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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过节到哪儿去？”小青姐问我。
“我姨妈家。”
“你要没地方去，”小青姐说，“咱们一起去我朋友家吧。”
“不不，我到我姨妈家去。”我说。
除夕之夜，城里响起送旧迎新的鞭炮声。同宿舍的人都回家过节了，整层楼也没几个人。楼下的解放军正在会餐，闹哄哄地敬酒。
我到电视房打开电视看了会儿元旦晚会的相声，笑了笑，回房睡觉。刚上床，楼道里的电话就响了。我跑去接，是姨妈打来的，问我怎么没去她家。我说元旦团里还有活动，等放了假再去。同一座楼的解放军会完餐，又开晚会做游戏。咚咚敲着鼓“击鼓传花”，放开喉咙齐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姑娘。”“妈妈，妈妈，看看我吧，亲爱的妈妈。”我用棉花堵住耳朵，吃了两片安眠药，才勉强睡着。
元旦清晨，我乘头班车进城。街上行人寥寥，遍地昨夜遗留下的鞭炮纸屑，清洁工戴着口罩在清扫。偶尔，新年寒冷的空气中还传来几声零落的鞭炮声。
我走进那幢熟悉的公寓大楼。电梯还没开，我顺着楼梯爬上去，喘吁吁地敲门。敲了好一会儿，里面才响起踢踢踏踏的脚步声。门开了，我怔住了，是个陌生姑娘，睡眼惺忪。
“你找谁？”
我推开姑娘往里闯。姑娘拦我：“哎哎，你干吗呀？”
“我找石岜。”
“谁？”
“石岜！”
“你找错门了，我们家姓李。”
我停住脚，瞅着姑娘愣了。
“你找错门了。我们不姓石，姓李。”
我退到门外，抬头看看门牌，又看看莫名其妙站在那儿、有点生气的姑娘，完全不知所措了。
“你是不是找原来住这儿的那家人？”一个穿毛衣的小伙子出现在姑娘身后，“你进来吧。”他对姑娘说，“妹，你让她进来吧。”我机械地走进公寓，环顾四周。室内的家具全换了，陈设也全然是另一种情调。
“妈，你知道原来住这儿的那家姓什么？”小伙子问一个从里面走出来的老太太，“是姓石吗？”
“好像是，是姓石。”老太太说。
“您知道他们搬哪儿去了？有人找。”
老太太看看我：“这个我也不知道。他家老头死了很多年，部里一直要收回这套房子，他家孩子就是不搬。后来不知怎么，大概那些孩子都不在北京了，这套房子就交了。”
“谢谢您了。”我低头转身出去，“我走了。”
“你可以等节后上班到部里办公室打听一下。”那个小伙子好心地对我说，“也许给他们另调了房子，办公室的人知道。”
“谢谢。”
我根本就没听清小伙子跟我说了些什么，下楼时，只觉得做了场可怕的噩梦。
灰霾的天空纷纷扬扬飘起雪花，落到地上薄薄一层。无轨电车缓慢地行驶，车窗结了白蒙蒙的水雾。沿街小饭馆热气腾腾的屋内，羊肉片在滚着开水的铜火锅里变色，围着桌子的人们吃得满头大汗。喝了白酒的男人脸红得像猪肝，醉醺醺地互相搀扶着从我身旁沉默地走过。
“我这份伤心的……”两个戴眼镜的姑娘从身旁走过。
“爸爸给你拿着糖葫芦，呆会儿再吃……”一个男人牵着个攥着满手吃食，穿得像头小熊的小男孩。
夜深了，我还在街上踽踽独行。铺满雪的街道树木在月光下凝成静止的银白色，商店楼房都紧闭门窗黑漆漆地一点声响全无，盘结交错的电车线挂满雪，僵直、网一样地罩在半空中，公园逶迤的墙下空荡荡的，我的影子在便道上拖得很长。暗处灌木丛上的雪坍落，发出轻轻的扑扑声。
节后，我休探亲假回南方了。我在家里续了假，春节后，才回到北京。
团里又开始演出。我每天上午排练，学些新舞，下午就在宿舍看看书，和小青姐她们聊聊天，晚上去剧场。
今年冬天，北京雪水勤，雪后初霁，太阳出来，路边积雪融化，街道树木潮乎乎的。公园朱红宫墙的绿琉璃瓦檐上白雪点点，在阳光下晶莹闪烁地滴垂着长长一排水珠。
春天来了，冰消雪解。草地绿了，树木葱茏了，河水流动的也快了。斜斜春雨浸润了泥土，洗净了楼房公园的灰尘，使城市焕然一新。日照时间开始延长。
黄昏，街上到处是一群群徘徊嬉笑的年轻人。他们重新坐满公园树荫下的绿色长椅，喁喁私语，倾听着草丛下小虫子的吟哦和栖息在树上的鸟类的呢喃，陶醉在扑鼻的花香和爽人的晚风中。
我新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不乏有钱有趣的人。我和他们挺合得来，经常在一起吃饭、游乐。有人说要和我结婚，我一笑置之，也不往心里去，还照常来往，照常做朋友，彼此十分自然。不演出的时候，我也读读英语。我希望几年后能考取艺术研究所的舞蹈研究生，将来跳不动了，就坐下研究研究舞蹈史，收集收集各省的民间舞蹈素材。
不久，一个西方国家的电影回顾展开始，我买了一套票，天天去看。
一天，我到得早了，剧场里还没有几个人，我坐在池座后边吃蛋筒冰激凌，看今日的影片内容简介。偶一抬头，看到石岜从旁门进来，径直走到我前面几排坐下。
他没东张西望，一坐下就和旁边的一个女孩说笑，从她手里拿影片简介看。电影开映了，剧场的灯灭了，座位坐满了人，他消逝在黑鸦鸦的人头中。那天放映的是两部伤感电影，我哭成了泪人。
第二天我没去看电影。小青姐问我，我说电影演得令人心碎。
第三天，是两部喜剧片。我到得晚了，进剧场时眼前一片漆黑，不停地与人碰撞。周围的人纷纷抱怨我挡住了他们的视线。
“到这儿来。”一个人温和地说，牵住我的手，像领盲人一样将我引到一个空座位。
我的眼睛慢慢习惯了黑暗，石岜的面容轮廓一点点浮现出来，渐渐清晰——他在向我微笑。
“不在不在，就说我不在。”我怒冲冲地喊。
“你还是跟他说两句吧。”小青姐拿着话筒为难地说。
“喂，”我抄起话筒，“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那么无礼嘛，还不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就不接电话。”
“好吧，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中午到你那儿去，帮我打份饭。”
我还没来得及讲话，他就飞快挂了电话。妈的！我啪地一摔电话。
“别摔电话呀，那是公共财产。”小青姐忍着笑说。
我横她一眼，又摔了下电话，闷闷不乐地回房。
“没给你打饭。”我对石岜说，“我自己也没吃。”
他环视我们宿舍。小青姐她们正在吃饭，自得其乐地小声说笑。他上次来这儿是去年秋天，那时我正热恋着他。那天从这儿出去后出的事，好像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们不是要搬家吗？”
“没搬，新房子分不下就没搬。你坐吧。”
“你真的没给我打饭？”他似乎有点失望，“那有别的什么吃的没有？我饿得厉害。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忙得头昏脑涨，原以为到你这儿一定能吃上。”
他看看我，“我记得你过去说过，不管将来什么时候，我要饭要到你门口，你都给。”
“你记错了，是我说我要饭要到你那儿……”我突然觉得无聊，说这种话，做这种姿态十分无聊，把放在一边的盖着碟的饭盒推过去，“你吃吧，给你打了，饭不太好。”
“挺好的。”他揭下碟看着菜，“你们食堂菜炒得不错。”我把我的匙子擦干净送给他，他大口吃起来。看来这点他没骗我，他是饿了，狼吞虎咽地吃着。吃了一阵，歇下来看看我。
“你慢慢吃。”我站起来，“我给你倒点开水。”
我到小青姐那儿要了杯开水，小青姐问我他吃不吃榨菜。
“你吃吗？”我问他。
“不用了，这菜够了。”他嘴里噙着饭说。
“你是不是还有点生我的气？”
吃过饭，小青姐她们要午睡，我把他领到我们大练功房，坐在地毯上。
“是不是有点儿？”
“没有。”我玩着自己的手指，小声说，“我没生气，有什么可生的。”
我看着墙上镶的银晃晃的镜子里映现出的钢琴，席地而坐的我们两个惆怅地发现，我们仍然那么年轻，那么般配，像电影里的美满情侣。一个我们舞队的女孩进来往练功杆上晾洗好的床单，冲我笑笑，低头抚平长长的床单。
“去年年底我给你打过电话，我搬家了。”
我告诉他去年年底我们去外地演出了。他问我去哪儿了，我掰着指头数了数，告诉他。
我问他这段时间在干什么，他一笑，伸了个懒腰，说什么也没干，还在混。
“混到今天？”
“混到今天。”
一瞬间，我对他那种似笑非笑、满不在乎、过去曾把我深深迷住的劲头十分反感，只是一瞬间。我没再说话，他也不再说话。
我们坐了很长时间，楼道里喧闹起来，午睡起来的同事们乒乒乓乓地开关门，人来人往地洗漱。黑人舞《莫若》的演员在排练老师的吼叫中，进练功房排成队形温习一个片断，很多人一边跑一边看我们。
我走进一家挂着“正宗川菜，五味俱全”字牌的餐厅。这是那种白天营业、晚上开舞场的餐厅。天花板上悬挂着颜色庸俗的彩带，镀铬桌椅靠墙排了一圈，柜台供应着甜酒和冷饮。有个五、六个人的小乐队在奏着乐，十来个人在黯淡的灯光下跳舞，还有一些人坐在一边喝着饮料看。
领我来的朋友说：“你先坐会儿，我去找经理。”
我找了张空位坐下，看那十来个人跳舞。有个背头管裤的男子在带其余的人跳，看不出跳的什么舞，一概扭屁股。一个女服务员送来一高杯“菠萝宾治”，收我的入场券。
“没有。”我说，“我是请来的。”
女服务员正要说什么，朋友领着经理走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