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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４笤际�1997年8月，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诗刊社署名梅绍静编辑的信，信上大体是这样的：许敏女士，尊作拜读，寄来的组诗选《草编月亮》《抬病》《我贴紧的月亮、村庄与河流》《大秋》《倾诉》五首，已通过终审，发《诗刊》10月号。我使劲地按住“扑扑”乱跳的心，我当时接触的文化圈子里，还没有人有幸在《诗刊》上发表过一首短诗，所以我当时除了兴奋，还是兴奋，也就没去计较梅老师将我误当作女性，也没去信更正说明。
好不容易熬到金秋十月，我在小镇邮电所订阅的《诗刊》来得特别迟，要等到下月才投递，十月下旬我特地跑到县城邮局，十月号的《诗刊》静静地躺在报刊零售摊上，丝毫不在意我的激动。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诗刊》目录，仔细地“搜寻”了两遍，都没有找到我的名字，一时窘在那里，好在我还没有将我在《诗刊》发诗的消息传出去，只是悻悻地将拿到手的《诗刊》退了回去。
这样一直捱到1998年春，五首小诗一首也没发出来，心想我一个业余作者，稿件偶被选中，《诗刊》未必会用，但最终还是忍不住给梅老师写了封信，询问发稿情况。回信很快，梅老师说留用的这组诗很有特点，通过终审《诗刊》肯定会刊发，这不必担心，但《诗刊》来稿量大，可能是在等合适的栏目，如不放心，可写信问一问编辑室主任李小雨老师。我和梅老师素不相识，与李小雨老师更是素昧平生，不好冒昧打扰，遂将去信的念头打消。
1998年春末，忽然收到诗刊社的一封信，是李小雨老师写来的，说我有一组诗写得很有个性，备发《诗刊》的，可稿件在运作过程中不慎丢失，要我速抄写一份寄去，言辞相当恳切。我立即工整誊抄寄去，组诗很快发在《诗刊》当年的6月号上。紧接着《诗刊》的周所同老师来信约稿，《诗刊》要在10月号出青年诗人专号，要我写一组诗寄去，我当时正沉浸在首次在《诗刊》发诗的喜悦中，很难平静下来，寄去的一组新作仅被采用一首，当期刊出的评论说这首诗直击时弊，很有痛感。
以后，《诗刊》编辑老师又多次来信鼓励我走诗歌创作的道路，多读古今中外大师的名篇，汲取营养，在《诗刊》编辑老师鞭策下我的诗歌创作才渐入正轨。我写的《金盾阳光》长诗，梅绍静老师认为很值得推介，给我写了三页详细修改此诗的意见，可惜我那时仍在派出所上班，文思受阻，也实在挤不出时间修改，认真打磨，梅老师还来信催问过一次，对这首诗寄予很高的厚望，吓得我没敢回信。
《诗刊·下半月刊》自创办以来，便一直将办刊情况及一些诗歌活动情况以信件的方式及时告知我，对此我一直忐忑不安，盘点自己的作品，确是少得可怜，而《诗刊》被尊为国刊，以如此亲和的方式与一名普通业余作者沟通，不由得你不对他们诚恳的工作态度产生由衷的敬佩。
《诗刊》一直是慰藉我心灵的那缕星光。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诗刊》心怀感激，她那么博大，拥有无私的胸怀，从不计较贫穷与卑微。现在我案头摆放最顺手最显眼的就是《诗刊》，十多年来，我一直订《诗刊》，而拒绝零售，主要是怕收藏得不完整，有时投寄少了一期，我会追上好几天，投寄者当然不知《诗刊》对我的重要性，以至于公安指挥大楼的报刊发行员急了就说：不就是一本杂志嘛。《诗刊》从许多报刊亭上下架了，我为此伤感；《诗刊》摆放在我的案头，在编辑部这个文人聚集的地方，我从不担心它丢失或被某人拿走，这是同事和文友对我与《诗刊》拥有的那份纯真的感情的尊重。
《诗刊》曾是慰藉我心灵的一缕星光，现在是，将来仍是。我的心灵纯洁是因为它藏着一份珍贵的礼物——那就是《诗刊》。
与诗歌有关的南方之行
王夫刚
迄今为止，我有过三次南方之行。很荣幸，它们都与诗歌有关。
2002年春天，我意外地收到团中央《农村青年》杂志社副社长漆剑荣的一封来信。她曾长期担任刊物的文学编辑，但我们已经久未联系了。她在信中说，《农村青年》正在举办一次文学大奖赛，让我寄作品去。不久，她打来电话，告诉我获奖了，问是否愿意去武夷山参加颁奖典礼。
这是我的第一次南方之行的理由。曾经遥远得像一个概念的南方，终于在我30多岁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具体问题。我生长在北方，对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始终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厌倦，但武夷山改变了我对山水的判断。在武夷山，人与人的关系司空见惯，人与山水的状态，则有着我熟悉的北方所不能比拟的无边无际的潮湿和绿，我在诗中毫不吝啬地献出了我的赞美：“我给远方的朋友，发短信：这里的空气，是从水中捞出来的，这里的风光，图文并茂，并且建议，人生，一定要有一次武夷山之行。”
一年之后，2003年11月，我来到深圳。由诗刊社举办的第19届青春诗会在这里举行，我有幸成为本届诗会的参加者之一。肇始于1980年的青春诗会，堪称新时期中国诗歌的一个奇迹。在这里，在这难得的以诗歌为主题、诗人为主角的聚会上，我见到了舒婷、叶延滨、西川、李少君等诗人和诗评家；见到了雷平阳、北野、哑石、苏历铭、谷禾等诗歌兄长，见到了操持诗会的林莽、蓝野、李志强等老师和朋友。由于第19届青春诗会作品已由当月的《诗刊》“青春诗会专号”推出，往届的重要环节——改稿，就被省略了，大家交流，游览，就多了一些兴趣所至的随意和轻松。
诗会的最后一天，诗人们来到深圳东部海湾撒网捕鱼，并在几间渔船改造的海上餐馆喝酒，道别。摇摇晃晃的异乡，摇摇晃晃的道别，摇摇晃晃的快乐和感伤，在那一刻，我忽然对摇摇晃晃的感觉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几个小时以后我站在广州街头，眼前的世界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但我知道，关于深圳，关于青春诗会，关于源自深圳的诗情和友谊，已经不会轻易地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
2006年4月，我在临沂参加完“春天送你一首诗”临沂师院附中诗歌朗诵会后，匆匆踏上了去往宁波的长途大巴。我此行的任务是，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春天送你一首诗”全国主会场活动，领取第四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由诗刊社主办的华文青年诗人奖，是国内重要的诗歌奖项之一，承蒙诸位评委厚爱，把第四届华文青年诗人奖授予了我，一个普通写作者。
宁波是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市委书记巴音朝鲁在会见诗人们时说，宁波的青年男女定亲，已经时兴送汽车钥匙了。活动主办者组织诗人们参观天一阁——我对天一阁的兴趣，不仅仅在于它所承担的作为一个景点的责任，不过，我不会因为我的兴趣得不到满足而遗憾，浮光掠影也属于美的范畴。在甬江岸边。我和我喜爱的诗人柯平谈到了他不久前出版的诗集《诗话浙江》。作为一本戴着镣铐跳舞的诗集，《诗话浙江》充分体现出了作者宽阔的历史文化视野，值得更多的诗人阅读和借鉴。
我的南方之行，遗忘的，也许比记住的要多。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都与诗歌有关；重要的是，其中有两次与《诗刊》有关——之于我，不管参加青春诗会，还是获得华文青年诗人奖，它们都发生在《诗刊·下半月刊》创刊之后。现在，《诗刊·下半月刊》已经走过了5年的历程，它不是中国唯一的诗歌刊物，但却是把朝气和影响力融合得最好的诗歌刊物。它的生长的力量令人惊讶，它使我相信，即使在撒娇和撒泼盛行的时代，诗歌依旧能够保持它愿意保持的品质，依旧能够局部地无愧于漫漫时光赋予它的超越自身的光荣。
一张黑白照片的解说
阳 飏
想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那可正是诗歌红火的年代，就像是父辈们赶上了大炼钢铁，我只能是摸了摸他们炼出来的铁馒头，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叹气。这回千万可不能错过当诗人的机会了，我和人邻、冷焰、白帆等几个人办起了油印诗刊，自刻自印，热火朝天地出了十几期。想想那段日子，天天做的都是诗人梦，诗人谓何？那时候就知道是要把话说不完整一要朦胧，要有余韵；就是说梦话也要把标点符号全删去——因为那是一个烙下了集体和我个人诗歌印迹的年代啊。记得《飞天》杂志发表了我的一组诗，并且获了奖，我还参加了一个甘肃青年诗人参观团去了甘肃的河西走廊一带，如今称誉诗坛的甘肃诗人老乡、何来、林染等都是当年那个青年诗人参观团的成员。十来天后返回兰州，一进家门就听妹妹说，《诗刊》一个名叫唐晓渡的编辑给我来了封信。兴奋的我把那封信看了又看，知道我的一首名为《一只白天鹅和另外一只白天鹅》的诗被《诗刊》留用了。写一笔好字的晓渡的信开始让我确信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诗人。这首诗发出来的时间是1982年6月号，从那个月的月头开始，我就天天去卖报刊的书亭打问这期《诗刊》到了没有，并且想着一下子买他几十本送朋友，叫大家都知道我是诗人了，因为《诗刊》是一个标尺啊，虽然我最终也没有买几十本，那年代我一个月才挣几十元，囊中羞涩。
1983年我旅行结婚去北京，到《诗刊》编辑部见到唐晓渡，多么年轻的唐晓渡，说一口南方口音的普通话。那时候，《诗刊》还在虎坊路吧？我印象房子很小，晓渡兴之所至，铺开纸张写了幅为我新婚贺喜的条幅，那字，我至今还保存着，因为那不仅仅是一个诗歌编辑和我的情谊，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年代留下的物证啊。和晓渡断断续续通了几年的信，再后来。知道他调作家出版社去了。晓渡，一切都好？
一晃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算算我在《诗刊》陆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