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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亿年。如果把宇宙生命浓缩折合为365日，要到9月14日才产生地球，12月31日晚10点30分才出现人类，人类的全部文明历史还不足10秒钟。只是到了宇宙日历最后2秒钟，包括13亿中国人在内的今代人类才有了一种共同的命运。 无论如何，西方人是全球化的先驱，西方的精神太阳曾经光芒万太，西方对中国的同情并不全是伪善，对中国的诫惧也并不全是讹诈，西方引导的历史破晓时分更不全是一场诓骗。感领过西方精神太阳的辉煌和暗澹的中国，已经来到一个临界点，可望争取扮演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角色，甚至有可能给危机深重的世界一种特殊的补益。“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只有把西方文明的主流正脉，西方世界的精髓转化为中国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才可望走向否极泰来、起生回生的觉醒和复兴。 个体生命往往不易理性地理解他所处的时代，更不易知道他这个时代的来路与去向。而中国自1840年以来所进入的“非常”历史阶段，实在有太多的教训与经验，挫折与进步。这座历史宝库贮藏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血、骨髓、智慧、情感、理想、心愿，这是中国人在近二百年间共同编织的稀世大梦，共同上演的旷世活剧，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家谱，共同遗产，我们走向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不可须臾离弃的烛光、火把、太阳。 历史是一位与所有人签订了生死契约的不死老者，他的顽强、狡诈和吊诡超过一切凡人。他以谁为代言，在什么时候发声，以何种形态返回尘寰，永远不可蠡测。 余世存先生，湖北随州人，北大中文系毕业，刚度过第三个本命年。他以白净宽广的额头、秋水般的双眼、诗人的灵心善感，多年为汉语世界的清冷寂寥忧心如焚。他犹如一名预告坍塌和毁灭的隐修士，唱诗班中永不现身的梦幻幽灵，送葬行列中远远驻足沉思的局外人，眨着冷眼颤着热心，用炼丹术般的修辞和锤炼了几千年的汉语韵律，为中国几代汉语创制者壮行。 我与世存先生相交经年，在我们有限的接近中，笼罩在他身上太多的忧郁和孤寂，一种与生俱来的悲情和不忍之心使我惊讶、揪心。在比我整整年轻二十岁的他的身上，总有老式的幻灭，簇新的愤怒，一轮又一轮的精神炼狱，几乎没有任何排遣、消闲。他那天生的忧世伤时比寻常的幽愤更苦涩，比个人的不幸更绝望，比通常的悲观厌世更尖锐，他所唤起和拒绝的有时甚至超过了虚无，找不到任何与之相对的物事。他的敏感、同情、正义和英勇，他的才华、血性、灵气、悟性，直接预示着个体生命精神破晓的壮丽。 我无法想像他竟然耗费了几年光阴，清灯黄卷，涕泗长流，在几百本陈年旧书中，寻找在他心中奔泻、也在成百上千名杰出同胞心中奔泻过的力量、光明、爱，搜寻让他和无数同胞无数次唏嘘扼腕、忍禁不俊的种种可怕可恶可恨可耻可笑的行径。 这是一次幅射式的历史道白，中国非常时期的超历史对话。但愿它唤起的不单有苍黄而灰暗的宿命感，命途多蹇的绝望，也有浩气长流、悲欣交集的感戴与超迈，毕竟正如一位感悟特异的先知所云“夜正长，路也正长”。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世存先生遥存中国先贤心志，一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苦心孤诣，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者，应作如是观，也当为关心世运的大雅君子所不废。
第三部分关于类人孩语
《非常道》后记关于类人孩语余世存
对我个人来说，向导是有的，那就是文明，是乡愁。 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为海外的专栏写文章，曾就时事写了一篇《好在我们只有一个茅于轼》，对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先生，这位可敬的中国老人进行了极严苛的批评。许多人对我不满，说我太过分了，甚至对我反唇相讥，听说还有提起我的名字就跳脚大骂的人。我本非热闹中人，贸然评论起一个公共人物的言论来，实在非一篇文章能够周全，它需要漫长的铺垫。当时的我却情不能已，不得不发。因为它既涉及认知，也涉及立场。茅老在这双重的意义上把自己置于难堪之中，我只能对此表示不满和遗憾。这件事让我再次反思我国的圣贤君子人格，它跟现代公民人格有什么差别。在以前的一篇《为什么我们只有一个茅于轼》文章里，我称赞过茅老的人格。我的称赞和批评都没能把这种差别点明。听说吴敬琏先生都很关注我对茅老的批评，这让我更觉得自己确实孟浪，所谓的特立独行之评实在有点孩子气。 承天则的张曙光、茅于轼、盛洪诸先生的宽宏盛意，我应邀为天则的双周论坛做了一次主讲。题目是“类人孩：人类文明演进的一个假说”，我本木讷口拙之人，参加论坛的人却给了我善意的体谅。意见建议至今记得。因为我以为文明的发展是要使人类告别类人孩阶段，故对类人孩的无权状态和心智蒙昧多有阐发，盛洪说类人孩不一定是坏的，中国古人有“圣人如婴”的观念，他说我需要打通这一环节才好。黎鸣先生则鼓励我写一本书。茅于轼先生则问我的“革命”观念是什么意思，我明白他想告诫我的是革命之不可轻言。 为这次演讲我至今对天则和茅于轼等先生充满感激，它促使我要把三四年来的工作尽快收尾。不止一个人建议我为类人孩的说法写一本书，但我在心里早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与其空洞地谈论概念，不如验之以历史事实。对其关键的现代转型进程，我关注了何止三年四年。虽然，现在把这本“类人孩语”奉献到读者面前，我仍感到有一种仓促行事的不安。 我国的现代化史是一部过于漫长、充满罪与苦的历史，阅读这部历史，包括身边的现实，我经常会有疼痛、羞愧、耻辱之感，会有呼天抢地之意。我经常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受这么多的苦难？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目的或人生秘密，让我们流这么多的血，犯这么多的罪，有这么大的冲突和仇恨？能不能让这个目的或秘密显影定形？我们走过这么多的污泥浊水，经受这么多的磨难坎坷，有什么能做我们向导？ 对我个人来说，向导是有的，那就是文明，是乡愁。因为这样的向导，使我在翻检近现代历史人物的行状时，常常停留长久。由于个性使然，我从来关注个体的身心安置，自然以为在现代转型的成就里，个体的心智和权利如何是极为重要的标识。他们说过什么，如何说，他们有什么喜怒哀乐，成为我研读并愿与人分享的内容。到2002年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词：类人孩，我像回到故乡的丁令威一样，认识到我和我的同胞乡亲离文明仍然遥远，我们是无知于权利、权利不得保证、心智蒙昧身份可疑的类人孩。对那些先贤、前辈，我有着物伤其类的同情；阅读他们不能返乡的人生，了解他们无能获得文明的成人理性或说现代公民人格的悲惨遇合，感知他们的肝胆忠义，英雄末路，狂狷意志，我的心情难以言喻。我至今记得，无数个炎炎夏日，我坐在蒸笼一样的屋子里，整天整天地读书、抄录卡片，汗流浃背，常常为一段故事激动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又或者为一句话停顿下来静静地流泪。现在这些卡片的一部分，就成为《非常道》的来源。 现代转型是一次成人革命。在我国的现代化史上，“五四青年”占有着重重的一笔，由于转型的艰难，这些“青年”也最终没有精进为成人，他们走上社会，仍主动或被动地沦为类人孩状态，他们没能进身成为现代国家公民。在文明眼里，他们，包括今天的我们，是无能进行有效沟通的原子个人，是不解返乡或不能返乡的浪子。文明社会的成年理性交往，乡愁状态的文化身份归宿，是他们梦想而不得的。最悲惨的，类人孩们永远在学习，在准备生活，在改变认知，在吃亏后又长一智，如陈独秀、胡适一生的流质多变不亚于梁启超和郭沫若。最悲惨的，是类人孩们的不自知，他们把每一次获得的认知都当作真理或终极信仰，今年跟马克思站在一起，明年跟鲁迅站在一起，后年就跟哈哈哈站在一起。最悲惨的，是类人孩们明知自己的处境而无能改变，如晚年的郭沫若，如晚年曾嚎淘大哭过的周恩来，如今天的我。最悲惨的，是那些有着善意的类人孩知错就改的行为，今天他告诉追随者，读萨特读错了，应该读福柯，明天他告诉同胞，市场有着缺陷，管制是必要的，或说，法治不是万能，德治最是有用。所以我们在最有责任感的历史人物身上，比如胡适、傅斯年等人的人生选择里，能看到类人孩般的识见起了关键的作用。至于像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等人代表的文人议政的报人传统，同样沦入类人孩的状态而不自知，如徐铸成为人很称道的一句话，他拒绝加入国民党，以为一入党就像女人嫁人了一样，他要保住自己的自由，人们多以为这是自由主义的精神，或他很懂得人贵独立、名节的重要性。可惜，五十年代庐山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也说过类似的话。类人孩在认知层面上是何等一致。 我年轻时“在孩子们中间”写诗说：“放下自己的事情为你们祝福 / 那条蛇蜿蜒着一条路跟踪 / 人生就为你们所窥见的半真理利用 / 你们何辜，你们何苦”。孩子在学校里作文，表演，代圣贤立言；类人孩则在社会上作文，表演，代主义和问题立言。但这种代言的心智作为效果并不大。因为类人孩跟孩子一样是站在知识的碎片上，现代文明社会里个体公民的生存常识在类人孩们那里分布得极为不均、稀薄，知识的污染蒙蔽了他们，知识的碎片教唆了他们，也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