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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7节 软着陆（1）
像往常一样；四十六岁的刘金芬清晨起来；没吃早饭就出了门；走到沈河区那条最繁华的大街；沈阳市最大的“劳力市场”就开在这里。刘金芬第一次看到这个大字招牌的时候；还挺激动；但是现在；她连头也没有抬一下就匆匆走进去；挤过人群；东张西望；眼睛里的光芒既急切又疲塌。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个女人每天都在这里寻找工作的机会。就像今天这样挤来挤去；看来看去；把头发都看白了；脸上爬满皱纹；人也好像老了许多。有时候她觉得；她后半生惟一的希望就在这个拱形的圆屋顶下；有时候又满腹疑虑：那希望到底在哪里啊？前后左右的人大都是老面孔；都和她一样是来找工作的。偶尔也混进来一两个记者；然后报纸上就会出现一两段文字描述这里的情况；说有多少人找到了工作；可是这样的好事始终轮不到刘金芬他们。有一天；她和一个北京来的记者不期而遇；赶快把 满肚子的辛酸倒出来：“不挣点钱不行呀；吃饭都成问题。”她把眼睛搜索着场内；生怕说话这工夫错过了找到工作的机会。她的家里人等着她挣钱回去；除了要吃饭；还要付房租；还有水电费。可她除了每月一次能领到八十五元救济金（这是沈阳市规定的1995年最低生活标准）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最想的是上岗；最怕的是离厂；最倒霉的是老三届；最担心的是物价涨。”刘金芬一声叹息；“这些都让我给摊上了；可我做错了什么啊？” 这是全国许多大城市里流传的一个顺口溜；人人都知道；用北方话说出来；合辙压韵；朗朗上口；可是饱含辛酸。这也证明那时候“最倒霉的”不只是刘金芬一个。比如她说到的“老三届”；在全国的城市中就有大约两千万人。他们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最初三年———1950年、1951年和1952年出生的；现在全是四十多岁。70年代以前；他们说自己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代。可现在；失去工作的人差不多都是这个年龄的。他们叙述自己的经历；也不是原来那种充满自豪的口吻了。“该学技术的时候下了乡；该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回城以后没人要；刚刚工作又下岗。你说我冤不冤？”刘金芬说。的确；在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上；“老三届”够倒霉的。可是她还没说完这些人的全部经历呢；还有：童年时代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他们遇到了饥荒；几乎全都营养不良（这一代人如果留下了童年的照片；都是又瘦又小的）；少年时代正是读书的时候；他们全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造反；不仅自己不读书；还把老师赶出了学校。这些人当年把“罢课”当做“最大的理想”；现在呢；最大的理想就是让他们的后代去读书。刘金芬现在就在想这件事情。她的十九岁的儿子正在读大学二年级；这是支撑她继续生活下去的惟一原因。她决心让他读完大学。1995年上大学用不了多少钱；学校也不像现在这样；张嘴要钱连眼都不眨；“可是儿子总要吃饱肚子啊。”一年级的时候；她每个月给他寄一百元；很快就把前半辈子的积蓄都用完了。万般无奈下；就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要他去申请学校补助；可儿子回信说：“不行；只有农村的学生才申请补助呢。” 在1995年的春天；这座城市里有二十七万人和刘金芬的处境一样；他们构成了“下岗者大军”；此外还有五十万退休工人； 还有数量更庞大的“富余职工”准备加入他们的队伍；可是政府手里却没有留下一分钱的养老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金。市长张荣茂绞尽脑汁；让他们每月可以领到一百一十九元失业救济；或者八十五元最低生活保障金；这已是竭尽全力；可还是不能让大家满意。市长心里明白；在他们的背后是二十七万个家庭的生计；不禁叹息：“本届政府是最困难的一届。”实在没有办法；他就跑到沈河区那条最繁华的街道上；也走进那个劳力市场；希望在这里为他们找到出路。然后；他看到了满脸无奈的刘金芬；还有一大群人把他团团围住；七嘴八舌：“我们怎么办啊？”这些人到现在还不明白“下岗”意味着什么；还等着政府给他们安排工作呢。 其实“下岗”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于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要到很多年以后才能理解其中含义。1995年4月；国务院计划委员会的一位具有独立意识的官员；杨宜勇；把一个名词说成是比“通货膨胀”更可怕的东西；这就是“失业”。“由于失业比通货膨胀更容易引起社会动乱”；他说；“失业率比通货膨胀率更值得重视。”可是他发现；李鹏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到“失业率”；计划委员会的年度报告里也没有。这“使人费解”；他这样说；进而怀疑这是“有意回避”。 杨把他的措辞尖锐的报告上呈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为了说服他的上司；他还把失业同刑事犯罪联系起来。“根据公安部门统计”；他强调说；在诸如上海、天津、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发生的刑事案件；有百分之五十六是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干的；包括抢劫、强奸、偷盗、斗殴；甚至凶杀。 陈锦华原是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改当计划委员会主任还不过两年；本来十分关心这类问题；可是这个春天他手头有好多事情要做：向人民代表报告经济成就、奉总理之命编制“九五计 划”、设计“2010年远景目标”。市场经济虽然已是党的方针；但“宏观调控”也很时髦；所以这位搞“计划”的主任照样挺忙。对于杨的呼吁；他只能批示“请规划司研究”；时在1995年5月10日。 把“失业率”作为中央政府手上一个影响政策的指标；还要等到一年以后；但是我们细检当日各种文字记录；可以发现；就是从这时起；杨宜勇和他的三个同事———李亨阳、张左伟和马焕琴；开始研究中国的失业问题；并且获得了难以置信的结果：中国的“失业”问题远比政府估计的严重；根本不是五百二十万人；也不是世界银行的那些专家说的；“中国属于低失业率国家”。而是数以亿计的；这中间包括城市里大约两千六百万个多余的职工和乡村中一亿八千万个多余的农业劳动力。说到百分比；也根本不是当时政府公报中说的百分之二点九；而是百分之二十五 ①。所有这些人；在当时统统叫做“隐性失业”；意思是名义上有事情做；而实际上无所事事。统计把这些人隐蔽起来；可是他们自己却无处藏身。 “失业”这个词；在共产党的专用词典中是没有的。有“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饭吃”；那是从50年代初期起就留下来的“优越性”；有“待业青年”和“下岗职工”；那是80年代以后用来描述没有工作的人群的。至于“失业”；从来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黑暗”；在社会主义的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一些独立的学者；比如厉以宁；在三年前就把杨宜勇现在说的话一字不差地说了出来；但那属于学者的一孔之见；政府当时是不肯承认的。报纸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