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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我说，“我是请来的。”
女服务员正要说什么，朋友领着经理走过来，把她打发走，给我们介绍。
“这就是我说的那位舞蹈巨匠，生下来就跳舞。”
“欢迎欢迎。”经理热情地和我握手。一齐坐下，打着响指叫服务员又送来两杯果汁。
经理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我看他有点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是谁的朋友，又想不起来。
“听说了你的情况。”经理说，“我们这儿很需要你这样的专家。”他指指正在领舞的男子，“那位是我们现在用的舞蹈老师。”
“唬牌的。”朋友对我说。
“你看他跳得怎么样？”经理问我。
“我不知道他跳的什么。”
“我也不知道。”经理说。他转身问旁边座上一个观舞的女孩，回过头来困惑地说，“卢旺达的什么舞。”
“黑人舞的摇摆晃动一般来说比较接近原始人对身体的自然驱使。”我说，“他看上去上身过于挺拔。另外，运动中的侧身左右摆动是拉美舞蹈的典型特征。”
“我已经发觉这个大屁股家伙是个骗子了。”经理说，“不过我主要是照管白天餐厅的营业，舞场的事是我一个朋友经办的。我把他叫来，”石岜。“他拍手向左近一堆正在喝酒谈笑的人中叫唤，”你来。“
石岜从人堆中站起来，神采奕奕地微笑着，一跛一跛走来。半路上，他看到我，笑容收敛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跳外国舞的专家。你叫什么名字？”
“她叫于晶。”朋友说。
“噢，于晶。人家才是真李逵，你把你那个骗子赶走，请她。”
石岜冲经理点点头，又看看我，微笑起来。经理继续唠唠叨叨跟着石岜说：“你跟那个骗子说，以后他可以免费在这儿跳，不过不要猪鼻子插葱——装像了。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也懂得一些。”
“不不。”我对经理说，“你还是让那个人教吧，我不能在你这儿做事。真的，我只是来看看。”
“这是什么意思？”经理看我的朋友。
“先头说好的呀。”我那个朋友说我，“你怎么变卦了？”
“我们不会亏待你的。”经理说，“这个你放心。”
“不，不是钱的事。”
我起身走了。经理在后面跟我的朋友发脾气：“我不喜欢别人这么要挟我，就是巨匠也不行。让她走！”
“我知道怎么回事。”石岜跟他说，“这事我来办。”
他追上我，不顾我的挣扎，拉我坐在另一处角落。问我：“是因为不喜欢我吗？”
“我没想到碰到你，没想到是这么个场所，人家只跟我说是个辅导班。”
“是个辅导班。边辅导边跳，别致一点。”
“你包办舞会一晚上能搞多少钱？”
“不多。你瞧，没多少人上当。”
“多少钱？”
“我没发财，离发财还远着呢。”
“你一直在干这个？”
“刚开始干。这不算骗人，是正当的，现在萝卜都什么价了？”
“那你的票价也太高了。”
“你有什么好路子吗？”
“没有。”
“那就帮帮忙。”
“不成。”
“不喜欢我？”
“不是。”
“喜欢我？”
“是的。”我哭了，“可不帮你的忙。”
我也觉得自己太傻，太没骨气，也许会再挨次涮，可我没办法，我喜欢他。尽管我们在一起要不幸，分手会痛苦，我都不在乎。来吧，再来几遍都可以！我不让他来我们团，没事我就去那家叫“吉利”的川菜馆找他，不睬经理的白眼。一起喝喝酒，闲聊一会儿。我发觉他和我们一年前认识时一样，处境、情绪都没什么变化。除了两周办几次舞会，他还兼做那些乌七八糟的空头生意。只是录像机变成微电脑，“傻瓜”相机变成自动按摩靠垫。他还是那么固执地要发笔横财。他跟我说：“我们种种不顺和苦恼归根结蒂一个穷字。为挖这个穷根，我什么都不吝，就是搭上一切也在所不惜。你为什么不说话？”他问我。
“我自知不敌。”
来找石岜的朋友很多，在“吉利”进进出出终日不断人。虽然他们互相请客时出手大方，喝了酒也会亲热得推心置腹，眼泪汪汪。但一谈到生意钱财就会立刻变得冷若冰霜，锱铢必较，有时还会吵得面红耳赤，破口大骂，每当石岜被人家“瘸子”“拐子”骂了一通后，蹒跚地走到我桌旁坐下，一言不发时，我就为他深深地难过。
我们演出，我都给他送票，他几乎都去看，坐在第一排。我一出台就能看到他，目不转睛，正襟危坐。《布莱伏》我的位置在前台，我几乎是在咫尺地俯视他，在他面前扭来扭去，众目睽睽之下，无所顾忌地互相凝视。《贡卡》舞最后要请一些观众同舞，我就下去和他说两句话。
“你为什么总不笑？别人都笑。”他老这样说我。
“你也不笑。”我说。
下次，我一出台他就微笑，我也笑，可很快，我们又不笑了，面孔呆板地互相凝视。
《贡卡》舞时我下台走到他面前，竟不知说什么好。
“演出完你回团吗？”他问。
“回。”
“我想在后台门口等你。”
“不，你别等。”我快步返回台上。后面的舞我只跳没看他。
散场后，我第一个洗完澡出来，在后台门口徘徊了很久，直到大家都出来上了车喊我，才上车回团。
第二天他没来。排练老师在条幕边骂我：“怎么啦？像袋土豆。”
“地板太滑。”我说，“站不稳。”
下台后，我到盥洗室拧开水龙头，把舞鞋浇湿。回到化妆室踩了踩松香，坐在镜前重新化妆。把眼圈旁洇了的油彩揩去，重搽。
“你为什么还不结婚？”我坐在“吉利”满屋酗酒喧嚣的青年男女中问他。
“我妈妈临死前嘱咐我，”他嘻嘻哈哈地说，“不到四十不许纳妾。”
“你发烧了？满脸通红。”
“昨天夜里蹬了被子，有点着凉。”我坐起来倚着。
“快躺下。”石岜按住我，“我坐会儿就走。我没事，就是来看看你——今天你没去找我。”
“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头晕就没打。”
“试表了吗？”
“早上试了。”
“药吃了吗？”
“嗯。”
“发烧就别去天津演出了，请个假。”
“没事，吃了药烧就会退的，这会儿已经好多了。”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我翻身向里，闭上眼睛。
“怎么了你，干吗哭？”
“你帮不上忙。”我一下哭出声，“想家了！”
“有句话想跟你说。”石岜在北京说。
“有什么话回去说不行吗？再过一个星期我就从天津回去了。”
“不行，就得现在说……”石岜的声音忽然微弱了，话筒里一片杂音。片刻，他的声音又清晰了，“去年秋天我做了一件蠢事，现在我非常非常后悔。我觉得我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了……你说话呀！说话呀……”
嘈切的杂音淹没了他的喊叫。
我从床上轻轻爬起来，穿衣服，蹑手蹑脚地开门去洗漱间。我梳洗了很长时间，一直到镜子里的人变得十分漂亮。我小心翼翼地拧开楼门的锁，走进院子里，翻过铁栅栏大门，来到空荡荡的街上。
晨曦已经出现在天际，路灯还未熄灭，偶尔，一辆早班车载着打瞌睡的售票员和乘客驶过。我在马路上匆匆走着，不时跑上两步。拐过一个街口，火车站庞大的身影矗立在眼前。候车室内灯光刺眼，一片寂静，成百上千的旅客无声无息、横七竖八地在地下椅上熟睡。我买了张站台票，小心翼翼地穿过这些或仰或侧、姿态不一、表情安详的人们，急煎煎地冲进站台。一列北上的特别快车拉着笛正要起动。我跳上最近的一节车厢，列车员见我拿的是站台票，往下赶我。“我认罚。”我冲她喊，生气地甩开她的手，走进车厢。列车呼啸着，一路不停地驶向北京。
北京的天已经亮了，下着倾盆大雨。我跑进雨里，身上立刻湿透了，我披散着头发在雨中的街上飞跑，溅起一路水花。 “过来避避雨，姑娘。”街旁屋檐下一个老太太冲我招手。我笑着摇着头跑远。看到“吉利”了，透过白茫茫的雨雾，我看到前面街旁刚开门的“吉利”餐厅，白底红字的招牌，店堂里飘出的蒸汽。跑进店里，我已经精疲力尽，光喘气说不出话，滴嗒下来的水很快在脚下形成个小水洼。“晶晶——你发什么疯！”
他诧异地瞪着眼，从桌旁站起向我走来。
“我想，想叫你，”我疲惫地靠着店门，大口喘着气笑着说：“惊喜一下——就跑来了。”
石岜叉着腰站在我面前看着我，一动不动，接着泪水涌进他的眼眶，他笑了。
“把你衣服都弄湿了。”我有气无力地笑着说，骨节被他勒得咔咔响。
那些天哟，我们真快活，深深沉溺在幸福中。我演出，他就坐在台下一场接一场地看，往返于京津道上，只为看我一个人。我不演出，我们就整日在初夏阳光灿烂的海河边，长安街上达闲逛。我挽着他，他搂着我的肩膀，开心地放声大笑，招摇过市。我说过，我们是相当般配、引人注目的一对，像电影里的情侣。甚至他那条跛腿在我们并肩而行时也成了一种独特的风采。
回到北京后，我们去街道办事处履行了婚姻登记手续。我们都通过了婚前检查，没有遗传病、传染病和其他不能结婚的疾病。我们的后代将是聪明、强壮的。当婚姻登记处的女职员问我：“于晶，你是自愿和石岜结婚吗？”我毫不害臊地大声说：“是！”惹得一屋子人都笑了。石岜也兴奋地红了脸。我却希望女职员再问问我，我会一迭声地回答：“是！是！是自愿的！”我们没买什么东西，因为是夏天，连新被褥也没做。我在团里散了点糖，和石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