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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陛下奋然感悟,思革其弊,进用三数大臣,
锐意于更张矣。于此之时,始增置谏官之员,以宠用言事之臣。俾之举职,
由是修纪纲而绳废坏,遂欲分别贤不有,进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骤见而
骇。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谓好讦阴私,或以为公相倾陷,或谓沽激名
誉,或谓自图进取,群言百端,几惑上听,上赖陛下,至圣至明,察见诸臣
本以忘身徇国,非为己利,谗间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渐为
信,自是以来,二十年间,台谏之选,屡得谠言之士,中间斥去奸邪,屏绝
权幸,拾遗救失,不可胜数,是则纳谏之善,从古所难。自陛下临御以来,
实为盛德,于朝廷补助之效,不为无功。今中外习安,上下已信纤邪之人,
凡所举动,每畏言事之臣,时政无巨细,亦惟言事官是听。原其自始,开发
言路,至于今日之成效,岂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过,似于激讦,逐
人之位,似人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无所利于其间尔。而天下之
人所以为信者,亦以其无所利焉。今拯并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将来奸佞者,
得以为说,而惑乱主听。今后言事者,不为人信,而无以自明,是则圣明用
谏之功。一旦由拯而坏,夫有所不取之谓廉,有所不为之谓耻。近臣举动,
人所议法,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而拯取其
所不宜取,为其所不宜为,岂惟自薄其身,亦所以开诱他时言事之臣,倾人
以觊得,相习而成风,此之为患,岂谓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无心耳。
夫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见之
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犹手探其物,口云不欲,虽欲自信,人谁信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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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所谓嫌疑之不可不避也。况如拯者,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
在朝廷。但其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而处之乖当,其人亦可惜也!
伏望陛下别选材臣为三司使,而处拯他职,置之京师,使拯得避嫌疑之
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节,不胜幸甚。臣叨尘侍从,职号论思,昔
尝亲见朝廷致谏之初甚难,今又复见陛下用谏之效已著,实不欲因拯而坏之
者,为朝廷惜也!臣言狂计愚,伏俟诛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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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
臣闻:“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故臣不避群邪切齿之祸,
敢干一人难犯之颜,惟赖圣明,幸加省察。
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
继罢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臣虽供职在外,
事不尽知,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良,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
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众善
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二求瑕;惟有指
以为朋,则可一时尽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
惟有专权,是上之所恶,故须此说,方可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无大过,
而一时尽逐。弼与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离间,必有以朋党专权之说,上
惑圣聪者,臣请试辨之。
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谠论,闻于中外,天下贤士,争相称慕。当时奸臣诬
作朋党,犹难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数人,并在两府,察其临事,可见其不
为朋党也。盖衍为人清慎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则纯信而
质直;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
故于议事,多不相从。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则力争而宽之;仲淹谓
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来。至如尹洙,
亦号仲淹之党,及争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
尹洙,此数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谓天下至今之贤也。平
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诤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见
衍等真得汉人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
臣闻有国之权,诚非臣下之得专也。然臣窃思仲淹等,自入两府以来,
不见其专权之迹,而但见其善避权也。权者得名位则可行,故好权之臣必贪
位。自陛下召琦与仲淹于陕西,琦等让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
学士,两命枢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恳让,让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坚。臣但
见其避让太繁,不见其好权贪位也,及陛下坚不许辞,方敢受命,然犹未敢
别有所为。陛下见其皆未行事,乃特开天章,召而赐坐,授以纸笔,使其条
事,然众人避让,不敢下笔,弼等亦不敢独有所述,因此又烦圣慈,特出手
诏,指定姓名,专责弼等条列大事而施行之,弼等迟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条
数事。仲淹深练世事,必知凡百难猛更张,故其所陈,志在远大,而多若迂
缓,但欲渐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虽锐,然亦不敢自出意见,但多举
祖宗故事,请陛下择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
弼等,蒙陛下如此坚意委任,督责丁宁,而犹迟缓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
巧谮,已曰专权者,岂不诬哉!至如两路宣抚,圣朝常遣大臣,况自中国之
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劳困及于天下。北虏乘衅,违盟而动,
其书辞侮慢,至有贵国祖宗之言。陛下愤耻虽深,但以边防无备,未可与争,
屈意买和,莫大之辱。弼等见中国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进用之恩,故
各自请行,力思雪耻。沿山傍海,不惮勤劳,欲使武备再修,国威复振。臣
见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权以御四夷,未见其侵权而作过也。
伏维陛下睿哲聪明,有知人之圣。臣下能否,洞见不遗,故于千官百辟
之中,特选得此数人,骤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
之福也。今此数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此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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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圣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际,恩礼各优。今仲
淹四路之任,亦不轻矣。惟愿陛下拒绝群谤,委任不疑,使尽其所为,犹有
裨补。方今西北二虏,交诤未已,正是天与陛下经营之时,如弼与琦,岂可
置之闲处?伏望陛下早辨谗巧,特加图任,则不胜幸甚。
臣自前岁召入谏院,十月之内,七受圣恩。而致身两制,方思君宠至深,
未知报效之所,今群邪争进谗巧,正士继去朝廷,乃臣忘身报国之秋,岂可
缄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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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修河第三状
右臣伏见朝廷定议,开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横陇故道,此大事也。中外
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为国家极言其利害者,何哉?盖其说有三:一曰畏
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无奇策。
今执政之臣,用心于河事,亦劳矣。初欲试十万人之役以开故道,既又
舍故道而修六塔,未及兴役,遽又罢之。已而终为言利者所胜,今又复修。
然则其势难于复止也。夫以执政大臣锐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复止之势,固
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虽知不便而罕肯言也。
李仲昌小人,利口伪言,众所共恶。今执政之臣既用其议,必主其人。
且自古未有无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虽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
塔,将来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为大臣所主,欲与之争未
形之害,势必难夺。就使能夺其议,则言者犹须独任恩、冀为患之责,使仲
昌得以为辞,大臣得以归罪。此所以虽知不便而罕敢言也。
今执政之臣用心太过,不思自古无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为患。若得河
不为患,虽竭人力,犹当为之。况闻仲昌利口诡辩,谓费物少而用功不多,
不得不信为奇策,于是决意用之。今言者谓故道既不可复,六塔又不可修,
诘其如何,则又无奇策以取胜。此所以虽知不便而罕肯言也。
众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独敢言者,臣谓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兴利
除害尔。若果知其为患愈大,则岂有不回者哉。至于顾小人之后患,则非臣
之所虑也。且事欲知利害、权重轻,有不得已,则择其害少而患轻者为之,
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况治水本无奇策,相地势、谨堤防,顺水性之所趋尔。
虽大禹不过此也。夫所谓奇策者,不大利则大害;若循常之计,虽无大利,
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择利者之所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终
不可成而为害愈大;言顺水治堤者,常谈也,然无大利亦无大害。不知为国
计者欲何所择哉?若谓利害不可必,但聚大众,兴大役,劳民困国以试奇策,
而侥幸于有成者,臣谓虽执政之臣亦未必肯为也。
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详,而未蒙采听。今复略陈其大要,惟陛下诏计议
之臣择之。
臣谓河水未始不为患,今顺已决之流,治堤防于恩、冀者,其患一而迟。
塞商胡,复故道者,其患一而速。开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为害无涯。
自河决横陇以来,大名金堤埽岁岁增治;及商胡再决,而金堤益大加功。
独恩、冀之间自商胡决后,议者贪建塞河之策,未尝留意于堤防,是以今河
水势浸溢。今若专意并力于恩、冀之间,谨治堤防,则河患可御,不至于大
害。所谓其患一者,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