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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理想，至少是有些，总是与幻想距离近，与实际距离远的。“掌握自己的命运”正是这样，就是把来于自然的不如意的力量开除出去，在人生的旅途中，想自主，也会如行蜀道，难于上青天。举己身的经历为证，以四十而不惑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是小学毕业后的将近三十年，后是解放后的将近三十年。先说前一阶段，关于明日，以自主的程度衡之，能不能一言以蔽之呢？曰能，是“碰”加（来于本性的）安于旧贯。何谓碰？解释不是出于马融、郑玄，而是出于吾乡的口头语。中学为体兼用之时，孩子三五岁就定亲，所以生女之家，好事者见其家长会问：“有婆家了吗？”如果还没有，答话习惯是走幽默一路，曰：“有啦。”“哪庄？”曰：“碰庄。”其意是还在不定中，待机遇，故曰碰。如此，我考通县师范学校，是碰，考北京大学，也是碰，以及其后的走入此门，走入彼门，混饭吃，都是碰。碰，非自主也，但碰之前，到哪里去碰，之后，保守还是如孟母之三迁（我是惯于保守），还可以搀合一些小自由，学多歌颂的新风，可以说是有些自主或半自主。
能半自主，是因为其时的统治乃行黄老之术，或准黄老之术，在上者所求是安坐宝座之上，刮些钱，享受，其他放任不管。解放后不同了，黄老之术变为法家，不是孟德斯鸠式的，是商鞅式的，大大小小事都由严格而多变的命令安排。说严格，是要无条件服从，还要表示心乐于信受，身乐于奉行。多变呢，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大小小的命令，以各种形式，不断地通过传达、报告等渠道下降。用受命者的眼看，命令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常规的，大如币制改革，小如节日放假，等等，几乎无限，有个共同点，是为社会的正常运行所必需，依令而行，没有人担心会对自己有什么不利。另一类是非常规的，大大小小也不少，可以总名为运动。分而名之呢，有镇反、肃反、反教条、反浪费、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反右倾、反白专道路、大跃进、思想改造、四清、审干、下放、武训传、《红楼梦》、胡风问题，等等，也有个共同点，是人人担心，怕反到自己头上。运动频繁，前一个刚刚过去，后一个又来了，是变。还有另一种性质的变，是运动后的落实政策，以整风加右派之冠为例，还有扩大改为缩小，摘帽子之举。单说这运动性质的变，不是由“法”来，而是由至上的灵机一动来，而灵机如何动，是没有人能够预知的。可以不可以用孔老夫子的“不知为不知”之道对待之？曰不可，因为如果来，就有可能砸到自己头上，身家性命，忘掉，退一步，淡然视之，也是做不到的。关心，而又无能为力，表现为心理状态，是不知道“明日”会怎么样。现在，我老了，有机会拿笔，自认为不该说假话，是直到70年代末，我就是这样战战兢兢过来的。
不知明日会怎么样的心理状态，有一次，还由心理进发为现实。是1961年的夏天，又刮来一阵下放和精简机构的风。说“又”，是因为这样的风常刮，正刮的时候走几个人，刮过去必来新的，而且比走的多。不过风乍起的时候还是要郑重其事，听过报告，开会，讨论，都大发议论，说精简机构如何必要，下放也是英明措施，如果其中有自己，必欣然奔向新的岗位云云。显然，这是口头，至于心里，推想很少有人真愿意“下”，尤其外地。所以官话说过之后就忐忑不安地等待。我居然就等来，是八月初，编辑室正副主任把我叫到他们的西北小屋，严肃而慢慢（有碍难出口之意？），说下放有我。我点头，表示服从分配。问我有没有困难，我答，先私话，是家不动，我自己去，后官话，是没有困难。又问，大概是到外省教书，山西、河南两地，愿意到哪一省。后来想，应该答山西，因为一是近，二是保守的民风可取，可是一时心里有些烦，竟还是用了官话，说没有意见，服从分配。官话说完，不记得是明白交代还是依例办理，我是照旧上班工作，等待下一步的命令。天下事竟真有意想不到的，等待，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直到过了半年，还是没有动静。推想，也有人说，一定是“述而不作”了。闷闷，也高兴。当然不敢问，怕万一是忘了，一提又想起来。就这样，在明日难明的情况下一天一天往下过，时间大公无私，终于挨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最大最狂热的一次运动来了，不要说我这微不足道的，就是许多显赫人物——不，应该说，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就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了。
提起文化大革命，不由得想到，如果下放述而又作，我就走进山西或河南某学校，变面对书稿为面对学生，那么，1966年夏大风起兮，学校冒出有生杀之权并好杀的红卫英雄，旧账从头算，我的小命就必致臭腐于异域，谈经历，也就不会有这后一段的三十年了。这有什么不好吗？在这类事情上，我是宁可躲开形而上，从常人之后，说，想到有死的危险而未死，以致红色恐怖过去之后，还能以身心，以语言文字，与我尊敬的，爱慕的，许多人结缘，就不能不视说下放而未下放一事为天大的幸事，也就不能不向虔诚的佛门老太太学习，多念几声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以上多种事和理的情况，能不能使我们获得一些教训，或说明白一些道理呢？大道理不好讲，还是由感情方面说，比如有两种社会环境：一种，由至上的一人灵机一动，多以运动的形式发布命令，要求绝对服从，其下的亿万人都感到明日难明；另一种，由“法”发布命令，法之下的人人，都能自己决定明天后天怎么样，不知道乐于山呼万岁的先进人物如何选择，我是毫不迟疑地选取后一种的。
《流年碎影》 天降下民（1）
这是《孟子·梁惠王下》篇里的一句话，其下还有话，是“作之君，作之师”，原意是上天有爱民的善心，既生之还不罢休，接着又送来管辖他的君主，教育他的老师。我不只一次说，孔、孟是理想主义者，所以在冰块之上也能看到一些温暖。我的思想杂七杂八，勉强说近于怀疑主义者，如对于“作之君”的君，一向认为也是充满欲望的动物，如果手中拿到权而没有限制的力量，就必致滥用其权，做害人的坏事。对于天呢，我是宁可信老子的，他说：“天地不仁（仁，可解为慈爱，也可解为觉知），以万物为刍狗。”刍狗是用柴草做的狗，祭祀时用，用完就任其毁坏。这样说，我是想到天，也勾起一些牢骚吗？还不只是牢骚，或者说，主要是感伤。因天道（也可称为定命或机遇）而有所感，甚至有所悲，这种心情，存之久矣，也想找个机会说说，恰好60年代前半，与两位姓宋的弟子行辈多有交往，其性格和经历可以由事的方面显示天地不仁之理，俗语有云，借来的牲口有劲，所以就不避取巧之嫌，请他们二位充当代言人，说说我的久藏于心的不尤人而怨天的一些无可奈何的感叹。
一位是男性，交往多，关系近，姓宋，名君颖，京北昌平县人。他值得提出来说说，是因为天赋方面，我觉得罕见，很怪。最突出的是固执加迂阔。其下有多种不调和。喜读书，念得不坏，年轻时候还写过一些，爬上报刊的版面，这证明他有不低的聪明，可是推理，处事，经常表现为很糊涂。幻想很多，像是有大愿望力争上游，可是行事总是脱离实际，百分之九十九以失败而告终。爱好非常多，爱诗爱文，爱花爱树，爱鸡爱鸭，爱猫爱狗，并进而搜求，养，可是没有地力、人力和财力的条件，所以也大多是喧闹一阵而告终。重德，主观总是以善意对人，可是固执和糊涂的力量太大，给人的印象是乖僻，不容易和平共处。有名士气，希望门内有才女红袖添香，门外有长者车辙，以诗文为衣食，创造名山之业，可是环境总是不如意，又不幸而饭量特大，以致多年不能填满肚皮。总之是几乎一生，心都是飘在天上，头则不只在地上，而且不断往硬壁上碰。
泛泛的鉴定完，还应该说些具体的，以期未得识荆的人能有个更清晰的印象。他是1936年暑后，我在北京进德中学代约一个月国文课时期的学生。我当然不记得他，是1937年的暑假以后，我们夫妻二人因七七事变不能回保定，住在北京大学东斋对面的中老胡同，有一天出门回来，先走进东老胡同，路北一家门口站个年轻人，迎上来说话，说他是我的学生，名宋君颖，暂住在这里。他中等身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