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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参加辛亥起义时的那点革命性已经日渐淡化。身为同盟会前辈，国民党元老，却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常与国民党势同水火；自称为孙中山的学生，却屡屡欺骗、背叛孙中山。对当时曾在政治舞台上风云一时的各种力量，他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朝秦暮楚，纵橫捭阖，常常能左右逢源，在投机中得利。对北洋军阀各派如此，对新军阀的各派力量亦如此，甚至对侵略中国的日本人也如此。最终因对共产党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却没能如愿以偿，从而孤家寡人地结束了四十多年的政治生涯，同时也就宣告了他的处世哲学和政治原则的破产。
他的哲学和原则是什么呢？是所谓“在存在中求生存”。
阎锡山心目中的“存在”，就是他自己及其集团的存在，就是他所鼓吹的那套理论的存在，就是他的独立王国的存在。
应当说，在当时的军阀中，阎锡山是个有思想的人物。他有儒家文化的基础，又受过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教育，还潜心研究过共产主义学说，肯学习，多思考，长于政治设计。终其一生来看，真正成为他的思想核心的，还是儒家思想。对于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长处，他的吸收利用，不曾超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畴；而对于共产主义学说的研究，更直接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和反对。他一贯自视甚高，对于历届“中央政府”的政令，从来不当回事。山西的事情，都由他自己设计，自己操作。成败另论，这种以治国方式治省的做法，是他的一大特征。而正因如此，他把山西视作不容别人插手的自己的领地。“保境安民”也好，“守土抗战”也好，“埋头建设”也好，目标都锁定治下的土地。这体现了他保守的一面，也显现出他讲究实际的一面。
要在混乱的历史环境中存在，或者说，这样的历史环境选择的生存对象，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要有相当的实力，要有枪杆子；二是要有在天翻地覆的混乱局势中投机取巧的策略和能力。缺乏前者，有再好的改造社会建设国家的蓝图也只能化为泡影。孙中山先生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先驱，多次遭遇失望和愤怒之后，终于明白了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中国共产党也是在遭遇失败，经历血的教训之后，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而这个道理，以拥兵自重、靠军队割据为特征的军阀们，千百年来就天经地义般信奉无疑。至于后者，看似简单，实则非同小可。乱世的特征就是瞬息万变，不善于观风向，不善于抓机遇，不善于使诡计，不善于变面孔……，一句话，不善于适应环境利用矛盾，就失却了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比喻的说法，前者是硬件，后者是软件。
在适应当时历史环境的“硬件”和“软件”方面，阎锡山可谓二者具备，不仅具备，而且比较杰出。
他所依据的山西，在经济和军事上都是弱省。这就要求，他必须努力加强这块根据地的建设，发展经济，增强实力，不断扩大军队。这一点，他看到了，并且也做到了；在群雄割据，瞬息万变的时势中，作为比较弱小的一方，必须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有灵活多变的策略，适应环境，利用机会，利用矛盾，在保证生存的基础上求得发展。这一点，他不仅看到了，做到了，而且做得令人眼花缭乱。一个比较弱小的力量，在众多强大势力的空档中生存发展起来了。当人们对他的投机善变表现出极大的厌恶和鄙视时，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也是他的成功的一部分。
代表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广大贫苦农民利益的共产党，一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就使得两千多年来传统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时势演义，发生了质的变化。抗日战争的进程，又使这种变化产生巨大转折。
阎锡山从他的“存在”需要出发，参加抗日，并与共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在抗战初期和中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八路军在山西建立并日益扩大的根据地，不仅对抗战的胜利进程发挥了关键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此后取得全国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终，阎锡山只讲自己的“存在”，而不看历史的大势；精明的算盘被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野心所左右，顽固坚持反共到底，结果就是被历史无情地抛弃。
阎锡山有过他的辉煌顶点，那就是成为众多地方实力派的领袖；有过他的历史功绩，那就是参加并领导辛亥革命的山西起义，就是在抗战初、中期参加并领导了对日军的浴血奋战；有过他的独特贡献，那就是对山西的开发和建设，使一个偏僻、落后、贫困的小省面貌大变。
阎锡山始终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这就注定了他尽管在历史上有过贡献，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胜利进军面前，不能不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
时过境迁，尘埃落定之时，可以这样画出历史的线条吗？
“土皇帝”辨
不过，认真辨析一下，这个称呼也并非没有道理，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
先说“皇帝”。
从参加辛亥革命太原起义担任大都督起到在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下逃出太原止，阎锡山在山西主政近四十年。其间虽然在中原大战失败后，有过短暂一段时间“下野”，但事实上山西的军政大权仍然由其遥控。不说是在走马灯一般上台下台的民国政界，就是在安宁承平之世，如此长期执政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有人进行过详细统计，称：“民国元年至十七年国民革命军进军北平，短短十七年间，北方更迭了十二位元首，三十二届内阁，是中国最动荡不安的年代。而阎督晋，安如磐石，稳如泰山，保全了山西一块净土。阎则在政局屡改、军制迭易、万官朝不保夕、五日京兆声中，职权不变，任期最久，成为不倒翁。”
这首先得益于山西这块土地。它左山右河，自成表里，易守难攻；且地偏一隅，离开交通要冲，外部势力很难进入，外界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关起门来，容易自成一统，具备建立独立王国的天然基础。同时，它位近京畿，有随时可以切断南北大路，向中央政府所在地伸手的便利。立于中央政府软肋一侧，政治上位置极其紧要。这是地利。其次，动荡不安，头绪纷乱的民国政坛，台上人物频繁更迭，忙于窃权窃位者，忙于争地争利者，既看不起贫瘠落后的山西，也没有更多的力量顾及它的是非。这就给山西留下了相对自由发展的余地。这是天时。有了天时，地利，更重要的当然是人和。阎锡山在掌握山西大权之后，并没有象当时许多军阀那样，做搜刮地皮的蟊伲被龊Π傩盏幕瘸妫且约蟮木ν寄狈⒄埂！傲隆币埠茫笆≌杲ㄉ杓苹币舶眨际瞧渌Р荒辈蛔鲆材岩宰龅降氖虑椤Ｉ轿鞯木蒙缁岫嫉玫搅私峡斓姆⒄梗习傩找泊又惺芤娌簧伲饩褪顾耐持蔚玫揭桓鼋衔榷ǖ幕。木铝α刻峁┝顺渥愕木帽Ｕ稀Ｍ保治绞种厥右馐缎翁厥游幕ㄖ疲厥幼橹菇ǎ诙阅诹绾涂刂迫诵模酝忤汗庋抟岳檬被矫嬗兴赖降牟呗匀ㄊ酢Ｋ乃慵凭鳎矫嫒叮笥曳暝吹缺硐郑淙淮拥赖碌牟忝妫嗣强梢员善蚯丛穑诼沂廊∈さ木潞驼沃校渲匾饔迷蚴遣豢珊鍪拥摹�
从阎锡山自己的意识或者说愿望来看，他也是用治国的方略来治省的。对于袁世凯、黎元洪们的中央政府，他以保全自身为目标而敷衍应付，自然不在话下。就是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他也是利我者用之。可以说，他在山西，一直是自行其是，另搞一套。他有理论，有纲领，有计划地试验和推行自己的设计。行得通行不通，行得效果如何是另一回事，重要的是他一意孤行地坚持和探求自己的道路。从一九二0年开始举行“进山会议”起，他就有意识地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外探寻另外的道路。到后来总结出“中的哲学”，提出所谓“物劳学说”，一直到跑到台湾后关门著书，洋洋百万言研究设计“建设中国”、“世界大同”的空头方案，既是一种执着的努力，也是一种愚顽的无奈。出于这种心理，阎锡山要求他的部下把他作为国家领袖来崇拜、效忠。长期处于山西第二号人物地位的赵戴文就公开承认：自己与阎之间是“君臣关系”。应当说，这是在对其他所有部下“以身示范”。而到了抗战时期，在阎锡山出场时，高呼“会长健康”、“会长万岁”之类的口号就已经成为森严的制度。制造狂热的个人崇拜，是封建帝王思想的集中表现。
特殊历史时期加上特殊的地理环境，产生特殊的历史现象。阎锡山把山西搞成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王国”，本人在山西如此称王称霸，确实称得上是山西的“皇帝”。
但是，这个“皇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称王天下的皇帝，所以谓之“土”。而个“土”，也显现着与当时的时代潮流不大合拍，与人们想像或期待中的皇帝模样不大一致，被人们讥讽或鄙视的含义。
一是说他有浓厚的封建性。虽然曾是反对封建王朝的革命派，但并不妨碍其心灵深处仍然是一方封建意识的厚土。对于儒家思想的尊崇，对于皇权或变相皇权的迷恋，对于民主共和和法制的轻藐……，这些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远比拖在脑后的辮子难以去除。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在反孔批孔的路上走得很为坚决，但诸多令人遗憾或愤怒的事实还是证明，封建观念、封建意识的力量远比人们意料中的要凶恶、顽强得多。适宜的土壤生长大树，茂盛的树木也强化土壤。阎锡山虽然在引进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山西经济方面有些堪称明智的动作，但其对封建文化和传统的依恋却是不可动揺的。他的“思想日记”、“补心录”、讲演稿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