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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自己正做着另一件其实并不想做的事，这同样是为了让自己不用去做那件必须做，并且真正想做的事情。
比如，这里就有一个在德斯蒙德的生活里出现得极为经常的例子：他与某些自己喜欢的人士约好，7点半在切尔西（Chelsea）切尔西，英国伦敦西部街区，在泰晤士河北岸，自18世纪以来为作家和艺术家聚居地。共进晚餐；他一直盼着夜晚的来临；7点整，他端坐在伦敦另外一头的某个房间里，正在跟两三位他并不喜欢，而且令他生厌的人闲谈；7点零5分，他开始觉得应该欠身告辞，前往切尔西；7点半到了，他却还和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人士坐在一起，并且已经开始耽搁人家吃晚饭了；8点整，这些人执意挽留，请他和他们共进晚餐；8点零5分，他给在切尔西的朋友们打电话、道歉，并宣称20分钟后就会赶去和他们相聚。
我应该加上一句，到达阿希汉姆屋的当晚，德斯蒙德恢复了兴致，心情很不错。入寝以后，我们听见他有一会儿在走廊上踱来踱去，同时呻吟着：“噢，上帝！上帝！”次日清晨，当我将他锁在起居室里时，他还显得相当愉快。一个钟头以后，他砰砰地敲着门，同时大喊：“伦纳德，你必须放我出去，你必须放我出去。”——因为他的烟卷儿抽完了。于是我意志不坚定地把他放了出来，以便他可以走到一英里开外的洛德梅尔（Rodmell）去，找那边的小铺子买些烟卷儿。我不记得当他在星期一或是星期二的早晨离开我们时，那篇引言究竟有没有完成。我宁可认为，他没能写出来。
为何德斯蒙德未能实现少时的雄心壮志？为何他最终没有将1903年时脑子里业已酝酿成形的光辉小说写出来？原因之一在于，他以为自己应该写小说，而且写的应该是绝对一流的小说。在许多方面，德斯蒙德是极受穆尔穆尔（1873～1958），英国哲学家、伦理学家、实在论者，曾任剑桥大学哲学教授（1925～1939），主要著作有《伦理学原理》、《反驳唯心主义》、《哲学研究》等。宠爱的使徒，心怀着门徒愿为精神导师或圣人献身的纯洁和热烈，他也极其热爱并且紧紧追随着穆尔。作为一个可塑性还很强的青年，他和那些岁月中身处剑桥的我们所有人一样，将《伦理学原理》一书奉为立身、立言、立行的圣典。我曾在《播种》（Sowing）中描述、解释过穆尔及其论著对于我们的影响。这本书教导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所以，当你想起这些字眼时，倘若不想亲眼见到穆尔本人、亲耳听到他在说话，是不可能的；仿佛他在说“我认为一个人应该这么做”，或者“我认为一个人不应该这么做”，仿佛他一边强调着这些话语，还一边热情洋溢地摇晃着脑袋。因此，每当德斯蒙德坐下来开始写作之时，总是有一个看不见的穆尔，满口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地站在他的椅子后面。不过，不管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天资都是属于抒情型的，他的才能必须能纵横驰骋，所以，在严格的、教条式的束缚下，想象力就发挥不出来，他就没法进行写作。
希腊人说，“最好”永远是“很好”之敌。捆住德斯蒙德手脚的东西，有对于“最好”的追求，有《伦理学原理》的鬼魂般的回音，还有他心中的那本指导手册，它的开头总是写着如此恐怖的文字：“你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刚刚“一本正经”地动起笔来，他就开始感到吃力，而且越是笨手笨脚地修改业已写好的内容，改出来的文字读起来就越加艰涩费解。这就把我带回到本书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了，那就是专栏写作对于德斯蒙德及与他一样的作家，究竟具有什么影响。专栏写作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方式，使他得以摆脱诸如写小说时所要面临的艰难而复杂的处境。但他认为自己应该写一部小说——一部严肃的作品——于是，一旦养成了习惯，无法做自认为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另一种习惯，也就是为避免做该做的事而做某些别的事的习惯就起作用了，比如为《新政治家》（NewStatesman）或《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Times）写点儿文章，就变做他逃避成为一名伟大作家这个义务的避难所了。（当然，更加糟糕的是，当应该动笔写稿子那一刻来临之际，他又不得不去寻找另一个能让他躲避写这篇稿子的其他事情来做。所以，那些心急如焚的印刷商，必须得有位尽心尽责、办事干练的女秘书，能够想方设法地逼出“和善的老鹰”的文章才行，然而稿子到手时，通常总要超过最后期限至少好几分钟了。）
然而，以撰写文章为挡箭牌来逃避做自以为应该做的事儿，也即创作小说，对于德斯蒙德来说，还只是故事的一个方面。对于文学，他的标准极高，因此，如果自己存在任何降低标准的倾向，那么对剑桥的那些回忆呀，穆尔以及《伦理学原理》呀，都会出来警告他，要他就此放手。作为一位严肃的艺术家，想写出一部书稿，比如小说，除了写作能力之外，他还必须具备多种非同一般的素质。不论你对赞扬或指责多么敏感，在一些问题上你必须冷酷无情，必须我行我素——对自己也得心肠坚硬。作家一定要有勇气对自己这样说：“本人不在乎他们怎么评价我以及我的作品；我要把它交付出版，让这些人见鬼去吧。”而且作家必须勇于承担责任，为所写的内容承担责任；从艺术角度而言，他必须敢在公众面前把自己剥得精光，当机立断、毅然决然地在刺骨的寒风中纵身跳下去。和德斯蒙德具有类似性格的人们，一旦怀疑自己所写的东西是否有价值——实际上，这样的疑惑也会偶尔折磨所有优秀的作家——他们就无法奋力贯彻始终了。你还来不及换口气，他们便已无法迫使自己克服折磨了，这种折磨往往出现在长跑比赛中看不到希望的那个片刻，他们无法面对责任。这时，专栏写作便会又一次成为德斯蒙德的庇护所。因为即便是《伦理学原理》，也会允许你在为《星期日泰晤士报》或《新政治家》写文章时放低标准的，毕竟，你不是“在永恒的状态下”（subspecieaeternitatis）进行写作，你的写作，只不过是为了一个短短的周末而已。此外，无论如何，与其说责任在你，倒不如说更在编辑。专栏写作是艺术家的鸦片，最终定会毒害他的头脑和才艺。
有好几年，我时常能见到德斯蒙德，或在白天或在晚上，和他一起散步、交谈，看着他尝试写作，我甚至还曾偶尔和他一起工作。我深信，本人在先前的段落中分析过的，或多或少都是作为作家的他的心态。你唯一能够补充的就是，这位故人的魅力永远无法通过文字来再现。你只能记录下这个事实：德斯蒙德是最让人着迷的人，是最有趣的同伴，而且他对友情忠贞不渝，犹如一头年老的牧羊犬。
走笔至此，我想到了弗吉尼亚，她患病之后，有一阵子每天只能写一个小时的小说，我记得她曾将朋友们的性格简短地记录在日记里，以此作为消遣。我找到了其中关于德斯蒙德的描述，以下便是她1919年1月所写的原文：
我有多少朋友？利顿、德斯蒙德、萨克逊（SaxonSydneyTurner）萨克逊（1880～1962），索比•；斯蒂芬的朋友，先做遗产税务局的文职雇员，后进财政部，直至退休。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之一。：他们属于剑桥生活时期的相识；个个才华横溢……我无法将他们排出先后顺序，因为人数实在太多了。譬如，凯•；考克斯（KaCox）凯•；考克斯（1887～1938），鲁珀特•；布鲁克的女友，费边社（FabianSociety）成员。、鲁珀特•；布鲁克（RupertBrooke）鲁珀特•；布鲁克（1887～1915），英国诗人。以及邓肯，都是后来才进入我的生活圈的。……德斯蒙德还没有来电话。要描述他的性格，这是相当好的开场白。写他的时候，你面临的困难近乎是被迫要去描写一个爱尔兰人。他是如何频频错过火车，如何始终没桨没舵地漂流在最湍急的水流中的？他是如何不断充满希冀并踌躇满志地做着一个又一个的计划，却又不断地推诿搪塞的？他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仅凭那令编辑心慈手软、令店员同意赊账的迷人口才勉强度日，不过，至少还有一位声望卓著的贵族，在遗嘱中留给了他一千英镑。……我说到哪儿了？对了，是德斯蒙德，与斯特雷奇一家相比，我觉得他是多么富有同情心。这是真的；我确信在他身上，也有我们任何人都具备的最美的性情——那种人们以最快速度为自己作出选择的性情。我认为，作为朋友，他没有任何过错，只是他的友情始终被笼罩在一片茫茫的云层、某种飘荡着的时空雾霭之中，它们将我们隔开，使我们无法相见。他的慵懒，也许意味着友情里蕴藏了一丝懈怠——但是对此我又几乎觉察不到。这种懈怠其实来自那种认为一切都不重要的意识，我发现这一意识颇富想象力和吸引力。从本质上看，他有点猜疑心理。但是追究起来，我们之中毕竟又有谁能比他更加不厌其烦地去做那些碰巧遇见的善事呢？又有谁，比他更加宽容豁达，更加富有感激之情，更加善解人意呢？诚然，他不是英雄式的人物。他感到快乐过于惬意，靠垫过于柔软，闲适太过诱人，于是正如我现在所感受到的那样，他不再雄心勃勃了。我相信，在下午茶和晚餐之间的那一时段里，他的“巨作”刚刚成形（现在可以认为它是哲学或者传记作品，反正经过一系列的长途跋涉之后，今春肯定要动笔了），因为在这个时段里，有那么多的活儿不但看似可能而且已被完成。黎明来临，德斯蒙德心满意足地开始写他的文章；笔尖上半诙谐、半忧伤地纠缠着对于命运的妥协，这，就是他自己注定要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