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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四（4）
陈映真指出，陈芳明所说的受“歧视”的台湾话，其实是指“中国国语”对台湾地区的“闽南”、“客家”两种汉语方言的“压迫”，从而暴露了陈芳明妄图把通行于台湾地区的汉语闽南方言、客家话方言说成是和汉语、日语一样独立的民族语言，以证明台湾是分离于中国之外的“独立”“国家”的阴谋。现在，不仅中国方言的研究，连全世界的方言学研究都公认，闽南方言、客家话是汉语的方言，不是与汉语对等的民族语言。陈芳明反其道而行之，既不尊重事实，也不尊重语言科学，除了表现他的无知，只能说明他别有用心。在《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一文中，陈映真还旁举法国、日本、韩国之例，证明各国为了维护“国语的中央集权的统一”，普遍强制推进某些针对方言的特殊的文化政策。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当权之后，采用语文标准教科书，推行国语字（辞）典，还有注音符号、语文考试制度等，也是推行这种文化政策的体现。这种世界各现代民族国家都做的事情，二战之后，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台湾地区也做了，怎么能说是“殖民统治”的“语言文化的歧视”呢？其实，陈芳明面壁虚构出一种“台湾话”来，真实目的是要把“台湾的/台湾话语”和“中国的/白话文”看作是一种绝对对立的斗争的双方，进而证明这种对立的斗争，不仅是语言的，而且还是文学的，乃至民族的、国家的对立的斗争。这种心机，当然是白费。
针对叶石涛、彭瑞金、林瑞明、陈芳明等人对台湾新文学历史的歪曲，陈映真说，“台湾陷日后，台民拒绝接受公学校日语教育，以汉语文‘书塾’形式继续汉语文教育，截至1898年，台湾有书塾一千七百余所，收学生近三万人”，那时，没有作家用日文创作。1920年初，受大陆“五四”文学革命影响，台湾也爆发了白话取代古文的斗争，白话文开始推行，台湾新文学都是“以汉语白话，或文白参半的汉语‘书写’的”。“直到1937年，日本统治者强权全面禁止使用汉语白话之前，日据时代文学作家和台湾社会启蒙运动基本上坚持了汉语白话的书写，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是被迫使用日语的作家如杨逵，也以日语形象地表达了他那浩气长存的抵抗。”杨逵自己在1948年的《台湾文学运动回顾》里也说，1937年后日文变成创作语言，但他们从来没有忘却“反帝反封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仍为台湾新文学主流，他们从来没有脱离中华民族的观点。关于“台湾话”，陈映真指出：“除了采集台湾民谣、童谣的作品，日据时代基本不存在完全以‘台湾语文书写的’文学创作”。“不曾产生重要的、伟大的、普受评价的‘台湾语文（实为闽南语）’写成的文学作品这个事实本身，说明了日据下以‘台湾语文’‘书写’文学作品之不存在。”即使是像赖和这样的作家，“在作品中比较多、比较成功有效地吸收了闽南语伟大作家”，他的作品的语言，仍然主要是以汉语普通话的白话文为叙述框架。陈映真还指出：“近十年间，陈芳明一派的人大谈‘台湾话’，以‘台湾话’写论文，写诗，大谈‘台湾话’之‘优秀’，结果都知难而止，无疾而终。”这说明，要想把闽南方言、客家话这样的汉语方言歪曲为独立的民族语言，甚至使它变成一种“文学语言”，用来进行文学创作，只是陈芳明等“台独”势力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
这期间，为了给所谓的“台湾话”搞出一套文学来，“台独”势力还在汉语拼音方案上做起了手脚，用一个所谓的“通用拼音法”来抵制和反对使用祖国大陆的汉语拼音方案，妄图彻底割断台湾和大陆的文化纽带。其实，采用什么样的拼音系统、方案来拼写台湾岛上称之为“国语”的现代汉语普通话，在台湾，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罗马拼音、威妥玛式拼音、邮政拼音，汉语拼音方案，还有近年出台的通用拼音，都被混杂使用，各县、市甚至各人，都可以自行其是，以致人名、地名、街巷名、商家字号名的音标标注或音译译写，十分混乱。1999年7月26日，台湾当局的“行政院”曾召开教育改革会议，通过了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台湾中文音译系统的决定。2000年6月，台北市的有关部门向台湾“教育部”提出报告，建议用汉语拼音来规范街名的注音译写。不料，10月7日，台湾“教育部”里一个叫做什么“国语推行委员会”的机构，决议采用南部高雄正在使用的“通用拼音法”，将祖国大陆通行了40余年而又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承认和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弃置不用。对此，正在推广使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台北市，强烈不满，斥责“新政府”推翻原有共识，无视与世界接轨的需要，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市政府”还主持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以中文译音系统对交通服务设施的冲击问题为话题，到会的学者和观光业者纷纷发言、表态。10月底的台湾《中时电子报》以《支持汉语拼音座谈会一面倒》为题，报道这次座谈会说，与会者“几乎一面倒支持汉语拼音”。与此同时，一大批教育专家、语言学家、作家，还有一些政界人士，也都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论战中，绝大多数学者专家和作家都支持采用汉语拼音方案，只有一些有着危险政治倾向的政客拥护采用“通用拼音法”。身为语言学家的台湾当局新任“教育部长”曾志朗，倒是汉语拼音方案的支持者。从专业角度和世界接轨需要加以考量，作出了“教育部”的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到此为止，人们满以为，这场争论可以结束了。不料，教育部门的这个报告，被当局的“行政院”退回，否决。
其实，弃置汉语拼音方案，采用“通用拼音法”，不光是一个使用什么拼音的问题。那个所谓的“国语推行委员会”，原本就给“通用拼音”戴上了“本土化”、“自主性”、“认同感”的大帽子，愚弄民众，蛊惑人心，还妄图通过“通用拼音”为拼写所谓的“台湾话”、“造台湾字”作准备。所以，拼音问题的要害是在于，从语言文字版图、文学版图、文化版图上制造分离，以求地理版图、政治版图的分裂、独立阴谋得逞。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台独”势力把“语言”当“稻草”，是新分离主义者从8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都在兴风作浪的一种表现，正是“文化台独”的一翼。十几年来，当社会生活中，有人用讲“台湾话”还是讲“国语”来对人们划线排队，以致于像某大航空公司那样，非操“台湾话”者坚决不录用的时候，在文学界，就有人用一些生造的怪字来拼写“台湾话”，堂而皇之印出书来，美其名曰“台湾话语文学”作品，摆在书店里招摇过市了。
什么是：台湾话”？说穿了，“文化台独”里的“台湾话”，就是现代汉语里闽方言的一支闽南话。把今日汉族民族语言汉语里的一种方言闽方言的一支闽南话，人为地扭曲变形为一个通行地区的、独立在其所属的民族语言之外的虚拟的“民族语言”，这是十分愚蠢的，非常荒谬的。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四（5）
对于围绕着“语言”问题发出来的种种荒谬言论，《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2001年春季号上，发表了一篇童伊的长文《文化台独把“语言”当“稻草”，荒谬！》，作了全面的、深刻的清理与批判。
童伊的文章共分四个部分，即“‘文化台独’捞起了‘语言’的‘稻草’”、“方言脱离不了民族共同语言”、“现代汉语方言的闽南次方言”、“割断历史就是对民族的背叛”。
文章开篇，童伊就指出：
“台独”势力在另一个战场上又演出他们分裂祖国的闹剧了！
这个战场就是文化、文学和教育领域。
这一类的闹剧，正在台湾岛内孳生一种“文化台独”。其危害不可小看。
在第一部分里，童伊指出：
台湾80年来的新文学，分明是在大陆“五四”新文学影响下用汉语白话文作为语言文字戴体和书写工具的文学，近来，“台独”势力却偏偏制造谎言，说什么台湾新文学是一种“多语言的文学”，“一开始就是用台湾话、中国话、日本话写作的文学。”在这样的谬论里，“台独”势力把闽南话说成是独立的和中国话、日本话对等的“台湾话”，妄图从“语言”上割断台湾和大陆的血脉。
说到方言脱离不了民族共同语言的关系，童伊首先说明，“‘文化台独’妄想把闽南话从汉语中脱离出来，独立起来，那是要让一种方言脱离它所从属的民族共同语言，真说得上是一厢情愿！”什么是民族共同语言？童伊的文章从学理上作了说明，指出：“民族共同语言national mon language，指的是一个民族内部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共同使用的语言。民族共同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它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随着民族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这种发展和变化受民族的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一部民族语言史总是同一部民族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共同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凝聚着这个民族的人们在物质生产实践、精神生产实践和人的自身的生产实践等一切社会实践领域里长期实践所获得的知识。从民族共同语言，人们可以看到，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基于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生活、共同的心理素质而形成的，历史的和现时的社会的种种特点。同时，民族共同语言的发展，也不只是依赖于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发展，反过来，这种语言的发展还会对民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