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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目，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给大家看了。委员会的意思，这个全集交给家
属去印，委员会不必列名；委员会的工作先集中在整编那几种未完成的巨著
上。于是决定请许维遹先生负责《周易》和《诗经》，浦江清先生负责《庄
子》和《楚辞》，陈梦家先生负责文字学和古史，余冠英先生负责乐府和唐
诗，而我负总责任。但是这几种稿子整编完毕，大概得两三年。我得赶着先
将全集编出来。
全集拟目请吴晗先生交给天津《大公报》、上海《文汇报》发表。这里
收的著作并不全是完整的，但是大体上都可以算是完整的了。这里有些文篇
是我们手里没有的，我们盼望读者抄给我们，或者告诉我们那里去抄。至于
没有列入的文篇，我们或者忘了，或者不知道，也盼望读者告知。结果得到
的来信虽然不算多，可是加进的文篇不算少，这是我们很感谢的。一方面我
们托了同事何善周先生，也是闻先生的学生，他专管找人抄稿。我们大家都
很忙，所以工作不能够太快；我们只能做到在闻先生被难的周年祭以前，将
《全集》抄好交给家属去印。抄写也承各位抄写人帮忙，因为我们钱少，报
酬少。全集约一百万字，抄写费前后花了靠近一百五十万元。最初请清华大
学津贴一些，后来请家属支付一半，用遗稿稿费支付一半；这稿费也算是家
属的钱。
《全集》已经由家属和开明书店订了合同，由他们印。惭愧的是我这负
责编辑的人，因为时期究竟迫促，不能处处细心照顾。抄写的人很多，或用
毛笔，或用钢笔，有工楷，也有带草的。格式各照原稿，也不一律。闻先生
虽然用心抄他的稿子，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四十八岁就要编《全集》，格式
不一律，也是当然。抄来的稿子，承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各位同人好几次帮
忙分别校正，这是很感谢的！
拟目分为八类，是我的私见，但是“神话与诗”和“诗与批评”两个类
目都是闻先生用过的演讲题，“唐诗杂论”也是他原定的书名。文稿的排列
按性质不按年代，也是我的私见。这些都是可以改动的。拟目里有郭沫若先
生序，是吴晗先生和郭先生约定的；还有年谱，同事季镇淮先生编的，季先
生也是闻先生的学生。
还想转载《联大八年》里那篇《闻一多先生事略》。还有史靖先生的《闻
一多的道路》一书，已经单行了。去年在成都李、闻追悼会里也见到一篇小
传，叙到闻先生的童年，似乎是比别处详细些。我猜是马哲民先生写的，马
先生跟闻先生小时是同学，那天也在场，可惜当时没有机会和他谈一下。全
集付印的时候，还想加上闻先生照像，一些手稿和刻印，这样可以让读者更
亲切的如见其人。
1947 年。
论青年读书风气
《大公报》图书副刊的编者在“卷头语”里慨叹近二十几年来中国书籍
出版之少。这是不错的。但他只就量说，没说到质上去。一般人所感到的怕
倒是近些年来书籍出版之滥；有鉴别力的自然知所去取，苦的是寻常的大学
生中学生，他们往往是并蓄兼收的。文史方面的书似乎更滥些；一个人只要
能读一点古文，能读一点外国文（英文或日文），能写一点白话文，几乎就
有资格写这一类书，而且很快的写成。这样写成的书当然不能太长，太详尽，
所以左一本右一本总是这些“概论”“大纲”“小史”，看起来倒也热热闹
闹的。
供给由于需要；这个需要大约起于五四运动之后。那时青年开始发现自
我，急求扩而充之，野心不小。他们求知识像狂病；无论介绍西洋文学哲学
的历史及理论，或者整理国故，都是新文化，都不迟疑地一口吞下去。他们
起初拚命读杂志，后来觉得杂志太零碎，要求系统的东西；“概论”等等便
渐渐地应运而生。杨荫深先生《编辑〈中国文学大纲〉的意义》（见《先秦
文学大纲》）里说得最明白：
在这样浩繁的文学书籍之中，试问我们是不是全部都去研究它，如果我们是个欢喜研究
中国文学的话。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从时间上，与经济上，我们都不可能的。然而在另一方面
说来，我们终究非把它全部研究一下不可，因为非如此，不足以满我们的欲望。于是其中便有
聪明人出来了，他们用了简要的方法，把全部的中国文学做了一个简要的叙述，这通常便是所
谓“文学史”。（杨先生说这种文学史往往是“点鬼簿”，他自己的书要“把中国文学稍详细
的叙述，而成有一个系统与一个次序”。）
青年系统的趣味与有限的经济时间使他们只愿意只能够读这类“架子
书”。说是架子书，因为这种书至多只是搭着的一副空架子，而且十有九是
歪曲的架子。青年有了这副架子，除知识欲满足以外，还可以靠在这架于上
作文，演说，教书。这便成了求学谋生的一条捷径。有人说从前读书人只知
道一本一本念古书，常苦于没有系统；现在的青年系统却又太多，所有的精
力都花在系统上，系统以外便没有别的。但这些架子是不能支持长久的；没
有东西填进去，晃晃荡荡的，总有一天会倒下来。
从前人著述，非常谨慎。有许多大学者终生不敢著书，只写点札记就算
了。印书不易，版权也不能卖钱。自然是一部分的原因；但他们学问的良心
关系最大。他们穷年累月孜孜兀兀地干下去，知道的越多，胆子便越小，决
不愿拾人牙慧，决不愿蹈空立说。他们也许有矫枉过正的地方，但这种认真
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现在我们印书方便了，版权也能卖钱了，出书不能像
旧时代那样谨严，怕倒是势所必至；但像近些年来这样滥，总不是正当的发
展。早先坊间也有“大全”“指南”一类书，印行全为赚钱；但通常不将这
些书看作正经玩意儿，所以流弊还少，现在的“概论”“大纲”“小史”等
等，却被青年当作学问的宝库，以为有了这些就可以上下古今，毫无窒碍。
这个流弊就大了，他们将永不知道学问为何物。曾听见某先生说，一个学生
学了“哲学概论”，一定学不好哲学。他指的还是大学里一年的课程；至于
坊间的薄薄的哲学概论书，自然更不在话下。平心而论，就一般人看，学一
个概论的课程，未尝无益；就是读一本像样的概论书，也有些好处。但现在
坊间却未必有这种像样的东西。
说“概论”“大纲”“小史”，取其便于标举；有些虽用这类名字却不
是这类书，也有些确不用这类名字而却是这类书——如某某研究，某某小丛
书之类。这种书大概篇幅少，取其价廉，容易看毕；可是系统全，各方面都
说到一点儿，看完了仿佛什么都知道。编这种书只消抄录与排比两种工夫，
所以略有文字训练的人都能动手。抄录与排比也有几等几样，这里所要的是
最简便最快当的办法。譬如编全唐诗研究罢，不必去看全唐诗，更不必看全
唐文，唐代其他著述，以及唐以前的诗，只要找几本中国文学史，加上几种
有评注的选本，抄抄编编，改头换面，好歹成一个系统（其实只是条理）就
行了。若要表现时代精神，还可以随便检几句流行的评论插进去。这种转了
好几道手的玩意，好像搀了好几道水的酒，淡而无味，自不用说；最坏的是
让读者既得不着实在的东西，又失去了接近原著的机会，还养成求近功抄小
路的脾气。再加上编者照例的匆忙，事实，年代，书名，篇名，句读，字，
免不了这儿颠倒那儿错，那是更误人了。其实“概论”“大纲”“小史”也
可以做得好。一是自己有心得，有主张，在大著作之前或之后，写出来的小
书；二是融会贯通，博观约取的著作；虽无创见，却能要言不繁，节省一般
读者的精力。这两种可都得让学有专长的人做去，而且并非仓卒可成。
1934 年 1 月 29 日。
买书
买书也是我的嗜好，和抽烟一样。但这两件事我其实都不在行，尤其是
买书。在北平这地方，像我那样买，像我买的那些书，说出来真寒尘死人；
不过本文所要说的既非诀窍，也算不得经验，只是些小小的故事，想来也无
妨的。
在家乡中学时候，家里每月给零用一元。大部分都报效了一家广益书局，
取回些杂志及新书。那老板姓张，有点儿抽肩膀，老是捧着水烟袋；可是人
好，我们不觉得他有市侩气。他肯给我们这班孩子记账。每到节下，我总欠
他一元多钱。他催得并不怎么紧；向家里商量商量，先还个一元也就成了。
那时候最爱读的一本《佛学易解》（贾丰臻著，中华书局印行）就是从张手
里买的。那时候不买旧书，因为家里有。只有一回，不知那儿来检《文心雕
龙》的名字，急着想看，便去旧书铺访求：有一家拿出一部广州套版的，要
一元钱，买不起；后来另买到一部，书品也还好，纸墨差些，却只花了小洋
三角。这部书还在，两三年前给换上了磁青纸的皮儿，却显得配不上。
到北平来上学入了哲学系，还是喜欢找佛学书看。那时候佛经流通处在
西城卧佛寺街鹫峰寺。在街口下了车，一直走，快到城根儿了，才看见那个
寺。那是个阴沉沉的秋天下午，街上只有我一个人。到寺里买了《因明入正
理论疏》、《百法明门论疏》、《翻译名义集》等。这股傻劲儿回味起来颇
有意思；正像那回从天坛出来，挨着城根，独自个儿，探险似地穿过许多没
人走的碱地去访陶然亭一样。在毕业的那年，到琉璃厂华洋书庄去，看见新
版韦伯斯特大字典，定价才十四元。可是十四元并不容易找。想来想去，只
好硬了心肠将结婚时候父亲给做的一件紫毛（猫皮）水獭领大氅亲手拿着，
走到后门一家当铺里去，说当十四元钱。柜上人似乎没有什么留难就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