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通黄河流域；东进华北；直抵京畿。在90年代最初的几年里；牟其中其人其事都是中国最引人入胜的故事。他领导的南德公司；一点也不像别的公司那样拿领袖语录做招牌。南德的大门口也有个牌子；木制；紫檀色；乳白磨砂玻璃上是以魏碑体书写的语录；不过不是哪位领袖的话；而是牟其中说的：“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报刊记者围着他转；被他的夸夸其谈说得惊喜万分；于是送给他无数荣耀：“企业家”、“天才”、“民间英雄”；等等；明知他在瞎说八道；还说他是“天才的狂想曲”。又过了好多年；发现这原来都是骗局；于是又说他是“中国第一骗子”。法院认定他的“诈骗罪”成立；把他关了起来。不过；要说这个“骗子”的历史没有任何辉煌记录；也不对。此人最精彩的一个故事；就发生在90年代初全中国企业家都无所适从的那些日子里。他让苏联运来四架“图—154”客机；拿这些飞机做抵押去银行贷款；拿贷款去把仓库里面那些积压商品买出来；装满了八百节火车；运到苏联；其中第一趟列车全是暖瓶。“暖瓶好；又便宜又占地方。”他嘿嘿笑道；转身又去了四川航空公司。“这飞机可以坐一百六十四人；有三个发动机呢。”他对航空公司的人说；“你们不必预付一分钱；只要付租金就行啦。”人家被他说动了。他就让人家把租金直接给银行；替他还贷款；自己则从中足足捞了一票。当他后来土崩瓦解身陷囹圄的时候；这个故事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课堂上作为教学案例呢。 牟其中卖了八百节车厢的积压货；可这同仓库里面的堆积如山的东西比起来；真是九牛一毛。中央政府号召大家买东西；就是没人理睬。学者们用了一个新词来说明这种情形；叫做“疲软”。市场“疲软”了；工厂里的机器跟着“疲软”起来；整个国家的工业甚至还出现负增长；也就是下降了。在我们国家；除了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好像就没有过这种“下降”的时候。到了这年夏天；就连《人民日报》也不再隐瞒经济萧条的事实。它的一篇社论说：“所有国有企业；三分之一严重亏损；三分之一亏赢相当；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企业盈利。”另外一些报纸也承认：中国的工业经济效益持续下降已成事实。到了这年年底；国家统计局也出来说话了：全国企业实现利润下降百分之六十七；亏损总额已高达三百一十亿元。这后一个数字；比1988年还多三点九倍。这还不算完；根据美国《商业日报》的分析；这一年中国的国营企业还“拖欠税款二百二十亿美元”；可惜财政部的官员都不说话；所以谁也不知道这消息是否属实。 税务官员不说话；老百姓的话却越来越多。这一年城市职工拿到的工资；公报上说是增加了百分之十六；其实按照统计局官员的说法；如果把通货膨胀和形形色色的水分都挤出去；只剩下百分之二了；相当于政府当初计划中承诺的一半。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2节 大灾年（3）
从整个国家的情势上看；普通人的收入下降应在情理之中。道理再简单不过：做出来的东西没有人买；就不能再做；不能再生产就发不出工资来。在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停产的工厂每天都在增加；每一百家中就有两家停产了。还有一些没有彻底关门的厂；也是时开时关的。“开关厂”就是在那时成了描述工业现状的一个流行语。失业者也就大大增加；不过；没有人承认“失业”；公开的舆论是把这些人叫做“下岗”。北京每天有四十个人“下岗”。湖南每天有一百一十人“下岗”。在我们国家重工业的大本营哈尔滨市；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工厂停工；另一个重工业基地；沈阳市；一百万工人中；已有三十万人无事可做。那时候“就业”问题远不像现在这样敏感；不是政府官员考量政绩的一个指标；也不是学者乐道的话题；只有一个人为此大呼小叫。此人叫厉以宁；是北京大学一个教授；也是全国人大代表。那个春天；3月24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说：“当前经济形势中最有害的是什么；我认为通货膨胀是有害的；但失业问题可能害处更大。因为通货膨胀是人人受害；这样不会形成极端分子。失业是一部分人受害；这会让他绝望；然后铤而走险。”《人民日报》有个记者听到了；当即写下；希望能够发表；可是总编室主任看了满脸不悦地说：“我叫你去采访治理整顿的成果；你怎么写了这些东西来？”也难怪主任不悦；那时候政府颁布的一连串指令；都是一个意思；“对治理整顿不积极；也就是对改革不积极”。 可是；至少有一个人；是真的对治理整顿不积极；也真的对改革积极。这就是邓小平。 1991年邓小平已不问政事；可在脑子里面总还装着整个国家经济“翻两番”的宏伟战略；那是他在十年以前说定的；总也挥之不去；现在看看眼前局面；不免担心。他警告中央政府的那些官员：“这叫滑坡了。”还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这最后几个字；拿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属于平常；但在当时那种情形；所有人听了都会心头一震：除了邓小平；那时几乎没有人对国务院提倡的“紧日子”表示怀疑。“治理整顿”长了；国家反而会出问题；这一点很多人都看出来了；可没有人胆敢公开说出。老百姓也特别老实；政府说什么就信什么。报纸上不遗余力地批评“高消费”；大家就把钱都存在银行里；什么也不买了；还后悔为什么三年以前要抢购东西。建筑工地上冷冷清清；饭店里吃客少了；垃圾堆里可拣的东西也少了；就连那些最脏最累的活儿也越来越少；最低工资也很难拿到了。到了1991年；流窜在城里的农民再也呆不下去了。报纸上说；那一年有几百万“回流农民”。说起来谁都知道；这新名词是特指被赶回家乡的农民的。这些人两手空空；回归故里；而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正在家里等着他们的钱呢。也有些人；主要是闽南那些更富有冒险精神的人；长乐的、亭江的、连江的；还有福清的；索性跑到更远的地方去。一条偷渡者的路线就是在这年夏天开辟出来的；起点正是四百八十六年前郑成功出海的所在地泉州；然后经过台湾海峡、曼谷；从印度洋漂过去；经过东非；绕过好望角、西非海岸；穿越大西洋；最后到达美国。首航那条船的名字凝聚了三百多个偷渡者的憧憬：“金色探险号”。此后这名字一直没改过。 夏天；首都沉沉欲睡；恰如乡野。这一年；雨季来得特别早；岂止江淮平原；就连一向干旱少雨的华北也被笼罩在烟雨中。京城西北群山之中；一场泥石流跟着洪水轰然而下；规模并不大；才走几公里就停住了；离城还远着呢；不过；还是把城里人吓了一跳。 城里人的多愁善感和斤斤计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空间过于狭小；人口过于拥挤；而且多少年来一成不变。有个美国人在1991年到了东京；又从东京来到上海；说了一句话：“看上去日本结束二战已经五十年了；可是上海好像是昨天才结束战争。”《财富》杂志副总编辑科克伦那一年也来到这里；觉得这根本不像一个城市；“只有一家接待外国人的饭店；只有大约一百辆汽车；而且没有一栋摩天大楼。”若说高楼大厦；没有哪个城市能与北京相比。上海现在那两千多栋大厦；那时候一栋也没建起来呢。北京的人口数量不及上海多；面积却大一倍。但最重要的是；这里有中南海；那是我们国家的政治中心；或者叫权力中心。过去几十年里；国内大多数重大问题都是在这里做出决定的（只有极少例外；比如1971年毛泽东的南巡）。每当中央政府要做什么的时候；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高级领导人就会从四面八方跑过来；其中有吉林的王忠禹、山东的姜春云、江西的吴官正、广东的谢非、天津的李瑞环、西藏的胡锦涛；还有上海的曾庆红、吴邦国、朱基和江泽民。这些人都是1989年以后才陆续进入党的权力中枢的。 到了1991年的夏天；江泽民进入中南海已经两年。这片建于辽宋、成于晚清的皇家禁苑；还保持多少年前的那副样子。从长安大街上的新华门走进去；经过门口的四个卫兵；和那个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巨大影壁；就置身在这个亿万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了。绿草如茵；曲径通幽；数不清的雕栏画柱庭院楼阁环绕在湖畔；式样古典华贵。就在这个绛红色高墙围起来的大院子里；汇聚着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一些人；这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了；现在经过邓小平时代；又到了江泽民时代；权力的平面图还是一样。党中央占据南海周围；国务院则分布在中海和北海之间的一大片区域。新华社的一位工作人员；李健；在自己编写的一本书里；一开头就说它“比白宫更高深莫测；比克里姆林宫更难以捉摸”。这是说60年代和70年代的情形。此前的50年代；毛泽东还常常把院子外面的人请到里面去做客。此后的80年代；这院子的两个角落也开放过几年。曾有数以百万的北京人；从东边对着南长街的一个小门走进去；参观毛泽东曾经居住的“菊香书屋”———这里以满屋子的线装古书而闻名；又从西边对着六部口大街的一个大门走进去；参观周恩来居住过的西花厅———这里以满院子茂密的海棠树而闻名；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向参观者重复着一句话：“所有的布置都和过去一样；一点也没有变。” 谁都看得出来；新任总书记既朴素又真诚。他通常的午饭是面条；只肯坐一辆黑色的“奥迪100”；这是德国大众公司和长春一汽联合生产的；款式陈旧；但却是当时中国最好的轿车了。他要所有高级官员把原来乘坐的进口豪华轿车都收起来；改乘这种“国产轿车”；甚至还为此发布一个公告；让全国老百姓都知道。江泽民的优势在于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聪明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