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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消逝，就更会使人醉倒。深夜，你乘上最后一列开往诺曼底的火车，回到乡下的日常生活使你高兴。
那是在巴黎的一个星期三，我第一次被介绍给达达派的人。我在那周写的一封信里说，“马蒂·约瑟夫森说得对，他们是巴黎最有趣的人。安德雷·勃勒东已经三十开外了，他那一头浅棕色头发从高高的额头朝后梳——勃勒东是他们的现任chef d’école①，他发现了一出他赞许的戏。至少他不是半心半意地赞许，他带了二十位朋友连同他们的夫人和情妇去看戏。他去看了彩排和第一夜、第二夜、第三夜的演出；我在第四夜和他们一起去看戏，这时达达派在楼厅仍然占着三十个座位。有一出愚蠢的独幕开场小戏，达达派报以嘘声；然后那出伟大的疯疯癫癫的戏开场了。剧中主角说：‘注意啦，注意啦！’达达派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但是他们永远不会懂得！’这句台词可应用于达达派的任何成员写的任何一本书、一首诗或是一篇故事，于是他们拍手欢呼，声音响得使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勃勒东向正厅前排观众作了半小时的演说。观众分成了小组争论不休。实在是有趣极了。”
这是1922年12月初的事。到下一年二月，我以更严肃的态度来叙述这些达达主义者。我发现他们分为敌对的两派，其中以勃勒东为首的那一派人数较多，态度更不妥协。我写道，“巴黎是个来到时兴高采烈，离去时并不懊悔的城市。我最后一次访问巴黎时，大部分时间是和达达派一起度过的。在十八个月中，查拉、里贝蒙…德塞涅和皮卡比亚首次同勃勒东、阿拉贡和他们的追随者会面。当然，他们互相争吵，但最后决定发表一份联合宣言。我们约有二十人签署了一份文件。……他们对文学的爱好超然得令人惊异。在这次值得纪念的会议上提出，在以后的三个月里，除了达达派的刊物外，他们谁也不得为任何刊物写稿。达达派的刊物看的人不多，稿酬很少。要不是二十人中有一人反对，这个建议本会通过的。同他们会面令人又疲劳、又兴奋。我离开巴黎时有五十种新想法并对groupe Dada②感到厌恶。他们是一种可卡因，他们除了同自己人聚集在一起取得刺激外，不使用兴奋剂。上星期三所有我认识的美国人都去参加了一个茶会，大家喝得酩酊大醉。参加这种法国人的三小时的聚会远远更令人感到刺激，尽管在这种聚会上甚至连水也不供应。”
令人又疲劳、又兴奋，疯疯癫癫，有趣极了。……我开始觉得达达主义运动是巴黎的精粹。这个运动的高度大大低于乔伊斯的抱负和瓦莱里的在形而上学领域中对自我的探索，但是至少这个运动是富有朝气的、大胆而具有人情味。
《流放者归来》 第三部分《流放者归来》 达达主义简史（1）
第五章
达达主义之死
1．达达主义简史
特里斯丹·查拉说，达达主义在1916年诞生于苏黎世的有歌舞助兴的伏尔泰餐馆。关于这个地点和时间有些争议，但查拉的话应该是具有权威性的：达达主义毕竟是他创始的。他是罗马尼亚人，身材矮小而举止文雅，出身于原来是富商的家庭；他在法国和瑞士受教育，他采用法语作为他的本国语。这一新的文学、艺术流派由一位彻底放弃原来的国籍以致本国语说不上三个字的年轻人在一家歌舞餐馆里创立，这真是再恰当不过的。达达主义转移到塞纳河两岸也是恰当的。
但是查拉在1918年3月写达达主义宣言时，他人还在瑞士。那时，安德雷·勃勒东和路易·阿拉贡正在前线服役，后来他们两人成为法国达达运动的领袖。停战之后，这两名很年轻的士兵回来和菲利普·苏波、保尔·艾吕雅及其他人合作创办了《文学》杂志，这份杂志很快就以达达派的评论性刊物而知名。1920年初，他们正式邀请查拉去巴黎。
这是达达主义公开露面的时期。在1月23日的一次聚会上，查拉被介绍给公众。他朗读一篇报纸上的文章，这时一个电铃响个不停，以致谁也听不见他说什么。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大展览馆举行了一次集会；有几千人参加了这次集会。查拉后来在为《名利场》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他们“乱哄哄地一会儿出乎意外地喊叫，一会儿哄堂大笑，说不清楚他们是表示高兴还是表示不赞成，这种喧嚣骚动成了六人同时朗读几份宣言的很好的伴奏。报上说，观众中有一位老头竟然做出某种亲昵的行为，以致有人燃起了闪光粉给他照了相，还有一名孕妇被抬出会场。”两个月之后，在作品剧院的集会，有一千二百人被打发走。“每一个座位坐了三名观众；闷得透不过气来。观众中的热心分子带了乐器来扰乱我们。达达主义的敌人从楼厅扔下一份份名为《不》的反对达达主义的报纸，这份报纸把我们描绘成疯子。这桩丑闻简直闹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但是在加佛音乐厅的那次丑闻甚至闹得更大。“这是世界史上破天荒的事，人们不仅向我们扔鸡蛋、蔬菜和硬币，而且向我们扔牛排。这是一次极为巨大的成功。”
不管公众，这帮愚蠢的公众，用牛排或是鼓掌来表示他们的兴趣，达达主义运动终究发动起来了。它恰好迎合了让战争弄得四分五裂，并且如达达主义者所说的，“让好侵略的狂人”统治着的世界的情绪；现在是发动一场比政治家们更疯狂的文学运动的时候了。达达主义小组在整个欧洲纷纷出现，各处的小组都表现出同样的孩子气和放肆鲁莽；他们肆意玩弄艺术、政治和纸娃娃。柏林的达达主义者有他们自己的刊物、自己的出版社和一所达达主义俱乐部，不仅在俱乐部里发现一些很有才能的人——查拉认为他们的多次示威行动引发了德国革命。在科隆，市政当局准许一个联合小组在公共小便处举行一次免费参观的达达展览。到了1922年，欧洲各国首都都有达达主义者，甚至连莫斯科都有；苏维埃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大学向无产阶级听众开办了达达主义讲座。在法国举行了达达主义者世界代表大会。这次会议虽然显示了运动的力量，但在队伍中出现了分裂，一派希望把达达主义贯彻到社会生活中去，另一派则满足于用恶作剧来表示憎恶而不让警察来找麻烦。于是友谊破裂，追随者离去：就在达达主义似乎一帆风顺之时，它实际上从内部逐渐死亡。不久它就让新的运动，即超现实主义所代替，于是轮到超现实主义来闹出丑闻，来罗致追随者了。人们不妨这样写：“达达主义在此长眠，生于1916，卒于1924。”
但是达达主义的历史实际上要更长一些。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开始相继出现的一些文学流派使达达主义得以存在。有过泰奥菲尔·戈蒂埃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流派；有过自然主义流派（至少是福楼拜和龚古尔兄弟周围的那一部分自然主义流派）；有过帕尔纳斯派，颓废派，象征主义派；在英国有过先拉斐尔兄弟会，牛津的唯美派，以《黄色杂志》为中心的小组——然后步伐加快了：有后期印象主义派，立体主义派（文学流派和艺术流派合成一体），新古典主义派，幻想主义派；在意大利有未来主义派，在英国有旋涡主义派，在美国有意象主义派，在德国有表现主义派，在俄国有构成主义派——舞跳得越来越快，以致一名像毕加索那样的艺术家，有可能相继依附于几个流派，甚至可以预料他能够像人们换上衣似的changer d'école①——然后在这长期发展的顶点，出现了达达主义，就像是使以前的几幕戏带上闹剧色彩的最后一幕戏，就像是给它自己戴上一顶受罚时戴的纸帽的拱顶石。
八十年来，各种主义争论不休，各个流派自我吞噬；在这八十年间，有一个单一的冲动始终贯穿着。埃德蒙·威尔逊是第一个指出这种情况的美国评论家。他在《阿克瑟尔的城堡》中指出，象征主义一词涵义广阔，足以概括这一整个文学运动。他的作品异常具有启发性。在他以前没有人比他更好地解释过叶芝、乔伊斯和普鲁斯特；而且他并不停留于说明性的评论：他把这些作家置于历史透视之中并考虑他们作品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念。可是《阿克瑟尔的城堡》在结构上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在这作品的半途，威尔逊改变了他对这个主题的概念；因此尽管他继续用同一名词来描述它，他实际上是在谈论两个不同的东西。在第一章中，他把象征主义主要作为一种方法来讨论，作为“借助经过仔细推敲的手段——即由杂乱的隐喻所代表的一种复杂的思想联想——来表达个人的独特情感的一种企图”。在作品的结尾他讨论起象征主义来，但是在讨论中，他却把它作为一种态度、一种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把它作为整个一系列作家所采取的一种生活方式。
由于改变了对他的主题的概念，威尔逊犯了两个互为补充的错误。象征主义的方法并不像他所想的那么重要：象征主义方法的历史要短一些，它在国际文坛上的影响也不那么广泛。但是他所认为的叶芝、瓦莱里和维利埃·德·利尔—亚当所持的对生活的态度，也是许多从任何技术角度来看都不能认为是象征主义派的作家的生活态度。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态度不仅影响了各种流派的诗人和小说家，而且影响了画家、雕塑家、作曲家、戏剧家和普通人，这些普通人伤心而谦卑地承认他们没有“创造性”，他们不能“用艺术来表达自己”。在匹茨堡和芝加哥的那些和我同龄的青年按某种方式行动，读某些书——他们觉得自己与那一大群迟钝呆笨的同学们相隔绝，而且私下认为比那些同学优越——因为他们受到了那种可称之为艺术的宗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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