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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找便宜的地方，而且能找到同乡帮助的地方落脚，穿着家乡带来的衣服，还没学会城市的斯文，所以在街上大声说着家乡话。等渐渐熟悉了，找到工作了，就开始早出晚归。再等挣到了钱，学会了城市口音，就开始从这里搬出去，脱胎换骨，做纽约或者上海人。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总是着急要成一个真正的都市人，在纽约，人们说〃as
American as apple pie〃（像苹果派一样地道的美国人）。犹太青年剃掉他们两鬓的长胡子，换名字叫约翰或者琼。华人的年轻夫妇就是在卧室里也说英文。在上海的一家山东人家里，母亲不得不在饭桌上说半生不熟的上海话，因为她的那些孩子不说一句山东话，小时候他们个个都会说，现在再也不愿意说了。
它到了小康的皇后中心站，那里有点欣欣向荣的意思。街上走着穿蓝布裙子的东方少女，老人推着小孩车，小伙子飞车在街道上穿行，前斗里装着大白盒子，里面是外卖的热比萨饼，从窗子里看过去，一脸肃杀的高丽男孩穿着白大褂，在大房子里练空手道。那里有一些房价不贵、社区不错、公立学校的质量也好的地段，像森林小丘区。这里是在美国站住了脚的新移民喜欢置业的地方，特别是重视孩子教育的华人和犹太人家庭，在第一代人住进了自己的套房里松一口气时，第二代人正在刻苦读书，要过桥住到曼哈顿的大房子里去，这就是美国梦，只要人到美国就会有。
七号线最后到达发拉盛，这时车厢里大多是东方人的脸了，这里是韩国人和中国人的社区，超级市场里能闻到东方食物的复杂气味，教堂里的牧师也是黑头发扁鼻子。高丽人的脸上有一种毅然决然的杀气，他们就是不说话，也让温和的江南人看了心里发毛。晚上回去，出了地铁站，绕过商业街，我住的地方要经过高丽人的社区，看着迎面而来那些严峻的人脸，我常常心惊胆战而过，然后听到台湾人家的客厅里潘美辰厚厚的歌声，才松下一口气来，觉得自己差不多等于到家了。
在纽约的感觉与在欧洲那些小城的感觉实在是不同的，在欧洲的小城里，一个黑头发的人总是被人笑着问：〃你是从哪里来的？〃说到中国，就常常听到一声口哨：〃那么远啊！〃有个西班牙北部的小孩子看着面前那张奇怪的脸不肯回家，问：〃妈妈，你说她是法国人吧？〃就是在萨尔茨堡这样的旅游城市，在莫扎特故居对面的小烟杂店里，也买不到一张够寄到中国去的明信片邮票。店主人笑着说：〃我的天，我没想到在我这样的小店里会来一个人，要买寄到中国去的邮票。〃
而纽约，只要你上街，就看到黑人的脸，华人的脸，高丽人的脸，墨西哥人的脸，德国人的脸，荷兰人的脸，俄罗斯人的脸，印度人的脸，犹太人的脸，全世界各地人的脸，它们在你的眼前晃，像在大色拉盆子里面正在拌酱的西红柿、土豆、洋葱、生菜和胡萝卜，开始可能你好奇，听到一声像宁波官话似的声音会回头去找，可你看到的是一张从南美来的棕红色的脸，他在说他的家乡话，然后你的头很快就昏了，对不同人种的好奇渐渐淡去，迎面走来穿得再怪的人，他们发出再怪的声音，都泰然处之。
于是，纽约让人觉得能为所欲为，为了证明自己的自由，我的一个朋友，一个个头高大的新移民，在第五街梅西百货店灯光灿烂的门口张开他的手臂，踮起脚来，纵情大唱一声：〃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那是芭蕾舞剧《白毛女》里的歌。果然，在街上走过的人没有一个停下来看他，也没有一个人多看他两眼，大部充耳不闻地走过去。这和上海公共汽车上有时会看到的情形一样。有时在公共汽车上，能看到头发花白、手指粗大的一对夫妇，合坐在一张单人座位上，老太太几乎坐在老公的腿上，面对一车厢的人，她纯朴的脸上又害羞又陶然，还有点不知所措。他们一定是看到年轻情人的放肆，觉得自己也能试试，从前在家乡，想必是手也不能拉着上街的，周围的上海人脸上有点啼笑皆非的样子，但与纽约人一样，在没有危及自己的时候，他们什么也不说。而要是你像在纽约或者上海那样无视红绿灯，与汽车抢马路，边上很可能会有一个推小孩车的妇女严肃地对你说，希望你至少不要在有孩子在周围的时候这样做，因为你在无形中为他们的孩子做出破坏秩序的榜样。她的额头都涨红了，因为她很恼怒，而且不得不说出来。
因为背景复杂的外来者带来了不容易被理解的举止风俗，大家一旦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就不得不打开自己的眼界，丧失自己的好奇心，懂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地做人，也懂得不求一律地做自己。从欧洲到美国，我觉得自己突然不那么被关注了，从遥远地方而来的吸引力骤然消失，只是一个在街上走着的任何影子。所以，从俄亥俄来纽约的红脖子男孩总是抱怨纽约的冷漠，想念家乡小镇上居民亲如一家的紧密关系，就像从无为县来上海的女孩子感到非常孤独一样。没有人会因为他们是外来者而特别在意他们，甚至他们这些在都市中出生长大的人也不像他们爱家乡一样在意自己的城市。
在新泽西干干净净的中产阶级小镇上不敢把糖纸乱扔的我，到了格林威治村，晚上从地铁站里出来，看到风将地上的一只用过的塑料袋吹得在街心团团转，立刻把一路上在手里捏着的冰激凌纸往树下扔过去，一刹那间，就恢复在上海的习惯。上海和纽约一样，是无论如何也弄不干净的城市，安徽民工把建筑垃圾往马路上乱倒，四川女孩吃完盒饭把大排骨头丢到花坛下面，从外地来的人只知道自己是离开了家乡为找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地方不是他们的家，他们不在乎这里的一草一木，他们也来不及在乎。有一个早上，在延庆路上，我看到墙角有一大摊消化良好的成人粪便，能看出来那人吃得很好，身体也好，只是匆忙中找不到出恭的地方，于是趁着夜色，就地方便。这不会是在上海有家的人能做出来的事。
这移民的城市有时就像是一个大中转站，总是在流动着，总是在到来与离开的匆忙之中，那里的地上全是脚印子，那里的窗台上常常被人放下喝光的可乐瓶子，那里的垃圾被人随手乱扔，就是这样。这是都市的冷漠和自由带来的，也有人就是爱这样的自由气息，像小孩子常常因为穿新衣服有太多的约束而宁可穿旧衣服，他们看到一只用过的塑料袋在街心随风飞舞，会突然觉得身心俱醒，将自己从循规蹈矩的轨道里脱离出来。
然后你发现自己不是一个从俄亥俄来的、或者是无为县来的人，这里没人认识你，没人知道你小时候总是拖着两条黄龙鼻涕，数学考六十分，你爸爸妈妈曾在春节里大打出手，你十五岁时爱上一个女孩，可那女孩把你写的情书在班级里公开。你突然没有了过去，只是一个现在在都市里找自己梦想的人，没人理会你怎么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梦想，来到了这样的城市，就像进了浴室，轻松就将你身上的所有痕迹洗掉，然后，你可以像新生的婴儿，在这没人知道老底的地方再生活一次，找你想要的、不同于从前的生活。很可能你是失败了，可你找过，做过，到老了，你的心像是一本百科全书，这也是你这一生的收获。
但是，各种版本的成功故事总是在纽约或者上海的人群中流传着，就像神话故事在各个民族中用一种惊人相似的形式流传一样。你可以说一个买烂水果的麻脸青年后来拥有了庄园一样大的别墅的故事是发生在纽约而不是在上海，你也可以说一个家无四壁的犹太难民后来能将办公总部设在第五大道帝国大厦里的故事发生在上海而不是纽约。还有了个没有工作而身怀一技的聋哑人在上海终于名利双收，而且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建立了自己的家；还有一个青年到纽约时只有二十九美元，而当他十年以后回家时，他已经是可将自己的油画拍卖到天文数字的成功画家。这些故事总是在上海或者纽约的人们中传来传去，成为移民城市中生生不灭的童话。
然后你发现在曼哈顿说着千百种有口音的英语，或者在外滩说着有口音的上海话的人，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他们都是因为自己的梦想来这里的，虽然梦想也有千百种之多，他们都不是束手待毙的人。街口匆匆而过的行人走向四面八方，带着同一种不在乎一切怪异的神情奔向自己的前方。
上海女子的相克相生之地
午休时，杜小姐在自己的写字台上摊开眼影粉盒、胭脂粉盒、眉笔、眼线笔、唇线笔、唇膏和黑毛小刷子，化妆盒里的小镜子在手里摇摇晃晃，在天花板上反射出了一块块明亮的圆圈。打扮好了，她站在摆满了旧写字桌、还保留着午餐的食物气味的办公室中央，像在平庸的居民区里，缩手缩脚开进来一辆新的凯迪拉克车。
她这是散步去，办公室离淮海中路很近，这是她喜欢自己办公室的一个原因。她穿过一小条马路，就到淮海中路上。冬天的阳光从高大的梧桐树秃枝上照下来，街边房屋整齐，行人的皮鞋很亮。这里是上海的脸面，像纽约的第五大道，东京的银座，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还有彼得堡的涅瓦大街。最贵的商店，最好看的商品都在这里闪闪发光。常常可以看到高挑美丽的女子拎着名牌店铺里的牛皮纸大袋袋，有的人真的像是从时尚杂志的照片上走下来的。上海本地人总是说，外地人去南京路，上海人去淮海路，因为淮海路更和上海人的胃口。一走上淮海中路，杜小姐就自然了。
她穿得少，冬天不穿棉是许多上海女子的传统，因为不愿意失去身体的线条，所以常常在冬天的时候她们不伸手出来与人握手，因为那手像冰一样。
一个面色菜黄的女子，穿着一身一针针精心织起来的马海毛绛色长裙，上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