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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生存常识在类人孩们那里分布得极为不均、稀薄，知识的污染蒙蔽了他们，知识的碎片教唆了他们，也切割了他们，使他们往往彼此对立，无能交流、调和、妥协、共处。 这也是我愿意跟读者分享的缘由。我们的现代化史充满了这种种悲喜剧。人当然不能等认识到位了才开始生活，否则人们一生都要准备着生活，这不是人类的经验现实；但人也不能永远在罪错里或在“历史的误会”里过活，否则人生失去意义，他永远长不大，永远无知于“人生的灿烂”，他和他组成的社会就只能在文明的边缘徘徊，今天那些还未跨入现代门槛的民族国家及其子民如此。历史既然是我们的宗教，我们也就有必要从历史上的先辈们那里汲取经验教训。我这么做还有一个理由。李慎之先生，他生前常说太寂寞的时候，我有时去陪他聊天，他会托付我留意一些事，其中之一，就是想办法让汉语世界的近现代史写作有一些可信的材料。本书就是我努力选取的可信历史。想到像李先生那样的智者，到晚年仍为“这个体制是刚性的、还是弹性的”一类问题折磨不已，我就会为类人孩般的认知品性生发椎心之痛。 当然，如盛洪先生说的，把类人孩放在价值判断里不应低估其心智的高尚一面。类人孩有反智、无情、伪信、恶念等等表现，但也有直觉、痴情、笃信、善意等等表现，类人孩是一种文明状态，又是一种人生状态，他在人生的全部表现并不是全为正面或全为负面，并不都是好的或都是坏的。如章太炎，有论者以为是我们现代历史上最可爱的最有童心的人。但这样的类人孩实在太罕见了。即使像陈独秀、胡适、梁漱溟、陶行知那样有着圣贤君子人格的类人孩，也是极为稀少的，何况他们的人身权利仍多有缺失，他们认知多变也试验游戏了万千亿兆民众。更多的中国人，是掺杂在人生和民族的罪与苦体制里不能自拔，不得自由。正是从文明史的角度着眼，类人孩状态才是我们需要告别的一种生活。说到底，无论做坏孩子还做好孩子乖孩子，还是做老小孩老顽童，都是一种非成人状态。是的，“而今始知成人世界的寂寞，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何其芳诗语）。类人孩有类人孩的人生满足，但是，无论直觉、痴情、笃信、善意、童心有多么美好，个体参与合众的民族社会里，最值得称道的是个体能够免于匮乏和恐惧，是个体能够与社会有效（文明的成人理性）的交往沟通，是个体有着成人般的关怀和责任，有着成人般的自信和参与。这种现代公民形象或文明人格，大概只有丁文江、鲁迅、雷震等有数的几位先贤具有。 因此，我不避浅陋之嫌出版这本书，就是希望得到读者的参与。对我们历史的认识，对我们自身的反思，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实践这一人生过程，这一过程有助于他的生命自我完善。我编写这本书也是希望在信史中间留白，让读者参与理解。尽量避开逞才使气，是这本书的要旨之一。天何言哉？予欲无言。虽然，在今天每个人都想把个性发扬凌厉的市场时代，这本书的每一则故事或话语都可以生发长长的议论；这么做，可以让我写上几年上千篇的“作文”，却非跟读者进行交流的正当有效方式。历史当然可议可论可定调子，但每个人自有的理性智慧足以认识，何况今天并不是一个“燕燕居息，出入风议”的时代。是以本书撰写无意中相似于《世说新语》，我国文人宝爱的经典之一，但《非常道》不同于《世说新语》，读者自会明见。 最后要罗嗦的是，虽然花了四五年时间编写这本书，但文字并不全然出于我手，原作者们的才情、识见、语感常让我有偏爱不舍之处，故摘编时多尽量保留，文字不能完全统一，是需要告罪读者的。还有，在这四五年时间里，我拒绝体制谋职，是我的妻子刘燕的支持，以及一些朋友的援手，如《南风窗》的秦朔先生、陈初越先生，让我在无业的生存状态里稍能平静地读书写作，不消说，我对他们充满了感念；如果说这本书是一次还愿，我还愿把这一愿心奉献给李慎之先生、茅于轼先生，我的朋友和读者们，我的父母和转型的祖国。 2004年11月22日写于北京 《非常道》 余世存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2005年5月第一版 本序、跋未收入。
第三部分“历史就是历史”（1）
“历史就是历史” 冯口
“这样壮烈的事，难道不值得让更多人了解吗？” 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各种活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拿着《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的书稿，寻找出版社屡屡碰壁时，曾经有人问孙维韬：“你一个共产党员，干嘛费那么大力气给国民党歌功颂德？” 也有某部门在审稿后提出意见，一是蒋介石的照片出现得太多；二要取消书中抗战胜利后，苏联红军出兵我国东北的内容，理由是“中日关系太复杂太敏感，怕有不好的影响。” 对于这些说法，孙维韬回答道：“历史就是历史。” 从孙维韬的职业生涯来看，这本不过二十万字的《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实在算不了什么。他曾担任九卷集、1400万字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总编组组长，《俄汉军事大词典》总编审，《军事百科词典》主编，《世界军事知识词典》副主编，《国防知识》丛书副主编，《兵器知识文库》副主编……但就是为这本区区“小书”的编辑出版所费的周折，让他感慨最多。 2004年初，北京航空联谊会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决定编写一本介绍中苏美空军在中国抗日战场上，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画册。 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战事中涉及空军的内容，一直少有翔实的介绍。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原本就相当薄弱的中国空军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可用飞机只剩三十余架，面对不断增加的日本陆、海军航空队的空袭，已无力反击，制空权全部落入日本空军之手。 当时，欧美诸国以“严守中立”为名，停止向中国出售军用物资。而苏联担心日本的扩张会危及自己在远东的安全，采取了积极的援华方针。1937年8月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1月组成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作战，直至1942年6月，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大规模援华中断。这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2。5亿美元低息贷款，并先后向中国出售1285架飞机及其他作战物资。苏联政府还帮助中国建立了航空物资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和航校、训练基地，以轮换方式分批派遣军事顾问，连同各种空、地勤技术人员共计五千余人，改装训练中国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雪中送炭，使得中国空军起死回生。 近些年来，关于陈纳德、“飞虎队”、驼峰航线的报道，屡屡见于各种媒体，而了解苏联志愿航空队历史的人，却还是不太多见。 “这段历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以及不少我到过的抗战纪念馆里，都是一片空白。”孙维韬说。 1980年之前，孙维韬在中国空军服役三十年，曾长期担任空军司令刘亚楼的翻译。他说，自上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这段历史就少有人提了。“但无论现实政治如何，历史就是历史，我们有责任把真正的历史留传下去。” 作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的孙维韬，曾经受邀到黑龙江大学国防教育学院做报告，当他提及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作战的历史，座中居然无人知晓。 “那是给沈阳军区培养干部的地方，还是军人呢，都不知道。”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志愿飞行人员除参加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外，还参加了保卫南昌、广州、兰州、重庆、成都、西安等地的空战。据统计，至1940年，日本共损失飞机986架，这与苏联志愿飞行员的作用密不可分。 1938年2月23日，由波雷宁大尉率队，28架轰炸机从武汉远征台湾，轰炸日军占领的松山机场，一役击毁日机40架，烧毁了可供该基地三年使用的航空汽油。 1939年8月14日，轰炸机大队大队长库里申科，率领机群奔袭日军汉口机场。在武汉上空与敌机相遇。在击落5架敌机后，库里申科的飞机左发动机被击中，他用单发坚持飞行。返航至四川万县上空时，飞机失去平衡，他尽力控制飞机超低空摇摆着避开居民区，迫降于长江水面。机组人的领航员、报务员和轰炸员都爬出机舱。当地民众亲眼目睹了这一惊险过程，纷纷跳入江中营救。惟有库里申科大队长因筋疲力尽，未能爬出机舱。二十天后，人们才在下游猫儿沱发现了他的遗体。 万县人民为库里申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把他安葬在景色壮美的太白岩。 库里申科的事迹，在当时传遍中国，可是在他的祖国却毫无反响。当时援华志愿人员的去向是保密的。库里申科在给妻子的家书中也只是这样写道：“我调到东方的一个地区工作，这里人对我很好，我就像生活在家乡一样。” 几个月后，库里申科的妻子接到一份军人阵亡通知书，上面写着：“格里戈里·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同志在执行任务时牺牲。”至于牺牲的具体经过和葬身地点，家人全然不知。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库里申科的女儿莫娜·库里申科考入莫斯科机床制造学院，她的同学中有不少中国留学生。 一天，一位中国留学生叫住了莫娜：“在中国，人们一直缅怀着一位苏联飞行员，他的姓和你一样。我们早就想问你，你是否是他的亲属？” 直到此时，莫娜才知道了她死去父亲的下落。 1958年国庆前夕，中国红十字会代表中国政府向库里申科的遗孀和女儿发出邀请，请她们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