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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韦尔：举个例子，前些天欧盟为无故被拘留在古巴的两名捷克人说话。就是这样，即使我们还不是欧盟成员国。
德洛尔：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例子，这些例子可以表明欧洲就像我感觉到的那样形成了一个家庭。在这点上，尼斯的成果是积极的，没有人能够再用新的先决条件来推延东扩，否则人们只能对这次峰会失望。欧盟缺少某些一致的设想，它的工作方式已经过时了。在未来的两三年内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有效的、简单的并且透明的工作方式。在此期间我希望，27个国家的欧洲人能够经常聚在一起，在聚会时不仅谈论集体的决议，也就是共同体的基础和法规，而且也能互相倾听。
《时代周刊》/《世界报》：迫于法国的压力，某些指明欧洲基督教传统的条文被从基本法律宪章中删除，德洛尔先生对此表示遗憾，而您呢，总统阁下？
哈韦尔：我不知道。我们生活在民主与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因此不可能在这样一份文件中强调宗教传统。我相信，从这种宗教传统中产生的价值是很重要的，而且依我看，它已经完全注入了这份宪章里。
德洛尔：我从来没有说过，未来的欧洲要么是基督教的欧洲，要么注定走向毁灭。我只是反对人们在这份宪章中不提共同的基督教遗产，因为它确实是历史事实。
哈韦尔：欧洲将超越尼斯的宪章和决议。在我们眼前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国家集体。他们的共同生活迟早都必须通过一部基本法——一部宪法来组织。欧洲需要一份言简意赅的文件，在其中讲明它是怎样运转的，谁负责什么工作。欧洲再也不应当分裂为一小群欧盟专家和大多数欧盟文盲群众。这份宪章只是一个开始，它符合我们的宪法传统：首先建立价值体系，然后是对公共机构的阐述。这是必须的，以便每个人理解这些公共机构是根据这种价值建立的。
《时代周刊》/《世界报》：您必须说服德洛尔先生相信，新欧洲需要一部宪法。
哈韦尔：我愿意尝试一下。一年前我请人将所有规定欧盟任务及运转方式的文件编排了一次，整整一箱的条约、附录和补充文件。我一看就断定，人们不可能向小学生解释清楚。顺便说一下，这个箱子还在我的办公室里。
所有这些条文自然体现了令人尊敬的工作。它们是极大的、宝贵的成果。在一年、两年或五年内，我们必须将这捆文件的核心内容总结为连每个小学生都能理解的语言，而不仅仅是像德洛尔先生这样对这些条文做了许多工作的人才能理解。
第一部分 给欧洲一部宪法第2节 给欧洲一部宪法（2）
德洛尔：看出来了，我在这一点上处于守势。第一，政府领导决策的东西要比委员会给他们的建议复杂得多。第二，我经常说，一份好的条约比一部差的宪法要好，我现在依然坚持这个观点。但是目前有一个对欧洲宪法非常有利的理由：欧洲公民应关心欧洲的目标，所有人都应尽可能地参与这种讨论，不仅仅只是政府、政党和议会，而且还有公民社会、社会伙伴、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人们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也许是先要经过宪法讨论。因为我们必须一起决定我们打算一起做什么，以及按照什么样的原则共同生活。如果宪法讨论能够为欧洲公众铺平道路，并且成为一本民主教材，那我也很赞成这样。
《时代周刊》/《世界报》：德洛尔先生，与您的观点相比，对于哈韦尔先生来说民族国家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那么在未来的欧洲它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德洛尔：这里我们必须注意，一部欧洲宪法不能意味着民族国家将被废除。如果民族国家废除了，那将是个历史错误。我们必须创建一个民族国家的联邦（eine Fderation von Nationalstaaten）。民族国家是欧洲共同体不可缺少的一个联合环节，如果我可以用英语来表述的话就是：承上启下（bottom…up与top…down之间）。
哈韦尔：当然，人们必须尊重每个民族和每个国家的主权和特点，同时也要尊重每个地区、社会的所有组成部分、每个居民群体和每个阶层的特性。但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个意识形态和语义学上的混乱：“联邦”不应废除民族国家。另外，人们也不可能简单地用一份条约将一批民族国家像一批工业企业那样联合成一个密集体。在欧洲出现的将是一个新型的、另外的建构。1991年前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布拉格曾经提议建立一个邦联（Konfderation）。因为这个概念有些模棱两可，所以没有被采纳。在欧洲出现的这种建构也不是古典主义意义上的联邦，政治家必须为我们创造一个新概念。
德洛尔：我还记得，当时哈韦尔总统因为弄不懂弗朗索瓦·密特朗打算用邦联做什么，还到布鲁塞尔找过我。由于这个建议尚不成熟，当时在布拉格它理所当然遭到了拒绝。但在本质上它是不错的，它是要立刻向从极权主义的黑夜中解放出来的国家表明，它们是属于欧洲大家庭的。它本来应当用一盏信号灯照亮一条欧洲再次统一的道路。随后，人们就需要时间来适应法律、公共机构、法律制度和国民经济，这一点越来越清楚。对于这个思想没有被付诸实施，我本人感到很遗憾。幸运的是，我们2000年12月在尼斯最终为东扩扫清了道路。我一直担心，多年来一直敲击欧洲之门的东欧人民会疲倦，最终甚至反对这样一个富有的、傲慢的欧洲。
《时代周刊》/《世界报》：总统阁下，回顾一下艰难的入盟进程，您还对邦联没有得以实现而感到遗憾吗？
哈韦尔：如果让我设想一下2010年或2015年的大欧洲，或许邦联这个概念是最适合的，尽管这个概念不精确。为什么十年前这个概念什么成效也没有呢？这个思想在理论上是有吸引力的，但实际上是不成熟的。新民主派觉得它像个代用品，人们甚至能把它理解为一个荒谬的笑话：富裕的欧洲依然如故，我们却被他们安排进入一个邦联，以便使我们不会生气并且站在一旁十分贪婪地盼望着加入欧盟。
《时代周刊》/《世界报》：您难道没有发现，正是伴随着一些新概念，一个大欧洲在向您走来吗？这个大欧洲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的，其中有一个由更紧密地合作的国家所构成的先锋团。
哈韦尔：我想像得到，在未来的欧洲，某些核心国家会更紧密地合作。如果这个先锋团不是自我封闭，那我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好。客观地说，这使人想起邦联这个概念，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十年前我天真地相信很快就会加入欧盟，可然后我们就感到一种不安的猜疑，这种猜疑向整个后共产主义国家袭来。在这种情况下邦联似乎是死路。
德洛尔：邦联有两个本质上的弱点：它包括俄罗斯，并且没有跟美国商量。此外，邦联也有经济任务，这属于欧盟的权限。这样人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中欧和东欧人不打算要它。
相反，如果有一个开放的先锋团，欧盟就能够扩大并且可以灵活地进行更多的规划。如果新的欧盟成员打算参加下一阶段的一体化——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它只需愿意并且能够做到，例如，捷克共和国在加入欧盟的第一天就可以成为先锋团的一员。
第二部分 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第3节 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1）
［德］哈贝马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的欧洲人”立即着手规划和实施欧洲政治的统一大业，今天，人们继承了这项未竟的事业，但他们的抱负和期望都大相径庭了。值得注意的不仅有迥然不同的修辞方式，目标也有了显著的差异。先辈们总是把“欧洲合众国”挂在嘴边，并毫不掩饰地拿美利坚合众国做比较，而在当前的讨论中，则回避这样的榜样，甚至连“联邦主义”（Fderalismus）一词也显得难登大雅之堂了。
问题在于，政治气候的这种转变所表达出来的，究竟是一种健康的现实主义（作为数十年学习过程的结果），还是一种朴素的悲观主义，甚至是一种缺乏创造性的胆怯心理？
我们当今的欧洲形势，已不能和“联邦主义者”或法国国民议会议员所处的时代相提并论了。18世纪末，费城的宪政之父和巴黎的革命民众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实践的发动者和参与者。经过二百年的立宪实践，我们再也不能因循守旧了，何况，宪法问题也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的确，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不是去创造什么新东西，而是要让欧洲民族国家业已取得的伟大成就跨越民族的界限，采取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形式来加以捍卫。我们觉得新颖的东西，在这条路上都已经出现了。
必须加以捍卫的，有物质的生活条件，有受教育和休闲的机会，以及社会活动空间。有了这个空间，私人自主才具备了使用价值，民主参与才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低估如下状况的符号意义：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关于宪法已经展开了讨论。欧洲作为政治共同体，不能只以欧元的形式渗透到民众的意识当中。各国政府在马斯特里赫特签署的协定，缺少只有一种政治开创行为才具有的符号凝聚力。
终止欧洲流血战争历史的愿望，直到科尔执政的时代，一直都是欧洲一体化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另一个推动力则是德国的积极参与。当然，这也得到了阿登纳的支持，其目的是要打消人们对政治上脆弱、但经济上却很快强大起来的这个中欧国家的怀疑。这种怀疑态度是由于长期历史原因而形成的。
今天，各方丝毫都不怀疑，上述两个目标中的前一个已经实现，维护和平的目的在其他完全不同的语境里也得到了捍卫。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关于人道主义干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