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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他们的书必须在法国写成，在法国几乎无须费什么钱就可以生活。“再见，再见，”他们说道，“我将在塞纳河左岸和你们相逢。我将用红勃艮第美酒为你们的健康干杯，我将替你们吻所有的姑娘。我厌恶这个国家。我要到外国去写一部精彩的小说。”
我们这些格林威治村的新居民也在打算离开村子，如果我们有办法离开的话。漫长的除根过程达到了顶点。中学和大学使我们在精神上失去了根；战争使我们在物质上失去了根，把我们送到异国，最后把我们留在无根之人的大都会里。现在甚至连纽约也似乎太美国式、离家太近了。在河滨那一边，法国轮船公司码头形成了格林威治村的边界。
1921年晚春，我获得了到法国大学去读书的美国野战军研究生奖学金。只有一万二千法郎，按照那一年的外汇兑换率约合一千美元，但这份奖学金使我和我的妻子坐轮船二等舱能享受旅费打对折的优待。我们打算像一对法国夫妻那样节俭过日子，我们也做到了。加上几家美国杂志给的几张金额不大的支票，这份奖学金使我们的日子过得还算舒服，我们甚至还可以去旅行；下一年我又继续享受了这份奖学金。我们离开纽约时，几乎没有人到船上来和我们话别。我们的朋友们大半已经启航；其他的是些渴望能成行的人，他们答应几个月后也跟在我们后面来。除了来自达文波特和波卡特洛的年轻人的沉重的脚步声外，格林威治村几乎杳无人声，这些年轻人来的目的是使自己出名并过上富有魅力的生活——他们之所以来，是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流放者归来》 第二部分《流放者归来》 兑换值
第三章
旅行支票
1．兑换值
1921年的流放者到欧洲来寻找一件东西，可是找到的却是另一件东西。他们是来找回好的生活和艺术传统，使自己能够从有组织的愚蠢中解脱出来，以便赢得他们在智力的等级制度中应有的地位。他们来寻求价值观念，然而找到的却是兑换值。
货币交换！欧洲，这个具有古老准则的大陆，恰好丧失了所有的准则：它有的只是价格，而价格又是从一国到一国地改变，从一村到一村地改变，而且似乎是每时每刻地在改变。星期二在汉堡你可能用八分钱（还是五分钱？）定一桌酒席；星期四在巴黎你买二十支香烟就可能要花去在维也纳住一个星期的房钱。你可能在慕尼黑下巨额赌注来赌钱，赢到一个捷克投机商的一半家产，然后，如果你不能用赢来的钱去买香槟酒或毕加索的画，到了后天你可能把这笔钱给一个乞丐而得不到他的一声道谢。有一次在柏林，有一个人正要付十个马克买一盒火柴，就在这时他停下来看了看手中的钞票。钞票上写道：“为了这十个马克我出卖了我的贞操。”这人用这素材写了一部有关贞洁的长篇小说，拿到了一千万马克，给他的情妇买了一双人造丝的长统袜。
那时候，没有一个人是诚实的：卖东西的人为了谋利，欺骗顾客没个够，买东西的人除了纸头其他什么都拿不出来。那些持有黄金的人，或持有能兑换黄金的货币的人，赶紧朝最便宜的市场跑。出现了一种新的旅行者，即Valutaschweine①，他们是货币交换的寄生虫，这批人从法国游荡到罗马尼亚，从意大利到波兰，寻求最无耻的价格和最美妙的社会堕落分子。突然，这些旅行者变得对欧洲的往昔漠不关心，他们出入于时髦旅馆、钱商的小铺子和夜总会的次数远比他们出入于博物馆的次数要多；但是你特别会在因斯布鲁克的火车站上看到他们：丹麦人、印度人、美国人、南美人、面颊带紫红色的英国人，更多的美国佬，好几百人在等候国际快车，这列火车将带着他们朝纸马克跌价、里拉价格不稳定的地方去。我们也在等候：我们衣袋里有几个美元，相当于几千克朗或彭格，我们随着这支剥削大军朝前漂泊：
跟着美元走，啊，跟着美元走，我学会三种用刀子吃饭的方式和用四种语言向匈牙利侍者要啤酒，一面跟着美元沿着北纬四十八度朝东走，——哪里美元买到的东西最多，哪里就是祖国——
跟着美元走，我们看到一个狂热地寻求艺术、财政和国家前途的混乱的欧洲。我们在柏林的街上看到机关枪，在意大利看到黑衫党分子，让沿着库尔菲斯滕丹一带活动的男妓拦住，和一位埃及革命者同坐在蒙彼利埃的咖啡馆里，这位革命者说：“让我们把这杯味美思酒想象成一名英国婴儿的血，”他豪饮一杯——“妙啊！”我们喝彩，然后漂泊到潘普洛纳去看斗牛。有时在一家坐满穿深色衣服的大腹便便的矮男人和金光灿烂的妓女的维也纳咖啡馆里，在剃光的头和波浪式发型上面的烟雾中我们看到另一个国家，不是画出来的、不是旋转的，而是一个有山丘的、在犁下有褐色泥土的实实在在的国家。“我再也不会回去，再也不会回到那个生疏的国家。”——可是有时在梦幻般的阿尔卑斯高山湖畔他们向我们问道：“在你们国家人人都有钱，是吗？”于是蒸汽挖土机突然咬进山丘，黄金自己让河水冲洗出来，摩天大楼平地而起，女继承人被绑架——我们看到他们想要我们看到的美国，并通过他们的遥远目光来赞赏美国：
跟着美元走，渡过英吉利海峡的灰色海水，渡过意大利的蔚蓝色海水，渡过蓝得有如苯胺蓝的阿尔卑斯高山湖，渡过绿得有如一瓶绿墨水的湖泊，墨渍斑斑似的山峦在两边升起，
我用手指蘸着湖水写道，我再也不会回去，再也不会回到那个生疏的国家。
我们跋涉三千英里来寻找欧洲，结果找到了美国，找到了在梦幻中一半被回忆起、一半被歪曲、并被传奇化了的美国。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远方的国家去吗？
四位念念不忘光荣的天使守卫着我的国家：
在北门的是西奥多·罗斯福①，在南门的是杰克·约翰逊②，在西门的是查理·卓别林③，而
在中门的是一位来自克拉里昂县偏僻农村的小提琴手，他演奏一只火鸡在麦秸里，那个嘻，嘻，嘻，一只火鸡在草堆里，而我将再也听不到别人拉这首曲子，啊，我的国家比沉没在大西洋底的亚特兰蒂斯岛还要更遥远，
如果我愿意，我明天就可以回到那里，
可是我再也不会回到那里去，
再也不和我那苍白的阿拉斯加处女结婚，
再也不躺在你的怀里，哦，得克萨斯玫瑰。
《流放者归来》 第二部分《流放者归来》 历史上的雷同（1）
2．历史上的雷同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俄国的年轻人开始谈论“到欧洲去”，他们的精神，甚至连所用的词句都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作家相同。他们居住在那个似乎从史前的海洋中升起的新大陆上；他们所面对的也不仅仅是德国，或法国，或英国，而是“欧洲”——也就是说，整个西欧文化。于是他们不远千里朝觐圣地，定居在德累斯顿或日内瓦，正如侨居国外的美国人聚居在蒙帕纳斯一样。
在这样的移居开始以后很久，有一对新婚夫妻于1867年4月从圣彼得堡乘上西去的快车。在一万名流放者中，这两个人由于引起了后世的注意而与众不同。这位丈夫已经开始被认为是个有才能的人：他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第二个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用速记的方法记日记，她用粗俗的女人写给自己看的那样详尽而直率的写法，把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情况和他们对欧洲的初次印象记录下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这部日记的速记稿被译成文字，由苏维埃中央档案局出版；之后这部日记从德文版译成英文。
像旅行日记通常那样，这部日记一开始写了许多有关物价的细节。这对新郎、新娘由埃特库内恩进入德国，那里的火车站有“巨大的餐馆，里面有上下两排窗和色彩极好的天花板，一切东西都妙不可言”。到达柏林后，他们住进了联合大饭店；他们住的房间要花去一枚德国银元和十枚小银币。“费奥多尔又开始对德国人，对旅馆，对天气发牢骚。”他们继续旅行到德累斯顿，他们从火车站乘坐的敞篷马车“价钱贵得吓人，要二十二个小银币”。旅馆房间价格昂贵，旅馆里的茶实在淡得不能喝，但不久他们找到两间带家具的房间，租金适中，每月只要付十七枚银元，包括洗衣服在内。……日记中所记的每一件事，其中都蕴含着比较——好像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在说，我们的茶要浓些，我们的人不那样贪财，这些欧洲人没有权利看不起我们。
他们一在德累斯顿住定，就急忙到博物馆去。他们认为，《西斯廷圣母》也许是所有图画中最伟大的一幅。最初他们赞赏荷尔拜因画的圣母，可是后来他们认为这幅图画带有德国神态，而他们不喜欢德国。他们费了些时间站在一封信前面，这封信“画得太逼真了，在远处看，你简直会把它当作是一封粘在墙上的真的信”。最后，他们“去看上一世纪初法国宫廷画师华多的图画。他画的大半是宫廷生活的场面，某个侯爵或是其他什么人物和某个绝色佳人谈情说爱”。到这里为止，所记录的是一对贫穷而自以为是得令人讨厌的年轻夫妻——这种夫妻佣人们敬而远之，马车夫们喜欢向他们多要车钱——初次接触欧洲文明奇迹时的情况。但很快这部日记就有些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了。他们到达巴登巴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上赌场去了。他在轮盘赌上面把钱输掉后又设法弄到几枚银元，然后就像受到诱惑的谦卑的基督徒那样，又回到了赌台旁边。
这个过程实际上要长一些，而且更为循环反复。比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