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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胶凝固以后有反光，整个儿砖窑的气氛全破坏了。我又震惊了，这么点儿小事至于这么哭丧着脸吗？我说千万别来什么对得起对不起什么的，这批样片很棒。他说不行，回去以后要补拍，我说现在绝对不行。
在去易县外景地的路上我向他陈说厉害。当年新手上片，只要第一批样片拍砸了，只要第一批样片补拍，只要这消息传到厂里，就立即有被停拍的危险，因为人事关系不是一般的复杂。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而且是握有实权极有影响力的人正摩拳擦掌拭目以待，小刀儿磨得贼快，随时准备捅你一下子。
艺谋满脑子艺术，对周边环境形势之险恶毫无戒备心理（这在后来《黄土地》中更凸现出来）。我说对于这批样片要大造舆论，要说“好得不得了”，更不能提补镜头的事。车到外景地已是夜里十一点多钟，摄制组全体人员几十口子全都站在村口迎接，急等着要看样片，实在令人感动。
全体驱车奔了县电影院，刚好影院散场，观众退尽全体看了样片。样片放完场内鸦雀无声，何群突然站起大叫：“我×的咧，这拍得叫什么这叫，这他妈能看吗？我×，怎么成了……”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怎么就把何群这混小子给忘了。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忙冲上去把何群拉到一边说：“你他妈活腻味啦？喊什么你？”我把对艺谋的话又对他说了一遍，何群恍然大悟、满脸尴尬。回到外景驻地开了一个会，统一了认识：一，这批样片好得不得了，立即送回厂里审查。二，用不着补镜头了。三，“砖窑”一场重拍，但要在这个外景点儿全部拍完以后，临撤退前补拍，而且不是“补”，是增加戏，增加几个镜头。可新鲜事物的起步绝非那么简单，传统观念的惯性束缚着几乎所有人的思维，看完样片后首先是演员不答应了。
他们对样片的风格极不理解。“八一”厂的一位老演员气呼呼地说：“拍的这叫什么？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我都没看见我那脸在哪儿，好容易看见一个，还在画面边儿上，还一半儿在外面，里边儿只剩半拉了！”这种情绪很普遍，我找这位老前辈谈了话。第二天又开了会，祝贺第一批样片的成功，并希望大家理解新的观念，支持年轻人的创新精神，中国电影需要突破。
下午我去了拍摄现场，再次使我震惊，这是“五代”给我上的第二课。现场围观的老乡甚多，我也帮着维持秩序，有一个人竟站到场子中央，我把他向外推说老乡往后往后，这人说郭导，我是演员，着实叫我一愣，我又推第二个，又是演员，过一会儿我又去推那第一个，还是当做了老乡。这人就是辛明。他说您怎么老推我呀！我还从来没这么眼拙过，任何戏我都可以从千百个老乡中，准确地抓出扮演老乡的演员，扒层皮都认得出是个“城市老乡”，可这个戏我居然一再上当。他们把演员剃光了头，淋上水，在太阳下曝晒，使头皮和脸色一致。他们不满足于服装做得旧，叫演员穿上衣服在土地上乱滚，在土墙上乱蹭，每个镜头前都往演员的头上身上撒极细的土沫，那真名符其实，一丝不苟。他们严谨的作风、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使我深受触动。
第四节
晚上回来又开了总结会，我表示了深深的敬佩之意。第二天我返回北京，要把样片发回厂，由厂里审查，我又担心了。其实那位老演员的看法，很具代表性，一旦这批样片不被审查人理解，再加上别有用心的人一起哄，整个摄制组就有夭折的危险，所以审查时我必须在场。往南宁发片的同时，我给生产办主任写了一封信：我没回去之前任何人不得看样片，片箱不得开封。我那时还有点儿“破”权力，领导也信任我。
十天后我才回南宁，片箱果然原封未动。当晚，厂里放两部片子，散场后将所有的人驱逐出场，只留下厂长和书记二人，我陪他们看样片，边看边解说；其实我说的都是我的学习心得。样片放完，二位领导称赞不已。
此后，我筹备自己的新片，再也顾不得《一个和八个》。待影片完成后立即轰动厂内，领导也喜不自禁，立即去京送审。我没挂名，那简直是骂人！
此片开拍前，电影局审过剧本，并特请陈荒煤同志把关，他认为本子很好，只是结尾太过悲惨，希望改得光明一些。这帮牛犊子们不改，争到最后决定拍两个方案，按原作方案拍一条，按荒煤同志意见也拍一条，两不耽误。
那时送审，由于多次发生审查现场局领导和创作人员发生冲突，后来规定凡审查现场，创作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只可“龟缩”在招待所，听候宣判；而且审查意见并不署名，只盖公章，整个感觉有点儿“虎”怕“牛犊子”了。思来想去不妥，我必须进审片现场。我便去请荒煤同志，想请他一人审查。他若通过放行，便可省去许多麻烦。我知道审查这关，人一多七嘴八舌是肯定通不过的。荒煤同志一直待我不薄，欣然允诺。
审查当晚，我带着片子和剪接师驱车前往局里，艺谋等人只能在北影招待所等候。车行半道，我问剪接师片子结尾接的哪个方案，他说是原作方案。我一下子就急了，太不懂事了，荒煤同志审查怎可接原作方案。他说哥几个都说第二方案太影响全片质量了，我说这第二方案能通过就不错了，只要通过就是伟大胜利，拿到通过令以后，再去耍赖要求换原方案也不迟。我叫司机立即打道回府去换方案，剪接师说第二方案带着呢，我叫他一进放映室立即换方案，有九十分钟的时间足够了。等到了局门口，剪接师进去了，我被拦在门外，不得进入，怎么求也没用，谁也不能破坏局里的规定，急得我直转磨。这时荒煤同志的车开到了门口，我属于老奸巨猾一类，立即冲上前替他开车门，扶着他下车走进了大门直奔放映厅，我扶着荒煤同志边走边说着话，一路上无人敢拦。看片子时我坐到荒煤身后，第二本还没放完，剪接师从放映间跑下来悄悄告诉我第二方案已接好了，我松了口气。
第五节
片子放完了，我紧张地望着荒煤，看得出荒煤同志很高兴，他说这些年轻人很了不起嘛！我忙问有什么意见？荒煤说没有，我忙问那就通过了，荒煤点点头说通过。没想到如此顺利。我由衷地佩服这群年轻人，有魄力！当年这个本子我是没敢接的呀，可这一关他们闯过来了，不服这帮年轻人行吗？我从局里出来立即跑到东四邮电局打长途向厂长和书记报喜，那份喜悦自不必说。我又赶到北影招待所，哥几个欢欣鼓舞，我叫他们立即回南宁做拷贝发行，而且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原作的结尾换上，只要发行了谁说也没用了，反正有荒煤同志兜着底。我以为万事大吉了。
第二天我到北影办事，居然看见这帮哥们儿一个没走！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走，何群说我们等某部长题字。太奇怪了，题什么字？题《一个和八个》的片名，我一听真如五雷轰顶，这不是嘬死吗？拿到了“通过令”还不赶快“夹着尾巴逃跑了”？万一上边有这样那样的人事关系、万一有什么恩恩怨怨、万一某部长要看片子、万一……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他们不听，说与某部长的儿子是铁哥们儿，万无一失。我无奈地走了。
我一向对请首长题字怀有看法。有的连片子都没看就请首长题词，片子好也还罢了，片子不好，不是有损首长的形象吗？这样的做法于中国影视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些人也永远变不成“真老虎”。
毋庸讳言，《一个和八个》寻求题字之举实属这帮年轻人急于求成的侥幸心理，我十分反感。后来，艺谋、何群等人成了“真老虎”那是靠自己的天分、才能、刻苦、勤奋所得。所以，正经的从影人员，还是在艺术上多努力吧！
第二天，果然传来消息，某部长要看看片子才能题字。对如此危险的信号这帮年轻人竟置若罔闻，说荒煤同志已经通过了，还会有什么问题？我说找个借口，字不必题了，赶快回去做拷贝。不听。片子送上去了，还等着吃热屁呢！
两天后噩耗传来，不但字没有题而且指示该片先不要发行，有些问题需要研究，请文化部领导看一看。这下全他妈傻了，“牛犊子”就是“牛犊子”！我去局里游说。局里确实已经说了不算。我想无论如何要让影界的朋友知道这件事，形成压力，便提出既然有问题就要修改，能否请一些专家来会诊，看看片子，集中意见好一次修改完成。局里斟酌再三同意了。但规定范围要小，以七八个人为宜。开了口子就好办，索性把结尾换上了第一方案，将拷贝拿到北影，在小放映间组织了几个人看。
这消息早已在影界传开了，闻讯前来的人很多，索性来个开门迎客，谁爱进谁进。顿时小放映间里人满为患，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而且第一排座位前面的地上也坐满了人，直坐到银幕下面需九十度仰脖儿才能看见。
第六节
我从小看电影几十年，从未见过一部影片放映中会有如此热烈的反应，都是内行啊！场内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影片一放完，全体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他们愤怒地问这片子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能通过？此消息传开，无数没看到片子的人强烈要求再放一场。反正也这样了，一不做二不休。第二天，干脆租了“新影”大礼堂，影界的朋友们蜂拥而至，有头有脸儿的名人全来了。整个礼堂人挤人、人挨人，几无立锥之地，入口门外都站满了人。这才真叫盛况空前。
影片放完后，全体起立鼓掌达十分钟之久，一浪接着一浪。我就纳闷儿，他们怎么就看不出片中的问题呢？觉悟太低了吗？嗅觉太迟钝了吗？消息立即传到了电影局，我被叫去，受到局领导严厉的斥责和警告，并封存拷贝，严禁任何人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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