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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玩赏之癖（2）
任人皆知，卖玩赏长物的还有集中的大户，是古董店和书画店。这两种店与小市相比，各有短长，仍以求鱼为喻，逛小市是到河边钓鱼，游古董店、书画店是到市上买鱼。买鱼有优越性，是易得；但也有不优越的一面，是除价昂以外，还不再有那样多的由不定而来的期待心情。说“那样多”，意思是也有，尤其是个人经营的小店铺。也就因为同样有期待心情，就是在有大兴趣逛小市的时候，我有时也到西城的悦雅堂和东城的永光阁转转。主人都姓谢，我曾写一篇《东谢西谢》（收入《负暄琐话》）的小文介绍他们。西谢名子陶，科班出身，各处跑买货；东谢名锡三，票友下海，不善于跑，守株待兔。所以到悦雅堂，也常常遇见清代名家法书，可意而价不高的。只说法书不说画，是因为：一、画比字贵得多；二、我更喜欢法书。又，像东谢西谢这样的个体书画铺，解放以前，琉璃厂不少，我何以不去转转？原因很简单，语云，店大欺客，客大欺店，那里店太大，我这客太小，过门也不敢入。且说主要是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我出入悦雅堂的次数不少，所得呢，虽然不多，却有颇为有意思的。只举一件，是张廷济写的杜诏传，条幅，绢本，朱丝栏，字作颓败体，多年来我喜欢张廷济的字，因为远离馆阁，且有金石气，而放笔任其颓败的却只见这一件。还想岔出去说几句颓败体，这名称是我杜撰，指由表面看，笔笔不合法，总体像是小儿乱画的，而实是出于大家之手的那种字，举实例，限于我见过的（真迹或影印），有传为柳公权书的《兰亭诗》，以及徐文长、王铎、傅青主字册中的一部分，总之是罕见的。何以要这样邋遢一下？也许就是如阮籍、刘伶之流，忽然狷狂，说“礼岂为我辈设也”吧？还是说游书画铺，解放以后，个体铺不久消灭，变为国营大铺，间或走入看看的有东琉璃厂宝古斋，西单商场文物店，地安门外宝聚斋。宝古斋规模大，专经营古旧书画，货多，与大革命后相比，价不高。也就有所得，如高凤翰左手书札、曹贞秀小楷扇面、张廷济对联等，我一直珍爱，都是从那里买的。
列子说大道多歧，其实如集玩赏之物的小道也是多歧，这是说，自珍的敝帚也可以从另外的渠道来。细想想，这另外的渠道也许不只一种吧？想取大舍小，只说友人。就交往的事说，仍可以一分为二。一种是转让，计可以举三位，陈莲森、张自成（都比我大十几岁）和李佐陶。陈是古镜专家，解放后生活无着，买卖些古董，我有时去看他，见到心爱的，他必以很低的价钱让给我。大革命浩劫之余，现在看看案头和箧中，有些存储还是由他那里拿来的。张是育英中学的国文教师，喜欢写字，自负为写北碑的书法家，也玩书画，善于买而不善于藏，比如一件像样的法书，四元买到手，给他五元必卖。我们住得近，我的师范同学兼好友刘佛谛与他住同院，因而通声气容易，相交若干年，由他转让的法书也颇有几件。李是旧家子弟，在中国大学学中文，由十几岁就钻研文物，跑琉璃厂看，也买。到我们熟识的时候，他的眼眶升高，迷宋元，有时就把他原来珍视的零零碎碎让给我，现在算旧账，其中也颇有值得玩赏的。再说另一种是惠赠。这无论就人说还是就物说，都多而杂，想以时间为纲，只说古、中、今三种。古是商青铜器矛、汉玉环之类，中是唐三彩水盂、宋瓷碗之类，今是黄石砚、葫芦之类，都不名贵，不值钱，可是采纳李笠翁的养生之道，贫贱行乐，我们还是无妨说，有不小的用处的。
成语有玩物丧志的说法，多年，逛小市，游书画铺，求多种长物而藏之，而玩赏之，连上一篇写的花事也可算在内，是否可以说，我已经丧了志？想了想，应该说“未也”，原因虽不冠冕而有大力，是我无志。但说是丧了不少时间则是不错的，这值得吗？可惜账多种，人生方面的最难算，姑且算作抬杠，比如红颜绿鬓之时，娶了个如花似玉的，洞房花烛，生儿育女，也就不得不柴米油盐，直到念红书，喊万岁，受天之祜，未加冠流放，混到头童齿豁，知老之已至，清夜不能入梦，忽而有回顾总结之瘾，自问一句：“这一切都值得吗？”显然，是连上帝也答不上来。闹不清楚的事，不深追也罢。正是，身“前”是非谁管得，忙里偷闲，还是把未失落的长物叨登出来，可玩的玩玩，可看的看看，换个片时舒心，为好。
而说起舒心，在宣扬“即今多雨露”的“圣代”又谈何容易。至高无上可以遐想，出言成法，于是大革命开始了。受指使并得纵容的红卫英雄都有生杀予夺之权，而立即行使此权，口说或用粉笔发布“勒令”：限三天，自动除尽四旧，违令者由自己负责。显然，意思是还要追究责任。如何究？又显然是轻则打，重则打而至于毙命。我同于千千万万街头巷尾的人，命虽渺小却也舍不得。糟糕的是，多年费心血集的长物，心爱，也舍不得。但所爱，究竟有轻重之别，于是为了活命，就遵照勒令，动手除。——不，应该说慢慢除。这慢慢有两个来源：一是适才说的舍不得；二是多次运动中悟得的世故，是也可能仍是先紧后松，那就可以拖，走着瞧。谢上天，这世故真就显示了威力，几天过去，红卫英雄竟没有光顾，勒令之声也由渐微弱而没有了。但究竟是过了几天，砸，烧，毁的也不很少，事后回想，其中不少还是颇为可惜的。
俗话常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这次的损失也是这样。限于同一编辑室的人，上是张志公，东西多，连毁也来不及，只好坐待来抄，结果是红卫英雄竟未入门。下是蔡超尘，看到勒令，急如星火，把所谓四旧的书画之类，装入儿童坐的车，两次，都送往红卫英雄的据点。我呢，用李笠翁的（其实也是祖传的）“退一步法”，只看蔡超尘而不看张志公，有时想到玩赏一类事，就还可以“独坐小楼成一统”。这种心情也未尝不可以分而具体描画之。比如坐斗室，无意中，在某处，碰到一块旧寿山石，拿到手里，摩挲摩挲，由起初的柔滑感而终于有温暖感，也可以说是一种不亚于喝人头马的享受吧。级别还可以更高，比如过眼的是归懋仪的小楷扇面，由干支纪年想到嘉庆晚年江南的种种，神暂时游于近两个世纪前的两千里之外，较之迈出家门，奔入长街的卡拉OK，究竟孰上孰下呢？人各有所好，我，如果有闲，或有闷，是宁愿坐在屋里，与长物相对的。这或者有违晋王恭的“作人无长物”之训，但也未尝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找到个辩解的理由，那是张宗子在《五异人传》中说的：“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情也。”
《流年碎影》 开明旧人
题目“开明”有二义，一是开明书店，二是不在人背后搞小动作。这是想谈我离开贝满女中，最先接触的两三位，都是开明书店的人。第一位是叶圣陶先生，是他来北京，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以后，有编教材的任务，托人推荐人，贝满女中校长陈哲文才介绍我到出版总署的。记得是1951年1月底，我拿着陈哲文先生的介绍信，到东单稍北路东的东总布胡同路北的出版总署去谒见叶先生。对于叶先生，我是在通县师范读新文学作品时期就有所知，其时他用本名叶绍钧，所写多为小说和童话。读后的印象是，与郁达夫比，像是规矩有余而才华不足。见面之后，谈了一会儿，有新的印象，是不怎么像写小说和童话的文人，而是儒门的躬行长者，律己严而待人厚。当时都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只记得告知职位是编辑，任务是编中学语文教材，并定于2月1日上班。上班之后的工作情况，留待下一篇说，这里单说与叶圣陶先生的交往。想择要说一点点，因为近些年来，关于叶先生，包括介绍他的诗词作品在内，我已经写了三四篇。叶先生担任副署长，分工可能是领导编辑教材，或一部分是领导编辑教材。他通文史，又有凡事都亲自动手的习惯，记得语文、历史方面的书稿，他都细心审读，有不妥的地方就动笔改。我感到荣幸，编或修订，出于我之手的，就文笔说，他表示满意。其后，由他挂帅，非正式地组织修改书稿的班子，他就让我参加。先是多用共同讨论、共同修改的方式；这费时间，他忙，后来就由我先动笔，他复阅。那是50年代初，提倡推广普通话，他认为很对，可是担心自己的南腔北调不够格，写成文章，就送给我看，要求不妥善的地方都改成普通话。修改文字的合作还有个劳而无功的大举，是有些人感到，很多公文写得太蹩脚，不能简而明，想编一本书，先选各类型的毛病多的公文若干篇，修改，并说明修改的理由，印成书，供做文书工作的人学习。策划的经过不清楚，单说实行，是齐燕铭先生委托叶圣陶先生组织一些人承办此事，中间由北京电教馆的杨超女士联系。叶先生决定由他挂帅，让朱文叔先生、隋树森先生和我参加，并由我兼负管理的责任。待修改的公文是杨超女士送来的，之后就常来电话催。记得我们改了一部分，尚待交换意见，忽然不催了。不知道叶先生曾否收到改变计划的通知，总之就停顿下来。一包原文、改稿等一直放在我手里，保存到文化大革命中我由城内迁往西郊，房屋减少，不得不清除一些可无之物，才当做废品处理了。
以上说的是50年代初期，以修润文稿为中心，我同叶先生的交往。这是近于私的。还有公的，是听他讲话，在各种大会中或什么讨论会中。接触多了，对于他的为人和学识就更多有所知。为人，我私下想，古人称造诣最高者为圣贤，其实叶先生就是圣贤。可是居今代而称某人为圣贤，听者会感到不习惯，所以我著文介绍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