；最后说：“我们也没有找到办法；也没有找到方向。”令人伤感的事件不断出现；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便被抛到美好的生活外面来了。每一百个工人中有十二个半“下岗”了。劳动局安排不了劳动；只好安排这些人去放假；结果一下子就有三万六千一百八十九个人去休长假。这可不是现在人们坐着飞机满天飞、到处旅游观光、享受“假日经济”的那种“长假”；而是在家里呆着；或者在廉价的小酒馆里；在街头小卖部里；在医院里；在旧时朋友的家里。他们正在怀念他们生龙活虎的年代；正在反复抚弄着政府颁发的奖状；正在想方设法排遣无聊的时光；正在仔细计算怎样用那些下岗救济金支付全家人的生活；正在焦急地查看什么时候他们的“假期”可以结束。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员们喋喋不休地说的那些大道理往往没有人听了；大堆大堆的报纸也不看就扔掉了；过去大半辈子的辉煌在他们的脑子里；就像是一场梦；杂乱无章；既清晰；又模糊。 可他们还算是幸运的呢；就像我们在前边说过的；还有二十七万人连“长假”也没有；被通知“自谋出路”。韩寿华两口子就是属于“自谋出路”的人；他们去找居委会诉苦。根据当时在 场者的描述；这两个人“话未出口；泪已先流。一个劲儿求街道的老太太；‘大姨呀；你们能给想个办法吗？干啥俺们都乐意’。”这两个人也不是没想过办法；他们去卖白菜；没赚着钱；反赔了本儿。另外一个家庭更惨；两口子都没事情做了；丈夫想不通；在家用刀子扎了自己十几刀；血流不止。这些人二十多年前都是叱咤风云的“革命小将”。还有革命年代里的那些“劳动模范”；也不得不“自谋出路”了；贾桂敏是其中一个。此人原是沈阳饭店馅饼部的副经理；又是市劳动模范；可是也下岗了。她灵机一动；租个摊亭；卖一点儿零七八碎的食品；还把“劳动模范”当做挣钱的招牌挂起来。那时候从火车南站路过的人；都能看到她的“摊亭”上有一幅醒目横标：“沈阳市劳动模范贾桂敏竭诚为您服务。”人为了生存；真是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啊！ 历史并不总能让那些创造历史的人永远如愿以偿。她每发生一次变革———无论是暴力方式还是和平方式；社会就会有一部分人得益而另外一部分人倒霉。五十年前的那场变革；工人和农民是受益者；而有权有势的人差不多都倒霉了；现在是工人和农民走下坡路了。党的官员还在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信念；又说“工人阶级是主人翁”；还说“贫下中农是产业工人的同盟军”；但谁都知道；历史在不同的时候；总会依赖不同的人群。多年以后；政府终于承认；这些被叫做“主人翁”和“同盟军”的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其中那些下岗的、失业的、待业的和背井离乡流落四方的；都是最贫困也最需救助的人；闹得不好；就会变成“活性炸药”。考虑到后来发生在各地的那些事件；这种说法并不是耸人听闻的。 在1995年以前的十年里；有百分之八十六的中国人觉得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仅有百分之四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变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这样写道。可是从那以后直到 二十世纪结束的六年里；认定“今不如昔”的人忽然多起来。“在城市中；大约六分之一的人感觉生活水平提高不大；另外六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人感觉生活水平下降；在乡村中；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接近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另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生活水平不如从前。”政治态度也是从这时开始变化的。在这之前；“人们广泛支持经济改革和党的政策”。在这以后；那些自身利益相对受损的阶层“感到怀疑”；“感到不满”；“对未来缺乏信心”。我们在这些精致的数据和推论中；可以悟出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1995年是中国人生活道路上的一个分水岭。 人们从自己利益出发判断是非善恶；这倒不是1995年才有；而是与生俱来的。只不过；中国人的这种本性到这时候才有机会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现在的问题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信念为什么会忽然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一个记者在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以后这样说；“我真的很想知道；1995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什么？” 《中国经济导报》总编辑莫新元也有相同的看法。“1995年是一个转折年”；他在多年以后这样说；“对；那就是一个转折年！”政府的“宏观调控”还未稳操胜券；不过；最紧迫的危险已经过去。城市改革本来已经出现突破的机会；可是看到那么多工人下岗；无所事事；衣食无着；实在叫人心惊胆战；不免又退回来。印钞机器的转速慢了下来；一塌糊涂的银行恢复了秩序；通货膨胀被遏止了；新的麻烦是通货紧缩。仓库里又装满了粮食；城里人用了三十多年的粮票被取消了；进城做工的农民不用再背着大米了；商店的货架上什么都有；老百姓买东西也不用排队了。自从50年代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