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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变化-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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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柿小院”。小院曾经热闹；然后破败；现在则又按照原来面貌修葺一新。四房环绕；均以黑色为主调；兼有大红大绿。地砖潮湿；青苔覆盖。草并不高；也不密；但却能够四季常青。正门内一座影壁；将都市的喧嚣挡在外面；壁上贴着红色横幅；上书“新春·1999·福”；落款则是“九五老人胡薭青”。她是老舍先生的夫人；也是一位有造诣的书画家；此刻置身庭前；关注着周围每一个细节。这里有先生生前珍爱的一切；书画、笔墨、衣物以及不同年代的作品手稿；据说多至万余件。三十三年前；他就是从这里走出；一去不返。而今斯人已逝；小院依旧；令观者动容。“老舍朴实啊；朴实啊。”五十多岁的看门人站在院里；见了人就不住说：“他对共产党一片忠心啊；一片忠心啊。一个老实人啊。所以才会想不开去跳河啊。但凡有一点不老实；也不会 去寻了短见啊。” 人们依次走来；站在老舍遗像前；行礼如仪。这一情节在通常的情形中只是一种形式而不一定含有深意；但是；当日“丹柿小院”里的气氛却显然不仅只有形式的价值。有如《文汇报》的记者唐斯复所说；人们在这里寻找老舍；感受老舍。这情景也令胡薭青感慨：“今天老舍终于回家了。”她不住地念叨着；似乎可以感受到先生的灵魂不灭。夫妻之爱毕竟是世间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更何况此时此刻在她内心引起的联想；已远远超过夫妻之情。 老舍的亲友们把2月3日这一天看做他的百年诞辰；但是更多的人把这一天当做这座城市的节日。街头报摊上；堆满了回忆北京解放的文章。《北京青年报》上还异常触目地写了一行大字标题：“五十年前这一天。”平心而论；老舍的命运与这座城市的确有着密切的关联。他是一个北京人；他的创作灵感以这座城市为最重要的源泉。1949年2月3日；在他五十岁生日的这一天；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庆典。那时候北京还叫北平；共产党的队伍浩浩荡荡；以三辆装甲车为先导；由城南进入永定门；在万民的欢呼声中向北推进。这情景虽已过去五十年；却令秦永贞不能忘怀。当时她不过是一家庭妇女；挤在前门大街上迎接解放军。“汽车、坦克、大炮就都开过来了；锃光瓦亮的；真威武啊！”她回忆道：“我那是头一次看见坦克；轰隆隆地开过去；地上就留下了两道深沟。”在那一辆辆挂着彩旗的军用卡车上；支撑着一幅幅巨大的画像。那时候老百姓还没有见过共产党的领袖；不知道那画像上的人就是毛泽东和朱德。五十年后；他们回忆当时情景时；对那些士兵的印象之深甚至超过了画像上的领袖。“我见过日本人进城；也经历过国民党军队进城”；当时大陆银行北京分行分理处主任郝瑞明后来感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军队和百 姓也可以这样接近。”军队一直深入到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停止前进；士兵席地而坐；怀中抱着步枪；两个帽耳朵紧紧裹住脸颊；依靠单薄破旧的棉袄御寒；井然有序；鸦雀无声。另外一位六十八岁的老人———米雁；那时候只是民国中学的一个学生；叫她最兴奋的是解放军的工作队员。“八角帽；扎着腰带；斜背个挎包；教大家唱歌。”她还记得当时唱的歌；还能唱出调来： 北京城好威风； 从此属于老百姓。 封建统治几百年； 今天我们翻了身。 丰富胡同十九号能够为老舍一家拥有；以致他的一连串大喜大悲尽在这个小院中上演；与共产党在1949年的军事胜利不无关联。那时候先生只身客居美国；听得北平解放的消息就毫不犹豫地乘船归航。当他终于走进这座城市的时候；已是这一年12月12日。开国大典刚刚过去；京城仍沉浸在一片欢腾中。此种气氛；不消说令老舍舒畅。在离家出走颠沛流离多年之后；他决定不再离开；遂以白布百匹为资；买下这座小院。此后他的写作生涯还能持续十六年；他的勤勉和高产在同辈作家中无出其右；但其所有写作收入加在一起亦不抵当时这“白布百匹”。可是这种利益的权衡；毕竟不是我们今日纪念老舍的初衷。百年来中国所谓文化人；本身已经融于历史；越是名家大师；就越是与历史密不可分；其间种种毁誉；无不超越利害关节而进入道德领域。对于老舍；民间是由于他的崇高品格以及平民本色；才对他有一份特别怀念；而官方始终把他当做一座通向社会底层和大众文坛的桥梁。 纪念活动按照计划持续三天。报纸上异乎寻常地公布了全部 日程；还说高潮将在2月3日出现。果然如此；这一天“丹柿小院”的气氛移至人民大会堂内；同时有若干官方和半官方的机构以主持者身份介入进来；包括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北京市政府。座谈会遍邀各界名人和各级官员；总数超过一百人；其中职务最显者为政治局常委李岚清。他热情洋溢地说老舍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享有盛誉的开拓者；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不愧为“人民艺术家”；还说老舍的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朽之作。有了这么细致周密的安排、这么华丽的殿堂、这么显赫的来宾以及这么高的评价；任何人都承认这是一个“高潮”。然而我们若将以上各种情节叠加起来互相印证；便会发现“丹柿小院”的热烈和人民大会堂的辉煌并不相同。此前对于老舍的怀念只有民间性质；到2月3日；则就纳入官方轨道。 在我们的国家；即使普通百姓的诞辰和忌日；也都会成为亲友缅怀的日子。只不过；政府不会对所有普通人的纪念一一给予关注；只能对其中极少的人寄托他们的哀思；其选择标准；一定要符合某种精神以利于国家体统。对于老舍的百年诞辰；官方不肯置身事外；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一旦事情由官方掌握；形式也就比内容具有更多的含义。其规格、场合、出席者的选定；都有严格界定以符合死者身份和时事需要。至于党的领导人；本来就是无上权威；许多行动不免带有象征意义；言论也多是呼应政治需要；极少夹带世俗的感情。给予死者的追悼或者祭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出席者的官方身份越高；则表明死者生前的等级越高。比如1991年鲁迅先生的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和1999年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二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都有党的总书记江泽民亲临现场。它在所有人心中留下印象；提醒活着的人与党保持良好关系。当然也会有例外；比如周扬对于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和他本人的地位；都在老舍之上；但他在十年前去世时；报纸大都保持沉默。官方宣传机构甚至指示报纸在报道中将参加追悼会的 人数大大缩小；以期降低这一事件的影响力。甚至直到今天；也没有见到一篇能够代表官方的纪念周扬的文章。类似的情形也曾在老舍身上出现。多年以前官方曾对他的死保持沉默；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知真相。此后又说他的死纯属“自绝于党”的行为；乃是死有余辜。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十几年；始终不见有人公开说老舍一句好话。所有这些情形与今日人民大会堂里的辉煌相比照；真是天壤之别。究其原因；非人不同；而是形势不同。 被诋毁被侮辱被损害是中国文人共同的不幸；能够在官方和民间同时获得赞誉却是一种罕有的幸运。老舍出身于社会底层；天生具有平民情感。对于共产党的态度；他根本不同于钱钟书的孤芳自赏；也不同于陈寅恪的拒绝合作；他至死与官方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有如他本人所说；“我们是一伙儿的”。在他生前；周恩来总理曾三次来到“丹柿小院”；即使对于他这样的名人来说；这也算是一种殊荣。在党的“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指导下；他是写作最勤奋也最有成就的劳动模范；并且自诩为“热烈歌颂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可惜仍然不能避免在特殊年代里的悲剧结局。现在到了1999年2月3日；尽管政府事事周到；“丹柿小院”鲜花重放；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某种遗憾：人们只是一力追寻他的生；对于他的死则极少提及。报刊文章只是说他在三十三年前的一个夜晚“离家辞世”；对于其中详情全都小心翼翼地不去涉及。来到丰富胡同十九号的参观者；如果仔细；可以看到先生书桌上的台历；翻在1966年8月24日；星期三。老舍之子舒乙向记者谈到那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一点热气当做爱的回报给他。”诸如此类牵涉老舍之死的情节；如今不再展现在世人面前。根据《文汇报》记者唐斯复的记载；老舍的研究者们都在丰富胡同“寻找老舍；感受老舍”；但是她没有提到；有谁到太平湖去“寻找老舍；感受老舍”。当日这太平湖距离“丹柿小院”并不遥远；出门向西；沿紫禁城高高的红墙折向北去；跨过中南海与北海之间的一座桥梁；再穿过一片贫民区；出德胜门；就可以看到那片荒野中的湖泊。如今；那里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地铁停车场；即使是特别仔细的追寻者；也无法找到当日老舍之死的踪迹。北京第二中学的一个高中学生听到父亲讲述这一段故事；惊讶地瞪大眼睛：“他是自杀的？真的？老师怎么从来没给我们讲过啊？” 尽管如此；老舍给予我们国家的最深的震撼；仍然是他的死；而不是他的生。这同我们国家文坛其他一些伟人的情形完全不同。说来真是令人伤感；那些日子里；文坛老人纷纷去世；葬礼一个接着一个；悼文声声不息；哀乐绵绵不绝。先是钱钟书；死于1998年12月19日；然后是萧乾辞世；时在1999年2月11日。人们悼念萧乾的泪痕未干；2月28日；就传来了冰心的噩耗。尽管冰心从来没有把死亡看做悲剧；甚至说过“人间的葬礼是天上的婚筵”；可所有活着的人还是猝不及防。我们国家的历史一向是由伟人构成；文坛亦不能例外。现在；历史似乎正在渐渐死去；只在伟人身后留下无限哀荣。然而世人无论怎样扼腕叹息；这些老人毕竟已尽享天年；其死亡也就没有特别的追寻之处；后人与其说是在哀悼其死；不如说是在缅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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