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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种差别,很明显,这两种观点有着根本不同的政策意义。当然,二者都强调制度的实际年龄和代际更替年龄的重要性,但是那些年龄是一个不能迅速形成的“总量”,即使从理论上来说也是如此。那么政治能力如何在短期到中期内来扩大和发展呢?亨廷顿认为,必须对动员和流动进行限制以避免出现过量的要求。但是必须认识到“控制(containment)”这一词语只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因为控制的努力会退化为压制,尤其在军队直接地、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治行动时更有可能。
我的观点是,如果人们真的关注政治能力,那么他就会发现控制战略将产生相反的结果。相反,对于新兴国家而言,合法性倒是一个需要迅速最大程度地予以加强的东西。决定使用压制手段是政权可用的基本方法,而最大程度地扩大合法性则意味着它们可以避免物质强制手段的使用。我已经指出,政府可以用包括物质和象征刺激组合在一起的方法在内的各种手段来引导同意。即便如此,合法性产生的难度也不应有任何的低估。正因为认识到这些困难,我才不是一个乐观的预测者。但是,它确实提醒我们,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秩序是脆弱的,而这有助于解释当今许多国家政治衰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