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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忽然停了下来，望着傅作义，认真的说道，“其实，我是反对这场战争的。这些经过抗战的部队，都是很宝贵的，我不能看到他们互相撕杀，傅将军也要三思。”
他没有多说，以他对西南的了解，他相信很快就会有政工人员来劝说和策反二人，自己之所以没有动摇，既不接受那些钱财许诺，也不为那些民族大义所动，不过是为了报效党国，报效委员长的栽培罢了。
但他坚信，如今党国要员中，怕是很难找出一个能像自己一样看得清楚局势的人，当然，也许东北的那位张少帅也一样吧。
如今的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南联治政府相比，在各方面都呈现了出了巨大的落后。无论是军事、科技、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几乎都是全方面落后。从他接触过的西南军官兵来看，无论是陈军这样的草根将军，还是一个小卒子，都能给人和国军官兵完全的感觉。
他们的精神面貌，他们的政治觉悟，他们的思想，都不是国军官兵能比的。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陈诚曾经问一名受伤的西南军士兵，问他为什么而战，结果这个整个头包得像粽子一样的士兵，居然挣扎着拿出了一张照片，指着上面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女人说道，“为了保护她，让小家伙以后能过上好日子。”
他还清楚的记得，自己当时只是以普通国民党军官的身份慰问战地医院，对方并不知道他是陈诚。
见自己摇头，那么小兵以为自己不信他，接着又补充道，“长官不要笑话我，我没啥文化，但说的都是实话。我不会说话，不过政委教导我们，我们的付出除了是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同样是在努力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过上好日子。”
“难道你不怕牺牲吗？”
“说不怕是假的，不过班长说过，怕死为什么来军队呢？不如在家抱孩子。既然来了，该上就要上的。”
“这如果是一个领导人的想法，那该是如何的惊人，只是被灌输到了小兵的身上。”陈诚还记得自己当时的感慨。
傅作义伸手与陈诚握了握，远处的军车已经等候多时了，将有专机将陈诚送到南京，至于到了南京后，是被软禁还是束之高阁，就要看他与委员长之间谈的怎么样了。
不过，从内心最深处，傅作义是很不看好陈诚的前途，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国军全面失败的时候，或许，不被找个借口打入囚牢就是好事了吧。
1932年12月下旬，汤恩伯与傅作义正式接管津京战区，经过短暂的整训，在更换了几个“有问题”的师长后，汤恩伯下令对津京一带的中国军队展开了进攻。
西南军依托天津、廊坊和大兴机场这三点一线，与国军十几万大军展开了激烈战斗。
与此同时，西南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护送着一大批补给物资在天津登陆，同日，舰载机出击，配合大兴机场的战机，对进攻大兴防御圈的国军展开了猛烈的空袭。
两支抗日军队终于不可避免地碰撞在了一起，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对错之分，西南与南京国民政府必须通过全方面的一战来决出胜负，津京战场作为重点战场之一，将必然成为争夺多重要目标。所幸的是，双方都没有对城市进行大规模破坏，更多的是在进行大规模野战。
1933年1月1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下令张学良留下“足够力量之防线守军”后，回师津京，给胶着的战场注入一支援军。
然而，蒋介石的电令居然被张学良亲自回绝，并与1932年1月2日，发表全国通电，宣布东北军第二次改旗易帜，脱离国民党，毅然打出了西南军黄金龙旗的旗号，并电请西南早日派员整编东北军。
在那一天，蔓延数地的宁锦防线一片欢腾，对西南早就充满了无限向往的东北军无不欢呼沸腾，要知道，东北军向国民党屈服的时间并不长，各级将领大多都还忠于张学良，对于大力支援东北军抗战的西南军好感多多，对于南京却缺乏忠诚，改旗易帜虽然非常突然，但却受到了广大东北官兵的支持。
张学良在改旗易帜的通告中这样说道：“……旨在建立平等、自由、富强、廉洁、公正之强大中国，而不是屈服于腐朽政权之统治，特改旗易帜，服从西南命令。望诸公……”
通电一出，天下震惊，在南京国民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时，西南最高领导人张蜀生亲自紧跟着通电天下，命令张学良为西南军东北抗日总指挥，任命霍卫国为东北抗日副总指挥，并表示愿意以诚相待二十万东北军，并承担起东北军之抚恤、补给等问题。
同时，西南宣布将加大对东北军之补给力度，对于张学良电请整编一事，则回以“战时特殊，可容随后再行整编”。
这也算是给东北军上下一个交代，并没有打蛇沿棍上，急着对东北军指手画脚，反而给予了张学良全权指挥特权，只是以霍卫国辅助，协同指挥抗战事宜。
东北哗变，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打击犹如是推倒了一座山后，又撞塌了另外几座山，恶劣至极的连锁反应，让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发表斥电。
在电文中，蒋委员长斥责张学良不遵中央，与西南图谋多时，逆行反叛之事必将受到严厉之惩戒云云。
东北第二次改旗易帜事件，影响极其广泛，似乎给其他的国军部队树立了一面旗帜。
1933年，1月15日，在西南军大军围堵近半月后，老奸巨猾的阎锡山终于成了东北易帜后第二个屈从的国军大鳄。阎锡山在太原宣布逮捕忠于南京的两个师长，同时接受西南军整编。
而与之对应的，西南宣布任命阎锡山为山西省长，同时，西南军在完成对山西军队的甄别工作，清除了一批人民公敌一般的害群之马后，将山西军队暂编在列，等候战后统一整编。
山西过后，在陈调元部彻底败走湖北后，湖南全省宣布加入西南联治政府。
1933年2月1日，福建、江西两省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同时以“民意不可违，应顺应民心”为由，宣布加入西南联治政府。
西南也同时发布公告，对这些投诚的省份表示欢迎，并且表示在日后的政府重组时，将给予原国民党各级官员同样待遇之考核机会，只要通过严格考核，西南绝不排斥国民党官员加入新政府。
1933年2月是一个非常热闹的月份，整个北伐战场上，共有15个师的师长带着部队向西南投降，其中甚至有华中战区的国军副司令徐永昌，江浙东南战区15军军长薛岳，另外又有湖北宣布加入西南联合自治政府。
1933年3月，韩复渠、宋哲元联合率部反蒋，突然调转枪口对准汤恩伯，两人共计8个乙等师的部队，转瞬就成了西南军。而性格直爽，为人正气的张自忠更是怒斥汤恩伯，言明国民党大势已去，让其看清形势，早日结束内战。
在韩复渠二人反国民党后，津京战场方面，国民党的形势开始急转直下，甚至东北张学良也派了四个师的援军南下，支援津京战场。
1933年3月15日，被西南沟通许久的傅作义终于被民族大义所动，率部投诚，并出奇兵俘虏汤恩伯及其以下之仇视西南之党国官员近百人，指挥中心被端了后，津京战场形势大逆转，十几万国军最终全部投降，改旗易帜，归属西南。
津京战场事毕后，傅作义部留驻天津，宋哲元率部坐镇河北，韩复渠则回到山东，宣布山东易帜。完成准备后，解除了后顾之忧后，陈军率领四个师近六万精锐大军离开天津，开始沿津浦线向南进攻。
同时，西南军在陶谦的指挥下，成为进展最迅速的一方，早在3月初就拿下了杭州，兵临上海滩。
面对着已经近在咫尺的西南军，国民党集中了近三十万大军，构筑了号称铁桶一般的淞沪防线。
1933年3月20日，西南军一部乘船登陆上海，从长江口上岸，沿着宝山方向对日军的淞沪防线侧翼发起猛攻。同时，西南军主力则从正面发起猛攻，在飞机和坦克的协同下，战线被补充到了8个师的东南集群一鼓作气地攻破，历时一周时间，彻底解决了战斗。战斗的结果是，大部分国军投降，其余大多逃窜回乡，真正被打死打伤的反而不多。
与此同时，吴铁军负责的西南集群从山西出发，半个月时间拿下了河南，和陈军的津京军团呈几乎并行的趋势，经安徽，直逼南京而去。
和东南军团，西南军团，津京军团相比，华中军团虽然人数并不多，只有六个师，但以西南部队之精锐，装备优良，面对二十万国军的围堵，也同样突破迅速，在俘虏甚重的情况下，击溃了不少以师为单位的国军。在其他三路大军进军南京的时候，华中集群也沿合肥方向，向南京进发。
四路大军，补充到30多个西南师组成的庞大进攻力量，在加入了一些投诚的国军开明师长所带领的部队后，整个进攻力量达到了四十个师。四十个师的西南武装终于在南京附近遇到了国民党最后也是最顽强的抵抗力量。
在整合了败退到南京的部队后，国民党集中了五十多个师的部队，由蒋介石亲自担任战区司令，防御西南的进攻。虽然国军同样人多势众，但西南却走的是精兵路线，战力非凡，尤其是航母舰队提供的空中支援，更是将国军绝对的比了下去。
1933年3月30日，在北伐战争发起五个月后，西南与南京终于在南京附近展开了决战。西南通电南京政府，劝告对方大势已去，放下武器投降才是唯一出路。而南京方面则表示将战斗到底。
这将是一场血流成河的战斗，和之前的战斗不同，大多是被西南军强势突破包围后，解决了战斗，这次战斗很可能会死伤惨重。就在张蜀生准备忍痛下达总攻命令时，南京却突然传来兵变的消息。
第29军军长佟麟阁将军，率部连夜包围了总统府和政要官邸，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将几乎整个国民党军政要员阶层一网打尽。
在佟麟阁将军的“正确规劝”下，蒋介石发布告国民电，通电下野前言称内战须早日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