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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是谁曾经说过，一个人的童年时光在一生中占的比例永远是短暂的，正因为短暂，所以极其珍贵。年轻的共和国正经历着开国之初的黄金岁月，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们的天空将永远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而实际上，彼时彼刻，中南海上空的政治风云已经聚集翻卷，显出异常的征兆。但谭晓光这个爱看天的孩子，却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一家将很快受到这场政治风云的影响，他们将搬出中南海，从此天各一方。
1967年2月，著名的“二月逆流”震惊全国。当年一批有正义感的老干部，对“四人帮”一伙祸国殃民的做法不同意，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民主生活会上，与“四人帮”一伙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斗争。作为国家副总理的谭震林，被点名是“二月逆流”的急先锋，因为是他率先向“四人帮”发难，会上疾言厉色，然后拂袖而去，很快就因此出名。
谭震林受到排挤和不公正对待，谭晓光一家被迫迁出中南海。当年谭晓光十四五岁，事前，竞没有一点预感，没有任何人告诉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就离开了中南海。
作为“黑帮”子女的青春天空
谭震林一家被轰出中南海，住到中直招待所。对许多人来说这也许要算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15岁的谭晓光一生对气象极其敏感，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个云图改变，都会引起他的注意，但是他对自己少年时的这段“暴风骤雨”却懵懵懂懂。甚至于他还有一点小小的“窃喜”，他从来不觉得搬出中南海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像他也从来不觉得住在那里面有什么特别好的。
相反，以前住在中南海的时候，他没有可能带同学到家里来玩，一走到大门口，就被站岗的警卫拦住了。现在同学可以自由来往了。以前家里管得严，谭晓光兜里从来没有过一分钱零花钱，现在搬出来了，中央办公厅给每个孩子每月25元的生活费，当然这个钱都是从谭晓光挨整的父亲的工资里扣出来的。每个月拿到钱，谭晓光自己留5元，其余的20元全部交给家里。
谭晓光只上了一年初中，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不知道是否应该感激“科学”，由于对“科学”的巨大热爱，谭晓光在那种动荡的岁月，居然安静地读了大量的书，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意思。那年那月，是许多知识分子往事不堪回首的岁月，而就是在那段时间，谭晓光沉醉在“天堂”一般的读书乐趣
中。他兜里有5元钱，这是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财产，而且是一笔不小的财产。当时，许多老教授受到迫害，他们积蓄了一生的书籍都不得不变卖掉。媒体曾经报道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卖过一大车的书，累得满头大汗，只卖了5元钱。少年谭晓光每月自己保留的那5元钱，几乎可以使他成为一个“藏书家”。他如饥似渴地购买，尤其是气象方面的书，能看到的都买回家。
说来好笑，谭晓光当时手头有一套中学教改教材，他花了几个月时问通读了一遍，觉得自己已经全部掌握，认为肚子里的知识挺多，开始有点得意。哪里想到，有一天他寻到一本美国气象学家佩特森的著作《天气学》，一打开，第一章就是基本方程，是一组偏微分方程，谭晓光当时汗就下来了！整个看不懂。
在谭晓光的概念里，他以为方程就是中学课本里的那点儿代数——一元二次、一元一次，可是佩特森说的方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开始四处找书，他要弄明白，他不能连“气象学”的第一章都看不懂，那说明他这么多年的“气象兴趣”一直停留在“业余初段”水平。他要提高自己，至少要提高到能知道人家专业人士在说什么。
这也是谭晓光生平头一次感觉“学无止境”，以为自己知道得挺多，其实还在门外边溜达呢！后来，谭晓光买到了樊映川主编的《高等数学》课本，开始自学微分方程，他需要全部学完微分方程，这才是理解佩特森的《天气学》的第一步，因为佩特森所讲的方程是偏微分方程，比微分方程还要难很多。就这么学着学着，不知不觉草长莺飞，谭晓光17岁了，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招工，但是，他是一个黑帮子女，走资派子弟，档案拿到哪儿去，人家一翻，根本不敢接。正好，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谭晓光虽然是一个性格内向热爱科学的青年，但毕竟也是一个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长大的。他背起行囊插队到吉林省白城地区，在自山黑水之间，做了三年“知青”。那是毛主席号召的，周总理亲自安排的，谭晓光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根本没有多加考虑，他觉得“当然应该去”，就是这样，说去就去了。
那空旷的场院，那高高的玉米地，那曾经热闹非常的集体户，还能记得当年那个清瘦高挑的大男生吗？17岁的青春，寂寞的青春，躺在大通铺上的青春。一个开国元勋的孩子，一个热爱科学的少年，就在那里点上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枝烟，从此一生没有戒掉；喝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口烈酒，从此，他的性格不再沉默寡言，他开始像东北的天空一样，爽朗豪放。
17岁的少年，有没有想家的时候？谭晓光从来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因为在他17岁，已经没有了“家”，或者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那个年月，像他这样的黑帮子女绝大多数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家破人亡骨肉离散，写好家书都不知道应该寄到哪里去。
说起来，谭晓光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是插队到农村，而不是参加东北建设兵团。在白山黑水之间，老乡们对他是宽容的，所以他并没有像一些出身不好的兵团知青那样历经“蹉跎岁月”。他没有。他所受的苦，所有的知青都受了；他所流过的汗，所有的知青也都流淌过。谭晓光后来回忆说：“知青时候的友谊是最纯粹的友谊，那种情感比后来上大学时候同学之间建立的关系还要真挚，还要有分量，那是最无私的。患难之交啊！”
有一种人，属于风雨之后，永远相信彩虹高悬的人。
谭晓光就是这样的人，这种人无论曾经遭遇多少风雨和坎坷，总是善于提取其中的积极因素，总是善于在不幸的命运中寻找幸运的曙光。
谭晓光如今回忆从前那段知青岁月，他会说：“那段生活对我的锻炼非常大，我变得能吃苦了，心理承受力也增强了，这些都算是正面影响吧。当时我们都特羡慕去东北建设兵团的人，吃得好，每个月还有30块钱工资。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他们管得特严，还是我们好，插队到农村去，建个知青点，男生一间屋子女生一间屋子，全大通铺，晚上睡觉之前就讲故事。那些故事真好听啊。我记得我们有一个男生，他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按说也是出身不好，平常还有‘反动言论’，要在建设兵团估计早整得差不多了，可是在我们这儿，他就是一个‘故事大王’，自己编武侠故事，不比金庸的差。我们关系特别好，后来他跑到澳大利亚，听说在华人圈小有名气，可惜，年纪轻轻得白血病死了。他太有才华了。”
在那几年的插队知青之中，谭晓光觉得自己受的苦算轻的，尤其是和“老三届”前两届比——
“66届去陕北，听说都是最穷的地方，一年干到头，都吃不饱肚子。还有一届是去山西，一天的工分值9分钱。我们是去了东北，一天一块五，差的时候一块三，就是冷点儿，可比他们前两届强多了。”忆起往事他会说，“我是69年4月走的，有17岁。在我们那儿管‘知青点’叫‘集体户’，我算岁数小的，他们对我都挺照顾，所以没有让我太‘蹉跎’。那时候的朋友，有几个到现在还联系，关系亲，只有共同经历过患难的人才能体会我们的那种亲。”
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文质彬彬的谭晓光往往会不自觉地露出“知青本色”——你能想象到一个穿着大棉袄扛着锄头下地干活的谭晓光吗？一个吃着大贴饼子就咸菜的谭晓光吗？
当你在气象科研所那带空调的办公室见到谭晓光时，你会觉得他就应该是，而且从来就是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屏幕的温厚学者，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学者、专家——他和那些从小成绩好，一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清华北大，硕博连读的海归一样，他应该是从来都不知道庄稼长什么样的，只知道数据、计算机、软件开发——你无法想象他有三年艰苦的知青生活，在那三年中，他每年夏天，天天拉肚子，每年冬天，天天睡觉前必吐一回，否则无法入睡。就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刚插队的那一阵，因为拉痢疾，紧急送到县医院，可是痢疾是治好了，但拉肚子是怎么也治不好，后来也就不管它了，随它去。那个时候，人不像现在这么金贵，就那么夏天拉冬天吐，折腾了三年，但是一回到北京就自然好，再一去就又旧病复发。谭晓光笑言：“奇了怪了，大概是水土不服吧？要不怎么一离开就好了呢？”
谭晓光的17岁，和现代人的17岁完全不同——现在的17岁被称为花季年龄，每一次微笑和泪水都是要装到水晶瓶里，预备着捧在手心里宝贝着的。而谭晓光的17岁不一样，那是广阔天地的17岁——如果不是因为热爱科学，如果不是因为心中还有一片琢磨不定的云，谭晓光的17岁将和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的知青命运一样，充满忧郁和茫然。
谭晓光的下乡装备中最值钱的是一箱子书，那些书如果整整齐齐地摞起来，足有一立方米的体积。其中就有那本他还没有学完的《高等数学》和给他打开一个新世界的佩特森的《天气学》。他如饥似渴地学着书本上的那些知识，他并没有想过，有一天这些知识会使他有机会脱离土地，将给他腾飞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