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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话的语气是不会被误解的。把人名改成珀金斯或施马尔茨，把“俄国”改成“美国”或“中西部”，这部小说就很有可能出自辛克莱·刘易斯的手笔。把文体改得更口语化一些，或更客观一些，这部小说的作者就几乎可能是一位在蒙帕纳斯把双肘支在有一圈圈咖啡渍的仿大理石桌面上的年轻美国人。但即使在《群魔》开始的章节中也存在着差别。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嘲笑一座俄国式的戈弗普雷里镇，他是在嘲笑俄国的卡萝尔·肯尼科特式的人物，那些梦想逃到欧洲去的、丧失了民族特点的知识分子。另外还有一个差别，随着故事的发展，这个差别变得很大。
按照辛克莱·刘易斯的计划，他打算写一部出色的讽刺小说，他牢牢掌握住情节和人物，从而成功地完成了他的计划。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最初的几章之后，让他的人物去控制小说的情节，让他们去一页一页地改变小说的情节，让他们把情节推向一些次要的小说家所不敢写的领域。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改写这部小说时（他在别处讲到这一点）才加进了尼古拉·斯塔夫罗根这个他所塑造的最可怕的人物。这个高傲而谦卑、不信神而玄秘莫测的，用自己的狂力毁灭自己的主人翁似乎成了成千上万的俄国知识分子竞相仿效的一个楷模。尽管有各种各样的保留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德累斯顿伏在书桌上塑造斯塔夫罗根的时候，他所揭示或创造的正是通常所谓的俄罗斯灵魂。他自己用另一种说法，但他的意思几乎是相同的：他讲到了寻找俄罗斯上帝。……“上帝是整个民族自其伊始至其终结的综合个性。……每一民族在其生存的每一时期所发起的每一民族运动，其目的都是寻求上帝和信仰；这上帝必须是该民族自己的上帝，而对这上帝的信仰将成为该民族唯一的真正信仰。”
今天，人们不难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创造的灵魂或上帝只不过是俄罗斯民族的一种面貌。任何伟大的民族都有许多这一类的个性；这些个性经常互相冲突；当一些新的阶级逐一取得社会统治地位时，该民族就会逐一显示出不同的个性。那种斯塔夫罗根个性是旧知识分子的神话。在1917年革命之后，这种个性是旧知识分子们带到更为严峻的流放生涯中去的偶像——薇拉、奥尔加和高加索公主坐在名为“俄罗斯小木屋”或“乌克兰地窖”的酒店中时，将会倒满一杯又一杯的伏特加酒来祭奠这个已不再为她们在莫斯科的同胞所信奉的悲剧性的滑稽上帝。在祖国将会出现另一种神话：忙忙碌碌、讲究实际、待人律己都同样严格的人民委员的神话。一度为知识分子们所承认的“整个民族自其伊始至其终结的综合个性”只不过是他们本阶级在一段时间里所采用的个性。这是一些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新流放生涯中所汲取的有益的教训，这也是人民委员们将来可能汲取的关于他们自己作为民族的上帝或英雄的有益的教训。
可是我离题了，我本来只不过想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就恰恰不是它表面看上去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揭示俄罗斯民族的总的个性，或消除压在他那一代和下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低于欧洲人的自卑感。尽管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他的神话和他的巨著使情况发生了改变。他解除了沉重地压在俄国文学肩上的落后感和乡气感。在他的时期以后，俄国在经济上仍然处于殖民地的地位，但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作家们不再注定要追随欧洲的时尚；他们可以创造自己的风尚，可以为全世界进行创作。
《流放者归来》 第二部分《流放者归来》 《大西洋两岸评论》
3．《大西洋两岸评论》
历史上的雷同到达某一点之后就不能再继续延伸。和1867年的俄国不同，1921年的美国已经不是欧洲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美国输出的不仅是原料，还有制成品，还有用以加工成品的机器，还有推销成品的方法，以及这一过程所需的全部资金。除了小麦和汽车之外，美国已经开始输出文化商品、热烈的和悦耳的爵士乐队、金融专家、电影和政治见解。甚至还有美国神话，其中有让妻子奴役的、头脑精明心肠软的生意人的神话。可是我们的文学并未显示美国的改变了的地位。美国知识分子整个地说还继续在乡气感的负担下辛苦地工作，这种负担就像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胞身上的担子那样沉重难忍。
在战后，几乎到处可以听到美国的智力生活比不上欧洲的论调。评论家们经常要求写出伟大的美国小说或歌剧；他们热心到顽固的程度，就像啦啦队队长硬逼着普林斯顿赢球；可是心底里他们觉得普林斯顿大势已去，这场球赛牛津和索邦十拿九稳要赢；他们心底里甚至不相信美国能为一部伟大的小说提供题材。美国题材——年纪大一些的评论家们这样想——不登大雅之堂。艺术和思想是根据欧洲专利权而制造出来的产品；我们充其量只能为这些产品提供通常情况下注定要浪费掉的原始人才。在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在绘画、作曲、哲学、民间音乐、民间酒会、戏剧、性爱、政治、民族意识等领域中——欧洲向各地提出供模仿的范例；说实在的，有人甚至怀疑美国是否称得上一个国家；美国没有传统，除了拓荒者的亡命的传统之外。至于我们的当代文学，成千上万的人愿意重复范怀克·布鲁克斯的话，他说与任何欧洲国家的文学相比较，“美国当代文学的确是一张长长的精神伤亡名单。并不是因为缺乏人才，而是因为才能不知怎么地未能充分发挥”。
十年之后，这种感觉消失了，甚至在人们的记忆中也逐渐淡忘了。美国的知识分子仍然抱怨，但他们的敌人不是“美国的文明”；他们的敌人是“我们的商业文明”，是效率、标准化、成批生产、机器——这种敌人统治着我们的国家而非其他国家，但它也使其他国家受到影响。德国已经向它屈服，英国正在向它屈服，甚至连法国也在受到毒害——逃往伦敦或巴黎已无济于事，然而也许在法国南部有个安稳的村庄，也许在马略尔卡岛上有安全之处。……人们在1930年仍然说，在美国没法过日子，而不是说在美国没法写作或绘画。人们继续与欧洲文学作比较，但不那么经常，或不那么不利。在第一批人移居蒙帕纳斯后的第十个年头里，我遇见一个有才华而颇为天真的年轻女人，她刚从伦敦回国，她在伦敦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小说。是的，小说还算成功——给英国人看，这部小说是够好的了，她这么说，但是她先要把小说修改一遍才肯让它在美国出版；在纽约出版，那它还不够好。我知道她不是在说俏皮话；她是个直爽的人，她只是试图说出她自己的以及她在其中活动的圈子里的人的印象。
情况变了，那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流放者为情况的改变起过作用。他们中间没有产生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这种简单的工作不需要天才来做；他们只是去旅行、比较、估价，然后把他们所看到的忠实地记录下来。在这个过程中，自卑感不知怎么地消失了——与其说卸下了担子，不如说它像沙一样地从扛在肩头的袋子里漏掉了——突然间，自卑感的重担没有了，可谁也没有注意到。人们甚至觉得没有必要去创造一个美国的上帝或神话来代替生意人的神话；相反，流放者们创造了一个“迷惘的一代”的国际神话。
这些美国青年人一开始时发现了一个疯狂的欧洲，在那里和他们同样属于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比美国的知识分子更遭到失败、更士气低落。随后，他们断定，除去战争的影响，所有的国家都差不多相同，有的以某一种特性见长，有的以另一种特性见长——德国人长于机械效率，法国人长于自信，英国人长于政治敏锐；美国人以富有资财见长，但在大部分品质上美国人却处于中游状态；美国也无非是其他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员。记录下这种印象之后，流放者们准备去查明一个事实：人们教导他们去羡慕的那些属于欧洲国家的品质，他们自己的国家全都具备。美国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类型——谁会认不出人群中的一个美国人呢？——美国有自己的民间传说、传统以及体现民间传说和传统的歌曲；美国甚至产生出连欧洲人也乐于借用的新的艺术形式。有些流放者在他们的冒险经历中到达了一个转折点，他们正准备开始一个重新发现的航程。他们就像是站在埃菲尔铁塔上，越过博斯的麦田和让雨水浸润的布列塔尼的山丘，朝西南方眺望，直到在雾霭中看到他们童年时的国家，这个童年故国此后将成为他们的艺术国土。美国题材，正像其他题材一样，经天才之手能具有完全一样的尊严。
……这就是普遍的结论，但这个结论是经过一个历时多年的过程和不同的说法才得出的。的确，有过好几阵浪潮似的流放者，或者说，相继的几批流放者，他们的不同观点反映在一整系列的被流放的小型刊物中。迷惘的一代的神话为第二批流放者、为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朋友们所采用，他们在1924年为《大西洋两岸评论》写稿；这份刊物对于用通俗口语写美国题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随后出现的《转变》更具有国际性。这份刊物的投稿人中有许多彻底的移居国外者，他们蓄意切断他们和祖国之间的联系，但一种联系除外：他们的收入仍然来自美国。他们犹如跳越围栏然而并未挣断系绳的马驹：等到有一天拉紧系绳，他们又只得跳回来。我们自己的较早一批流放者为《扫帚》，《怪状滴水嘴》和《脱离》之类的刊物写稿。我们在欧洲生活的那些岁月既富于冒险经历而又忙碌，我们回到美国之前先经历过几个阶段，这些阶段层次分明，犹如一场精心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