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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曼仍在冷笑，我对他作出解释的期望越来越小，尤其是因为马伦勃兰特赏给布施曼许多耳光也暴露出了他自己缺乏信心。马伦勃兰特不再提那件失踪的东西，而是在两记耳光之间高声吼道：“你应该把冷笑收起来。不准再笑了！我非要改一改你这种冷笑的毛病不可！”
顺便说一句，马伦勃兰特没有能够让布施曼改掉冷笑的毛病。我不清楚布施曼今天是否还活着。但是，假如现在有一位布施曼牙医、布施曼兽医或布施曼助理医生——海尼·布施曼当时想进大学攻读医学——那么，他将是一位冷笑的布施曼大夫。因为，这种冷笑经久不变，不至于这么快就消失殆尽，它在无数次战斗和币制改革①中幸免于难，甚至当领口空空荡荡的海军上尉期待着审问成功时，这种冷笑就已经战胜了马伦勃兰特老师的耳光。
①指1948年在德国英美法占领区进行的币制改革。
尽管布施曼把大家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还是偷偷地回头望了一眼马尔克。我不必四下里找他，单凭脖子就能感觉到他在哪儿暗暗地哼着《圣母颂》。他站得不算远，但丝毫也不参与起哄；他已经穿好衣服，正在扣衬衫最上面的那个纽扣。从剪裁式样和布纹来看，这件衬衫很可能是他父亲留下来的。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想把他身上的特殊标志塞到纽扣的后面。
撇开脖子上那个一蹿一蹿的玩艺儿和随之运动的咀嚼肌，马尔克给人留下了一个镇静从容的印象。当他意识到纽扣不可能扣在喉结上面之后，就从挂在衣架上的外套胸前的内袋里掏出一条压皱了的领带。我们年级没有人打领带。在七、八、九三个年级也只有少数几个爱慕虚荣的家伙系着滑稽可笑的蝴蝶结。两个小时之前，当海军上尉结束他那鼓舞人心的报告离开讲台时，马尔克的衬衫领口还是空荡荡的。然而，这根压皱了的领带那时就已经装在他上衣胸前的内袋里，急切地等待着关键的时刻。
这是马尔克的领带首次亮相。他站在更衣室那面唯一的、斑斑点点的镜子前面——没有凑到跟前，而是保持一段距离，像是做做样子似的——将那条印着彩点、在今天看来很不像样的领带围到翻起来的衬衫领子的外面，然后把领子翻下来，又扯了一下那个过大的领结。他开始说话，声音不高，但却有声有色：“我敢打赌，这不是布施曼干的。是不是已经有人搜过布施曼的衣服？”仍在进行的审问和打耳光的响声把他的话衬托得清清楚楚。马伦勃兰特不顾海军上尉的反对，仍在没完没了地抽打布施曼那张冷笑的脸。
马尔克立刻就获得了听众，虽然他是在冲着镜子说话。他的新花样——领带直到后来才引起大家的几分注意。马伦勃兰特亲自动手搜查布施曼的衣服，这一下又有了抽打那张冷笑的脸的理由：他在上衣的两个口袋里找到许多刚刚拆封的避孕套，布施曼常用这种东西在七、八、九三个年级中做点小生意——他的父亲是药房老板。除此之外，马伦勃兰特一无所获。海军上尉无可奈何地系好军官领带，翻下衣领，用手指轻轻地敲了敲先前挂着勋章、此时已空荡荡的位置，建议马伦勃兰特不必将事情看得过于严重：“还是有可能弥补的嘛，参议教师先生。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一次恶作剧罢了！”
但是，马伦勃兰特下令锁上健身房和更衣室，然后在两个八年级学生的协助下开始搜查我们的口袋。他还检查了更衣室里每一个有可能用作藏匿处的角落。起初，海军上尉也兴致很高地为他们帮忙，但是渐渐地失去了耐心，竟然干起了平时没有任何人胆敢在更衣室里干的事情：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把烟头扔在铺着亚麻油毡的地板上，然后用脚踩灭。当马伦勃兰特一声不吭地递给他一只痰盂时，他的情绪显然很坏。这只痰盂好多年来一直没有用过，搁在洗手盆旁边，落满了灰尘，事先已被当做失窃物品的藏匿处做过一番检查。
海军上尉像小学生似的刷地一下面红耳赤，赶紧从那张略微凸起、能说会道的嘴巴里抽出刚刚点燃的香烟。他不再抽烟，而是抱着双臂，开始神经质地看时间。只见他做了一个单调的拳击动作，让手表从衣袖里露了出来，以此表明他的时间很紧迫。
他走到门口，摇了摇套在手指上的手套，向我们告别，同时又暗示，他不会喜欢这种搜查的方式方法，他将要把这件令人不快的事情转告校长本人，因为他不打算让缺乏教养的蠢猪糟踏了他的假期。
马伦勃兰特把钥匙给八年级的一个学生。此人动作不够灵活，在打开更衣室大门时造成了一段令人尴尬的间歇。
第 八 章
进一步的调查占用了星期六的整个下午，却未能取得任何结果。我现在只能记得一些眼下几乎毫无必要重提的细节，因为我当时不得不盯住马尔克，盯住他那条领带——他不时地试图把打结处向上推。然而，要想不使马尔克难堪，领带上非得插上一根钉子不可。你真叫人无可奈何。
那么海军上尉呢？如果确有必要提出这一问题，答案只需寥寥数语：在下午的调查过程中他不在场；未经证实的推测有可能符合实情。据说，他在未婚妻的陪同下跑遍了市内三四家勋章商店。我们班还有人声称：在此后的那个星期日曾在“四季”咖啡馆见过他，他的身边不仅有未婚妻及其父母作陪，而且衬衫领口也不缺少什么。咖啡馆的顾客恐怕也都不安地察觉出，那位坐在他们中间斯文地用刀叉分解战争第三年生产的硬点心的先生是个什么人物了。
那个星期日我没去咖啡馆。我答应古塞夫斯基司铎去为晨祷辅弥撒。七点刚过，马尔克就系着一条花领带来了。他和那五个常来的老妇人无法掩饰那间从前的健身房的空虚。领圣餐时，他仍像往常一样坐在左排外侧。傍晚，当学校的调查结束后，马尔克肯定立刻就去圣母院做了忏侮。或许，你只是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在圣心教堂咬着维恩克司铎的耳朵嘀咕了几句。
古塞夫斯基司铎把我叫住，问了一些有关我哥哥的情况。我哥哥驻扎在俄国，现在很可能已经躺在那儿了，因为我们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我又一次浆洗熨平了所有的晚祷服和白衬衣，古塞夫斯基司铎也许会为此赏给我两卷覆盆子糖吃。当我离开法衣室时，马尔克肯定已不在教堂了。想必他已经乘电车走出了一站路。我在马克斯·哈尔伯广场登上九路电车的后面一节车厢。在马格德堡大街车站，车正要启动，席林突然跳了上来。我们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或许我还把古塞夫斯基司铎赏给我的覆盆于卷糖掰了一点儿给他。我们坐的车在萨斯佩农庄和萨斯佩公墓之间超过了霍滕·索恩塔克。他骑着一辆坤车，图拉双腿分开坐在后架上。这个干瘦的小妞儿仍然像往常那样露着两条光滑的长腿。不过，她身上已经不再是又扁又平的了。自行车带起的风拨弄着她的长发。
因为我们要在萨斯佩农庄的岔道与反方向的电车错车，霍滕·索恩塔克和图拉便又一次把我们甩在了身后。他们俩在布勒森车站等着我们，自行车靠在海滨浴场管理处的一个废纸篓旁边。他们在玩小弟弟和小妹妹的游戏，小手指和小手指勾在一起。图拉的衣裙湛蓝湛蓝，像过了水似的，上上下下都那么短、那么紧、那么蓝。霍滕·索恩塔克背着一个包着游泳衣和其他东西的小布卷。我们懂得如何从无言的对视中了解情况，如何从意味深长的沉默中寻找答案：“明摆着嘛！除了马尔克还能有谁？这位老兄真棒。”
图拉想听个究竟，一边催问，一边轻轻地敲击尖尖的手指。但是，我们谁也没有说出那个东西的名称，只是简单地重复着：“除了马尔克还能有谁？”“明摆着嘛！”席林，不，是我后来发明了一种新的说法。我冲着霍滕·索恩塔克的脑瓜和图拉的小脑瓜之间的空档说道：“伟大的马尔克。这肯定是伟大的马尔克干的！只有这一种可能。”
这个称呼保留下来了。所有从前将马尔克这个名字标上绰号的企图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统统失败了。我至今还记得“落汤鸡”这个绰号；当他站在一边观望时，我们还叫过他“穷光蛋”或“可怜虫”。然而，“这肯定是伟大的马尔克干的”这句我脱口而出的话被证明是最有生命力的。因此，下文凡是提到约阿希姆·马尔克的地方都用了“伟大的马尔克”这种说法。
到了售票处，我们才甩开图拉。她朝女子浴场走去，两边肩胛骨把上衣绷得紧紧的。从男子浴场前面的阳台式建筑向远处眺望，可以看见一片在朵朵白云遮蔽下的、波光粼粼的大海。水温：十九度。我们无需寻觅，三个人就都看见，在第二片沙洲后面有一个人正奋力朝着扫雷艇方向游去。他游着仰泳，掀起了一片浪花。大家一致认为：只能派一个人去跟踪他。席林和我建议霍滕·索恩塔克去，可他却更愿意和图拉·波克里弗克一块儿到男女混合浴场的遮阳板后面躺一躺，用沙子埋住她那一双长腿。席林则推托说早餐吃得太多：“肚子里净是鸡蛋之类的东西。我奶奶住在克拉姆皮茨村①，她养了一群鸡，有时来城里过礼拜天，总要带上十五六个鸡蛋。”
①但泽东南的一个村子。
我一时想不出什么话可说。做弥撒之前，我已经吃过早餐。我很少遵守圣餐前斋戒的教规①。“伟大的马尔克”既不是席林也不是霍滕·索恩塔克的发明，而是我的首创，因此我只好跟着他游，但是我并不怎么卖力。
①天主教规定，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