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惑的谦卑的基督徒那样，又回到了赌台旁边。
这个过程实际上要长一些，而且更为循环反复。比方说，一天早晨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的整个家当共有六十枚金币，当地称之为杜卡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拿其中的十枚到赌场去。他回来时神情沮丧，十枚金币全都输掉了。吃完一顿闷闷不乐的午饭后，他再拿了十枚金币又去赌。这一回他到黄昏时分才回家。他央求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的原谅，但必须再拿二十枚杜卡滕；这正是他时来运转的时候。十分钟后他回来了，他把钱一次都押上，结果输掉了。现在他们的家当只有二十枚杜卡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跪在地上；他求上帝和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原谅他，因为他夺去了她的钱；他吻她的鞋子；他发誓从今天夜里起再也不赌钱了。然后，他拿了五枚杜卡滕，又上赌场去了。
第二天早晨，他们只有五枚银元了，可是他们应该付房租了，而且家里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拿起妻子的结婚戒指——他自己的已经当掉了——去找个犹太人。他整天没有回家，在这段时间里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在起居室里走来又走去。到了晚上很迟的时候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大束玫瑰花，后面跟着几个送东西的孩子，拿着几篮李子、桃子、葡萄，一大块干酪，一磅俄国茶叶。买了这些东西之后，他赢来的钱还剩下四十枚杜卡滕；这该是永远戒赌的时候了。费奥多尔决定再去赢正好够买一瓶酒的钱。他又走了。……
两天之后，他们又一次穷得只剩五枚银元。安娜的耳环和费奥多尔的大衣都已随着那两枚结婚戒指而去。还有一次他赌了一阵子钱回来，输得身心都垮了下来，以致羊癫风发作起来。“他到处猛冲乱撞，使得我没有办法抓住他。……我解开他的背心和裤子，好让他呼吸得畅快些。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嘴唇发紫，脸色出奇地红。……他叫我安妮亚，接着又求我原谅，我对他说话他一点也不懂。最后，他求我再给他点钱让他去赌。这真可算得是一番出色的表演！”似乎任何遇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弄到后来就会像他小说中的人物那样讲话。“可是，”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写道，“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他本该会赢的。”
他经常赢钱，他并不是个运气特别坏的赌徒；但是他缺乏意志力，往往不能在赢来的钱输光以前离开赌场。幸亏有钱从俄国汇到，这才使他们能从当铺老板那里赎回大部分东西，并和一个月来使他们吓得发抖的女房东结账之后继续旅行。这部日记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在瑞士而告结束，他们在巴塞尔目不转睛地看着市政厅。“毫无疑问，从它的风格来看，”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写道，“这座建筑是非常古老的。”
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以及他的小说的感情背景）的详细记录中，有一部分资料与外省风气和移居国外所造成的普遍问题有关——不仅是因为与他同时代的俄国人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而且还因为流放到蒙帕纳斯去的美国人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文学界中，这个问题无所不在。在有教养的人——地主阶级和新资产阶级——中，俄语本身就受到鄙视，几乎成了一种外国语。《群魔》中的主人公斯塔夫罗根是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贵族，可是他不能正确地书写俄文：这一事实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评论她在德累斯顿遇到的同胞时写道：“他们往往用俄国话说一句‘上帝与你同在’，然后马上说起法国话来，看来说俄国话的确不是风尚。”为了投这种读者之所好——没有其他读者——作家们用法语书名发表作品，采用法国式的文体，写的句子中夹杂着德语、法语和英语的短语。可以说，他们是被迫勉强使用半外国工具的工人——但是这句话当然也同样适用于晚些时候的美国作家，这些美国作家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使用他们在学校里学来的英语表达方式，还是使用他们在街上听来的词句。
可是，俄国人还有其他的困难，困难的根源在于他们的国家可说完全是欧洲的一个殖民地。俄国出口毛皮、鱼、小麦和粗锯木材；它进口的不仅是机器、鞋、家具、塞夫勒瓷器，而且还有家庭女教师、肖像画家、贵族的妻子、美酒、时尚服装和书籍——总而言之，进口构成俄国新文化的一切东西。俄国商人和官吏是这种文化的主要专利者，他们仅仅充当欧洲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就从中发了财。他们形成一个人数不多、作用有限的阶级，而他们却几乎是作家能向之寻求资助的唯一阶级。
尽管有这些困难，俄国也有一些小说家和诗人，他们的伟大是得到公认的。但是文学界中的中等阶级，即那些既未失败、也未成功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充满烦恼的。如果留在国内，他们会感觉自己是乡巴佬，非得追随去年的巴黎时尚不可。如果永久移居国外，他们的许多问题能得以解决：他们住得离文学风尚的发源地更近，生活在似乎对艺术有利的气氛之中，生活得俭省一些；而且最后仅仅因为他们抖掉了脚上的莫斯科污泥，就此在国内获得某种声望。另一方面，他们却和自己的人民失去了联系，失去了埋在俄国土地里的根。……
《流放者归来》 第二部分《流放者归来》 历史上的雷同（2）
俄国作家人人都讨论这两种选择，就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美国讨论这两种选择一样。大多数人至少作出暂时移居国外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好几代移居国外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那种可称之为第二代的人。这一代人可以用他们的讲究实际的动机来区分。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离开俄国，既不是由于他的政治信仰，也不是因为他想扩大自己的文化视野：他到欧洲去是为了赌轮盘赌和逃避债主。在巴登巴登，他在两场狂赌的间歇里去拜访伊凡·屠格涅夫。他们的会见在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的日记中描写为具有象征意义；这是移居国外者中的年轻的一辈和老一辈之间的会见；除去有关人物的文学地位和见解方面的差别，这次会见，不妨说，就像亨利·詹姆斯和欧内斯特·海明威之间的会见。
像詹姆斯一样，屠格涅夫决心与欧洲共命运；他讲到祖国时态度颇为冷淡。陀思妥耶夫斯基建议他给自己搞个望远镜，以便能看到在俄国发生的事。屠格涅夫有礼貌地笑了笑。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到屠格涅夫新发表的小说；他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不高。屠格涅夫有礼貌地笑了笑。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破口大骂德国人，“这个可恶的种族……他们损害我们，抬高自己。”这一回，屠格涅夫不笑了，他气得脸色发白。他喊道：“只要你这样说话，你就是对我个人进行侮辱！此时此地我对你说个明白，我已经在巴登巴登住定了，我认为我不再是个俄国人，而是个德国人，而且我为此感到自豪！”
陀思妥耶夫斯仍然保持足够的冷静，向他道了歉。他握手，明确地告别，然后匆匆忙忙到赌场，再赌五枚杜卡滕的输赢。
他在长期流放欧洲期间，也并不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赌博和后悔上。离开巴塞尔到日内瓦之后不久——换句话说，在后来发表的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的记录结束之后——他着手写《白痴》，这是一部比他在彼得堡写的任何作品都更为俄国式的小说——说实在的，这部小说太俄国式了，以致要过了许多年才被翻译成西方语言，又要过许多年才开始受到赞赏。在欧洲生活产生了这样的效果：他强调了他人物性格中最民族的——如果更明智些，应该说是最个人的——因素。
在许多第二代移居国外的美国作家身上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而且类似的发展方向甚至更多。187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德累斯顿之后，开始写一部小说，这部小说在概念上与《大街》很为相似。的确，《群魔》属于较高范畴的小说，但使之区别于其他小说的特点在原来的计划中并未出现，在发表的小说的最初二百页中也未出现。小说开始时，对俄国外省生活的讽刺写得却不及辛克莱·刘易斯的讽刺那样巧妙。小说以一个城镇启幕，这个城镇显然比乔治·F·巴比特的齐尼斯镇①小，比戈弗普雷里镇②稍微大些。小说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威尔霍文斯基开始，这人在许多方面可算是卡萝尔·肯尼科特③的俄国长兄。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在我们中间，他总是充当一个特殊的角色，可以这么说，一个进步的爱国者的角色，而且他极喜欢扮演这个角色。”
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周围有五六个严肃的俄国思想家。其中有沙托夫，“他是那些在俄国常见的理想主义者中的一个，这种理想主义者往往会突然让某种支配一切的思想所冲击。”有怕老婆的自由主义者维尔金斯基。“他的妻子和他家中所有的太太们都宣称信奉最最新的、但其形式颇为原始的信仰。这是她们从书里看到的，但只要从我们在彼得堡的进步角落里传来些微风声，她们就准备把任何东西都抛弃。”其中有个名叫利亚姆金的犹太人，他会弹钢琴；还有个卡尔图索夫上尉，他有时来参加讨论。“一位有探索精神的老先生，可是他死了。……镇上传闻我们的小圈子是虚无主义，荒淫和无神论的温床，而且谣言愈传愈烈。可是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除了沉湎于最无害、最愉快、最俄国典型的无忧无虑的清谈。‘超然的自由主义’和‘超然的自由主义者’——即漫无目标的自由主义——只有在俄国才有可能出现。”
所有这些话的语气是不会被误解的。把人名改成珀金斯或施马尔茨，把“俄国”改成“美国”或“中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