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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写道：
想成为举世无双的抱负使他忘乎所以，追求无限权力的热情引导他前进，具有伟大智能的人已经超越了天地万物，甚至超越了他自己的崇高计划；而与此同时他放弃了对自己的一切体贴和对自己的愿望的一切偏爱。在一瞬间，他宰杀了他的个性作为祭品。……他的自尊心把智能引导到这里，而在这里自尊心消耗殆尽。引路的自尊心在智能发展到极端的时候抛弃了它，使它显得惊讶、毫无遮掩、无比单纯。
这是毫无欢乐的抱负，这是保尔·瓦莱里向三十年后追随他的青年作家提出的道路和目标。他们应该把诗仅仅看成是起点：他们应该从这个起点前进到写诗的方法，然后前进到一般方法（特别是天才的方法），然后前进到决定一切方法的全能的自我，然后前进到意识，这是自我中唯一不变的因素。到达这一点之后，他们仍将在这凄凉的道路上走下去，他们将会发现意识本身是一个超脱于一切事物，超脱一切感情和感觉的永恒的过程。然后，唯恐他们仍然坚持下去，瓦莱里描绘出一个形象来使他们回头：“被不倦的智能的要求所引导，而去与活的幻影和纯粹存在的极端相接触的人，看出他自己一无所有，由于他是一股没有目的的力量因而变得极为贫乏。……他存在着，可是没有本能，几乎没有形象；而且他不再有目标。他和什么也不相似。我之所以说人，我之所以说他，只是比拟而言，因为找不到适当的词。”最高的天才甚至不再是人。
但是“与虚无仅有一线之差”的臻于完美的意识并不仅仅是个目的和抽象概念。像一切理想一样，它应该体现在需要饮食、具有生命、能感受痛苦的人的身上。在他长期退隐中为发表而写的唯一作品《与台斯特先生促膝夜谈》中，瓦莱里做了这种赋予形体的工作。台斯特先生，即“头脑先生”，是个好思考的人，是现代的莱奥纳多，可是他却是个几乎完全失去人性的生物。他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要，不担任任何职务，几乎与社会隔绝（尽管如此，社会还是继续养活他）。他朝人们看着，好像他们并不存在。夜里，当他回房就寝时，他和三个现实单独相处：思想、失眠和周期性偏头痛。他患有难以治愈的头痛病。——我们读这故事时不免要问自己，为什么天才要落到这种不近人情的地步，对他们来说只有受苦才是唯一的现实？为什么天才似乎要生存于封闭的房间那病房的气氛之中，房间的遮光帘总是拉下，不让街上的活动和阳光进来，房间里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甚至没有一朵盆栽的天竺葵？一切都似乎指向同一方向，詹姆斯·乔伊斯的失明，普鲁斯特的哮喘病（尽管一半是想象出来的但仍然是真实的），甚至艾略特反复抱怨的身体衰弱，说他像个“干旱季节里的老人”——所有这一切都似乎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好像生活在向这些人报复，因为他们把生活从他们的考量中排除。这些人就是我们时代的大文豪，他们彼此相似，都提出了一个冷冰冰的前途，冷得就像碰到的冰冷的手一样。
我们并未丧失对他们的崇拜之情，可是我们转到一旁，想知道和我们同年龄的作家们究竟在法国干些什么。他们可能没有天才，但他们肯定年轻一些，可能更温暖一些，并可能与我们自己更接近一些。
《流放者归来》 第三部分《流放者归来》 巴黎快车
3．巴黎快车
我并不想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认为我或我的朋友们在欧洲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寻求文学上的指导。我用上午的短暂时间进行写作，研究莫里哀和拉辛，坐在咖啡馆玩多米诺骨牌，当我们有足够的钱时就去旅行——总是有新的城市可去，在那里生活更愉快或更便宜些。在巴黎呆了一个月之后，在第戎的葡萄架下呆过之后，我朝南到蒙彼利埃去，在那里我注册进了大学。指导教授问我是否认识米切尔先生，他也是一位可爱的美国年轻人。我当然认识：他就是诗人斯图尔特·米切尔，在哈佛大学时和后来他在纽约担任《转盘》的总编时我都和他熟识。
我在三月份参加考试，取得法国研究的文凭。我本打算继续在大学学习，但是五月里的地中海海滨阳光强烈得令人难以忍受；街上行人都戴上墨镜；阳光下的蒙彼利埃好像是个盲人的城市。我和我的妻子朝北方漫游，在巴黎又呆了一个月，在布鲁塞尔呆了三个星期，在慕尼黑呆了两天，在维也纳呆了三天。维也纳之行是负有某种使命的；我随身带着戈勒姆·B·芒森和马修·约瑟夫森为他们的小型期刊《脱离》第三期所编排好的材料。在维也纳花二十五美元就可以印上五百份这种刊物。接下来，我们在奥地利蒂罗尔地区的伊姆斯特呆了六星期，在那里我们听说约瑟夫森即将担任另一份期刊《扫帚》的副总编，这份期刊用高级纸张印刷并向投稿人付稿费。那是在伊姆斯特的旅馆的邮局里，旅馆主人的妻子问我是否认识Herr Braun von Amerika①。我回答说：“Jawohl，gn dige Frau②，我认识美国来的布朗先生，我和他很熟。”他就是威廉·斯莱特·布朗，即格林威治村和马萨诸塞州的韦伯斯特的比尔·布朗，也就是那个和肯明斯一起被监禁在那巨大的房间里的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年轻人。在那些日子里，美国青年作家们在西欧和中欧到处漂泊；他们从经过的列车窗口里彼此招手。
我们又朝北旅行：这是1922年10月，德国正进入通货膨胀最疯狂的时期。我们越过国境线时，德国马克的卖价是一美元八百马克；在慕尼黑贬值为一千马克，在雷根斯堡是一千二百马克；第二天早晨在柏林一美元竟能买两千纸马克或一件全毛呢大衣。约瑟夫森和《扫帚》的发行人哈罗德·洛布到车站来接我们；他们两人在共同编辑这份期刊，我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每月费用是多少马克或美元。艺术是流动的产品，它流过国界去寻找最低的价格。约瑟夫森每月的薪水为一百美元，这些钱使他能住在跨两层楼的公寓套房里，雇佣两名女仆，他的妻子能去上骑术课，他们专门在最昂贵的餐馆里吃饭，给乐队小费，收藏绘画，救济挣扎度日的德国作家——在柏林的外国人过的是疯狂的生活，在那里没有人会快乐。我们急忙乘上坐满走私贩子的国际快车回法国去。一名英国军官带了七个新手提箱，里面装满德国黄油，他打算到比利时去卖，每公斤获利四先令。一个法国人在座位下面藏了一辆德国婴儿车，被一名法国海关人员发现了，他只得一面抗议一面付税。——La Patrie①号召人们生孩子，却要他们付两次钱来买一辆婴儿车！哎呀！这太不像话，这是愚蠢的，这是亲德行为。——我想，这也不坏，能听到法国人再一次提高嗓门大声辩论有关爱国主义、金钱和良心至上的道德律等问题。
我们在吉维尔尼度过冬季，八十高龄的克洛德·莫奈仍在这个村里作画。他的继女嫁给美国画家西奥多·勃特勒，勃特勒的一些朋友也在附近定居；在战前，吉维尔尼是个艺术家们的聚居地，几乎像卡茨基尔山中的伍德斯托克一样。留在吉维尔尼的大部分美国画家现在变得庄重而有学究气，他们不欢迎新近纷纷来到的粗野的年轻人。这个村庄位于不到十二码宽的埃普特河畔，这条河历来是诺曼底和法兰西之间的分界线。在河的西岸是一些分散的小镇，它们是农民兼强盗的家，这些人谁也不怕，既不怕上帝，也不怕法兰西人；在河的东岸是一些村庄，为了精神上的温暖和保护自己，这些村庄紧紧地挤在各自的教堂周围。吉维尔尼属于诺曼底，谈到河对岸不到一英里之处的马或女人时，村民说：“那匹马是废物，它是一匹法兰西马，那个女人是法兰西人，她和全世界的男人睡觉。”我们住在一家铁匠店楼上的三间房间里。我上午写作或读书；在冬天下午的短暂时间里，我骑自行车到法兰西那边去，或眺望山坡上空交替移动的暴雨云带和阳光。二月初杏树开花了，之后不久，我开始在河里钓鱼，谣传河里有三条鳟鱼：我在六月里钓到其中的一条。我每周一次，有时每两周一次，在巴黎度过白天。
我那巴黎之行是精神活动无比活跃的一段时间。……你天不亮就起床，喝一夸脱牛奶咖啡当早餐，刚好赶上一列支线火车，里面坐满穿着整齐去赶集的农民，然后在联轨站换乘巴黎快车——行色匆匆、睡眠不足就像可卡因似的使人兴奋。你在车厢里坐不住，于是在拥挤的过道里小心地走来走去，看塞纳河随着火车吱吱嘎嘎越开越快而伸展开来；许多想法、诗句、情节在脑子里闪过，可是根本没有时间把它们写下来。巴黎到了！你跳进车站外面第一辆没有乘客的出租汽车，叫司机赶快。巴黎的地下铁道列车慢得不像话，出租汽车也总是开得不够快，而你却要赴一个接一个的约会，从画廊到书店，在那里你没有时间逗留，然后赶去听音乐会，可是你根本不可能听完——再快一些，再快一些，总是有什么东西在等着，如果你不接连敲玻璃隔板叫司机再开快些，你就会永远把它错过。巴黎是个巨大的机器，它能使你神经兴奋，使你感官敏锐。图画、音乐、街上的喧嚣、店铺、花市、时装、衣料、诗、思想，似乎一切都把人引向半感官、半理智的心醉神迷的境地。在咖啡馆里，色彩、香气、味道和醉意可以从一个瓶子或许多瓶子里倒出来，从方形的、圆柱形的、圆锥形的、高的、矮的、棕色的、绿色的或红色的瓶子里倒出来——可是你自己选的饮料是清咖啡，因为你相信巴黎本身就含有足够的酒精。随着晚上的时间消逝，就更会使人醉倒。深夜，你乘上最后一列开往诺曼底的火车，回到乡下的日常生活使你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