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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听从了。
那几个技术人员俯在信封上，往上撒影印粉，翻那本地址簿，检查照片，并像外科医生在手术时似的喊出发现的内容：
“信封封口处有两个指纹残痕，上面有污迹，只能算是一两个可供比较的残缺部分，不足以用来存档，大概可以用来跟嫌疑犯的指纹作比较——”
“社会保险卡上没有指纹——”
“地址簿上的有些页可读，但是已经被汽油浸泡，不可能留下指纹的痕迹。上面的名字与电话号码大多数是男人的，没有按照字母顺序排列，有几页撕掉了——”
“照片都是肖特跟穿着军装的大兵照的，那些男人的脸部被划掉——”
听到这儿我一惊：他还会再写信来吗？我猜测这事不是仇杀，难道猜得不对？既然这些东西很明显是凶手送来的，那凶手会是照片里那些当兵的其中的一个吗？他写这封信来是想玩猫抓老鼠的游戏，还是扔出一块认罪投降前的探路石？我身边的其他警察也都在想着同样的问题，三三两两地聚成一堆谈论着，看起来全神贯注的样子，好像在跟自己说话似的。实验组的技术人员们戴着橡胶手套，抱着那堆新线索走了。这时，房间里唯一一个清醒的人又吹起了口哨。
喧闹的人群静了下来。罗斯·梅拉德一脸严肃地查着人头数，指挥我们站在房间后部的公告板前面，我们在那儿排好队。他说：“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我很确定这些东西是那个凶手送来的。实验组的弟兄们还需要一点时间对信封作出进一步的检查，然后他们会把地址簿上的每一页都照下来，我们再按照他们送来的名单去挨个的谈话。”
迪克·卡瓦诺说：“罗斯，他这是跟咱们玩呢。有几页不是撕掉了吗？我跟你赌十比一，他的名字一定在那几页纸上。”
梅拉德笑了：“可能吧，也可能不在。可能他是个疯子，就想被咱们抓到，可能那几页纸上有人认识他。可能技术人员从那些照片上能提取出指纹来，或者从军装上别着的徽章识别出一些人的身份。可能那个狗娘养的真会再寄一封信来。可能性太多了，所以别管可能了。现在，你们十一个人都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搜索发现信封的那个邮筒附近的地区。哈里和我去查案子的资料，看看之前有没有哪些嫌疑犯居住或工作在那附近。然后，等拿到地址簿上的名单，再谨慎地调查。贝蒂跟男人很随便，而拆散人家的家庭可不是我的风格。哈里？”
西尔斯正站在贴着洛杉矶市区图的墙边，手里拿着笔和笔记本。他结结巴巴地说：“咱们还会在邮筒那边加派人手巡逻。”我仿佛看到我的调转申请上批示了“不同意”的大字。这时，我听到在办公室的另一边有争吵的声音。
争吵的人是埃利斯·洛和杰克·蒂尔尼，两个人都想说服对方，现在努力压低声音说话。他们缩在一根柱子后面，想借其掩人耳目，我悄悄地溜到紧挨着那根柱子的一个电话间里去偷听——想知道有没有李的内幕消息。
他们的争吵不是关于李，而是关于她。
“杰克，哈罗想从这个案子的调查组里调走75个人。就算咱们承诺过吧，他觉着给那些选举人做的戏也够看了。咱们可以按他说的办，然后把人力集中起来，追查那个簿子上的名字。这个案子的曝光率越高，咱们就越有跟哈罗谈判的筹码——”
“去他的吧，埃利斯——”
“不行。你听我说。之前，我想低调处理这个案子，淡化那个女孩其实就是个妓女的形象。可现在我认为这件事已经大白于天下，不可能再遮掩了。咱们都知道她生前是什么样的人，再去调查那个小黑本里的男人，只会让这个事实再被肯定几百遍。但我们还是要派人去调查他们，然后我把他们的名字透露给我在媒体的联络人，咱们要把精力都放在这个小簿子上，直到抓到凶手为止。”
“这个办法不成熟啊，埃利斯。凶手的名字可能不在那个地址簿里。这人是个疯子，他今天的做法就像是把后背露给咱们看，还说：‘猜猜我是谁？’这个女孩的案子能给咱们带来很多好处，这我跟你一样，从一开始就知道。但这个案子也可能毁了咱们。我手里还有六七件重案，人手根本不够用，再说，如果那个地址簿里已婚男人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那他们本来平静的生活就他妈的全完了，而他们只是对贝蒂·肖特稍微动了点心思。”
好半天，他们俩谁也没说话。最后洛说：“杰克，你知道我早晚会成为正检察官。如果明年不行，1952年肯定没问题。你知道格林再过几年就退休了，你也知道谁会接替他的位置。杰克，我今年三十六岁，而你已经四十九了。我说不定哪天又提升了。你就不太可能了。我的老天爷啊，你能不能看得远点儿！”
又是一阵沉默。我想象着杰克上尉正在掂量着把他的灵魂卖给魔鬼后的利与弊，这个魔鬼总戴着一把优等生荣誉学会的纪念钥匙，还想把整个洛杉矶抓在手里。等他终于说出：“好吧，埃利斯，”我把刚写完的调转申请撕成碎片，转身走回了吵吵闹闹的人群中。
《黑色大丽花》 第39街、诺顿路街区（2）大规模的闹剧表演
第十八章
在接下来的十天里，办公室马戏变成了大规模的闹剧表演，中间偶尔穿插一点悲剧色彩。
从那封“死亡之信”里没有搜集到更多的线索，地址簿里的243个名字被分派到四个侦探组，没办法，杰克·蒂尔尼只想把这部分调查作为给报纸和电台输送信息的基点，所以只有这么少的人数。罗斯·梅拉德跟他争取，想要二十个组，再作一次彻底的搜查，而杰克上尉在魔鬼检察官的教唆下，拒绝了这一请求。大块头比尔·凯尼格性格太火爆，没法再做询问的工作，就被分派了文职，由我去和弗里奇·活格尔搭档。我们俩一起讯问了五十多个人，大多数是男人，问他们跟伊丽莎白·肖特的关系。他们讲的事，我们事先早就猜到了，跟贝蒂在酒吧偶遇，给她买酒喝、买饭吃，听她讲成为战斗英雄的妻子或寡妇的虚幻故事，然后跟她睡觉，或没跟她睡觉。很多男人甚至根本不认识这朵臭名昭著的大丽花——他们只是“朋友的朋友”，是那些寻花问柳之徒的同志之爱，使得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地址簿上的。
在我们这组中，有十六个家伙被弗里奇标定为“确定的睡过大丽花的人”。他们大多是电影界的小角色：小代理、星探和选角色的导演，这帮家伙没事就在施瓦布的日杂店里吹牛，泡那些容易上当的、想成为“明日之星”的女孩子。一脸骄傲或羞羞答答地讲他们选角色背后性交易的故事，那胡说八道的样子，跟贝蒂讲到她跟那些当兵的之间的故事时一样无药可救。最后，在伊丽莎白·肖特的那本黑色的地址簿里，男人有两样共同之处——他们的名字都出现在了洛杉矶的各大报纸上，他们都被迫说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好免除嫌疑。后来不断有消息传回到办公室，他们的名字曝光后，不少人也被免除了做丈夫的义务。
地址簿上的女人的情况复杂一些。大多数是朋友——在一起聊聊天的熟人，一起在酒吧骗酒喝的同伴，和一些雄心勃勃、前途暗淡的女演员。大约有十几个是妓女和半职业的酒吧女郎，是贝蒂在酒吧认识的速成伙伴。她们说出来的线索随着调查的推进变得毫无用处——基本内容是说贝蒂偶尔也卖，跟一些酒吧的常客在几家市中心的低档旅馆里办事。她们暗示说贝蒂很少沿街去卖，也说不出来她偶尔几次买卖对象的名字。弗里奇对旅馆的调查一无所获，他很生气，再加上有几个女人——被情报中心确认为妓女的女人——找不到，他就更是气得不行了。
玛德琳·斯普拉格的名字不在那个地址簿上，也没有出现在接下来的问讯中。在那243个名字里，没有出现同性恋或同性恋酒吧的线索，每天晚上我都查看大学区警察局办公室里的公告板，想确定其他组的调查中有没有出现她的名字。她的名字一直没有出现，我觉得很安全，自己隐瞒证据的小把戏没有被人发现。
一边是地址簿的调查占据了大量的头条新闻，另一边是办公室里的马戏还在上演。电话信息不断涌来，浪费了警察们几千个小时的虚假电话信息和笔头信息，让各个分局的侦探们接触到很多心怀愤恨的疯子，诬告他们的仇人干了大大小小的坏事。被遗弃的女人衣服在中心犯罪实验室里被详细审查，每一件八码的黑色女式服装都会引发一场在发现地周围的大规模搜查。
在这次黑色地址簿的调查过程中，让我惊讶的是弗里奇·活格尔。他的身边没有了比尔·凯尼格，人显得聪明多了，而且他的粗暴方式在问话过程中非常有效，简直赶上了罗斯·梅拉德。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用拳头逼出口供，打得又狠又准，好像他个人恨那嫌犯恨得牙痒痒似的，可等我们问出口供以后，他又能很快将此事置于脑后。有时候我能感觉到他对我充当老好人的问话方式很佩服，他很现实，知道这是得到口供的最好办法。我们俩的合作效果不错。而且我确定我对弗里奇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可以制约他自己承认过的喜欢胖揍犯人的做法。因为我把鲍比·德·威特伤成了那样，他对我不敢放肆，所以在这个暂时的搭档关系开始后没几天，我们俩就用零零碎碎的德语侃上了，这是我们在问话来回路上的一种消遣。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弗里奇不总是那么长篇大论地讲白话了，而是变得像个普通的家伙——那种特平庸的警察。他会谈到大丽花和让他垂涎三尺的中尉军衔，但不会捏造事实。那么既然他从不试图草率地给嫌犯定下罪名，写调查报告时也实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