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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认为我这些日子过得挺好，那你们就错了。每当我回到家，总能看到妈妈在哭泣。她可不是因为切洋葱而流泪。智利的来信好像打开了水闸。我宁愿妈妈哭泣，因为爸爸从来不哭，但是却使劲地抠着家具，要是我们在他眼前，他就会随便打我们几下。他和妈妈总是争吵。她说想回智利，她应该和同志们一起剥蒜。但是，不久妈妈便意识到自己太多愁善感了，现在没有一封智利的来信里面不写着哪位同志牺牲了，或者被捕了。我习惯于周六的早晨打开信箱，如果有信，到星期一我才交给爸爸妈妈。这样，至少在周末的时候，爸爸妈妈不必难过了。老爸要是知道了这件事，肯定会踹我一脚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过得并不好。
最先和我做朋友的是希腊人。他们也是两兄弟，和我同龄。当然，他们的姓名很奇怪。他们姓库米德斯，大的叫荷马，小的叫苏格拉底。他们的德语讲得不错，因为他们已经在德国呆了五年多了。我们认识的那天，我正一边削着铅笔，一边靠着墙晒太阳。他们用西班牙语对我说：“你好，同志！”。这是他们会的惟一一句西班牙语，但是他们和我的关系很好，直到不久以前，他们回了希腊。那天，荷马走近我，举起左手的一根手指，对我说：“皮诺切特，”接着又举起右手的手指，对我说，“伊奥安尼德斯，”然后，他把手横放在咽喉处，做出砍头的动作，说，“将来一起完蛋。”我说：“我们必胜。”荷马和苏格拉底是我最早的好朋友。他们带我去他们家里，教我品尝美酒，教我跳“索瓦”舞，最重要的是，他们教会了我说德语。
一天，在库米德斯先生家里，老先生让我们穿戴整齐，带我们去剧院。我们去了。当然了，那并不是什么剧院，而是科技大学内看似剧院的礼堂而已。很多人向募捐箱里捐钱。荷马告诉我所有的钱都将用来帮助希腊人民。我们两个凑了一马克，也放进捐款箱里。然后，一位歌手走了出来，在乐队的伴奏下开始演唱，乐队演奏的乐器我都不认识，不过有一个小件乐器看上去很像五弦琴。
我们也有很出色的乐队。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得奇兰帕约、因蒂·伊里玛尼和“美洲解放”乐队。但是我们和希腊人有很大的区别，当歌手开始演唱的时候，他们全场起立，手握拳头，随着乐曲一起歌唱，直到演出结束。而且他们一直在流泪。荷马也在哭。我们离开的时候，老库米德斯，我觉得他距离我差不多有两米远，一把将我举起，紧紧地抓着我，对我说：“我们必胜。”我想如果不是因为我和埃迪特那么要好，我一定会跟荷马以及苏格拉底去希腊的。
一天，我起得很早，准备上学，看到爸爸在厨房里将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大，听着新闻。他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我不要说话，我自己做了个果酱面包，和他一起收听广播。节目结束的时候，我爸爸几乎不能喘气了。“你听懂了什么？”他问我。“伊奥安尼德斯倒台了，”我说。“你的耳朵洗干净了吗？”“是的，爸爸，”我说。“那你知道广播里面说什么吗？”“我刚才说过了，爸爸，希腊的法西斯政权倒台了。”
我爸爸慢慢地晃着脑袋，慢慢地啜饮着咖啡，连点渣子都没有剩。我没有动。我的爸爸很焦躁不安。我甚至担心他会猝死。五分钟之后，他从杯子上面回过神来，对我说：“你在干吗？还不快过来和你爸爸一起庆贺？”我几乎死了过去。我走了过去，爸爸紧紧搂着我的头，把我的头发全弄乱了，好长一段时间，我紧紧帖在他的胸口。后来，他对我说：“好了，去学校看你的朋友吧。别在厨房傻站着，你上学要晚了。”
我穿上阿迪达斯（贝肯鲍尔穿的也是这个牌子），飞也似地奔向学校。我正好赶到，但是荷马不在班上。我告诉埃迪特希腊独裁者伊奥安尼德斯倒台了，她睁大了眼睛，指甲嵌进了嘴唇，我很喜欢看太阳照耀在她嬉皮士一般的鬈发上。我喜欢称呼埃迪特“小鬈毛”。
苏格拉底也不在操场上。数学课上，我根本不能专心听讲，快11点5分，我来到库米德斯一家在威克莱夫大街的住所，门完全敞开着，我一眼便看到房子已经空了，两个我不认识的家伙躺在地板上睡觉。
我穿过走廊，来到卧室前面，慢慢地敲门。“请进。”这是库米德斯先生的声音。他的声音沙哑而又有力，就像他的八字胡一样。我爸爸的八字胡也很张扬，但是他的声音不是这样沙哑。我发现德国人不喜欢留八字胡。老库米德斯光溜溜地躺在床上，在他的右边，睡着光溜溜的荷马，他的左边，同样赤裸身子的苏格拉底下准备穿衣服。库米德斯太太正对镜梳妆，她穿着沙滩装，不过她正要穿衣服，所以沙滩装里面同样什么都没有。
库米德斯夫人的鼻子有点大，但是当别人和她讲话的时候，她总是盯着对方的眼睛，好像那个家伙是全柏林最聪明的人一样。我是库米德斯太太的狂热的崇拜者，但这并不是因为她是荷马和苏格拉底的母亲的缘故。
突然之间，我发现墙上全空了，地上的箱子也装满了。我迷惑不解，然后便恍然大悟。库米德斯夫妇看出来我知道了一切。库米德斯太太温柔的时候，就会从内心深处流露出一种大狗般深情的目光。他们两个看着我，好像一对新婚夫妇坐在海边的岩石上，而我就是那诗一般的地平线。
“你知道了？”他问我，他的声音轻缓而又低沉，似乎不想吵醒两个孩子。
我点点头，紧紧地咬着牙齿，我使劲地握着左拳，举起，在空中摇动，好像击打着天空。他举起了拳头，但是没有摇动，他的脖子涨红了，在八字胡下面像一口烧红的铁锅。我想要是有人这个时候进来，看到我们两个高举着拳头，看到穿着晨衣的库米德斯太太和打着呼噜的荷马和苏格拉底，一定会把我们送到疯人院的。
当天晚上，库米德斯夫妇邀请我的父母去吃饭。我的父母接受了邀请，因为我们家里缺很多东西，而库米德斯夫妇说我们可以带走看中的东西，尽管他们也没有什么。他们没有说谎。不过，墙上挂着库米德斯太太亲手做的漂亮的织物，而且荷马把他的那件有衬里的厚外衣送给我了。他告诉我在希腊用不着冬天穿的衣服。
第二天，在机场，就在广播登机的那一刻，他把外衣交给了我。我做了一个非常动听的演说，替他向教师告别。这个月，我妈妈正打算再给我弄件外套，因为我一下子长了很多。从荷马自雅典寄来的照片看，荷马应该比我高。他们热情邀请我暑假去希腊，我想我会去的，因为坦白地说，我正在打工。上完课，我要在街区的阿尔布莱希特工作两个小时，收拾纸盒子，清扫到处乱扔的垃圾。
当然了，我还没有变成洛克菲勒，因为我的父母和那个一天要生吞三本连环画杂志的弟弟都要用钱，而且我还要带埃迪特去看电影或者去跳舞。但是不管怎样，我已经攒了三百马克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份，我将攒更多的钱，这样就付得起去希腊的往返机票了。他们说那里的松香葡萄酒比我们街区上卖的便宜得多。
现在我和从前一样，没什么改变。我总是绕着弯子，挑高兴的事儿和他们说。但是有一阵儿，我是全柏林最惨的小孩儿。我不好意思讲出这些事儿。我不喜欢称自己是“小孩儿”，因为我爸爸对我们说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童年时代结束了。
情况会很严峻，我们必须表现得像男人。我们不能沿街乞讨，因为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混口饭吃。德国人对我们的同情比军舰还要强大，但是我们得用自己的指甲刺痛自己。德国人捐的钱必须帮助那些还在国内的同志。我们在这边花的每一个比索都会使法西斯的统治延长一天。我的爸爸说他真希望我们成为男人，而且不要卷入麻烦中。我们作为政治流亡者生活在这里，一旦惹事，就会被驱逐出境。我爸爸是一个做这类演讲的专家。有一个星期，我们连走路都踮着脚尖。我们就像幽灵一样爬上五楼的寓所，生怕老妇人们抱怨。有六个月，我们连点肉星都没见到，更不用说那些令人垂涎欲滴的香肠了。
另外，当时是冬天。我走在动物园，寻找着一点点的阳光。柏林的阳光是惟一便宜的东西，但是经常缺乏。等我学会了一点德语单词，便穿过动物园，走进地铁站，或者经过动物园，然后在库达姆大街上徘徊。我的身上连一个比索都没有，衣兜像士兵的衬衫一样被熨得很平整。如果别人推搡我的话，我身上绝对不会发出硬币的响声。现在想起这些，我觉得自己那时不但是柏林最惨的孩子，而且是全欧洲最惨的孩子，因为如果我只是柏林最惨的孩子，我就不会和别人说了。我很悲惨，身上连一个芬尼都没有，真想大哭一场。
天很冷的时候，我躲在卡德威＇柏林最著名的一家超市，位于库达姆街＇的六层，那里不错。总有些女人在食品专柜发放试吃品，我吃了这样，又换那样。一块奶酪，一块面包，然后一块巧克力，一小杯葡萄酒。一只煮过的大虾。如果一个人走个来回，午饭就解决了。我没有饿死。现在爸爸妈妈有了工作，我们甚至不时能吃上油醋拌碎肉，但是在最初的那几个月，我是家里惟一一个脸色没有变苍白的人。一天，正当他们在家里抱怨饥饿、寒冷、痛苦和法西斯的时候，我对爸爸妈妈说为什么我们不一起去卡德威的六层吃午饭呢？当时，我爸爸打了我一巴掌，因为我所说的纯属蠢话，但是有一天，为了办理流亡手续，我们在纽伦堡进行体检，我父亲说他觉得挨饿很丢脸，因为他们居然拿他的血去化验，卡德威怎么样？既然我们已经在这儿了，不如过去看看吧。
那天，我和爸爸在一起很快乐。我们在那里吃了一个小时，特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