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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至五百石者，有司为立坊。
振粥之法，自世宗始。
报灾之法，洪武时不拘时限。弘治中，始限夏灾不得过五月终，秋灾不得过九月终。
万历时，又分近地五月、七月，边地七月、九月。
洪武时，勘灾既实，尽与蠲免。弘治中，始定全灾免七分，自九分灾以下递减。又
止免存留，不及起运，后遂为永制云。
志第五十五 食货三
○漕运 仓库
历代以来，漕粟所都，给官府廪食，各视道里远近以为准。太祖都金陵，四方贡赋，
由江以达京师，道近而易。自成祖迁燕，道里辽远，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
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制定。
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江西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於汴梁。已而大将军徐
达令忻、崞、代、坚、台五州运粮大同。中书省符下山东行省，募水工发莱州洋海仓饷
永平卫。其后海运饷北平、辽东为定制。其西北边则浚开封漕河饷陕西，自陕西转饷宁
夏、河州。其西南令川、贵纳米中盐，以省远运。於时各路皆就近输，得利便矣。
永乐元年纳户部尚书郁新言，始用淮船受三百石以上者，道淮及沙河抵陈州颍岐口
跌坡，别以巨舟入黄河抵八柳树，车运赴卫河输北平，与海运相参。时驾数临幸，百费
仰给，不止饷边也。淮、海运道凡二，而临清仓储河南、山东粟，亦以输北平，合而计
之为三运。惟海运用官军，其馀则皆民运云。
自浚会通河，帝命都督贾义、尚书宋礼以舟师运。礼以海船大者千石，工窳辄败，
乃造浅船五百艘，运淮、扬、徐、兗粮百万，以当海运之数。平江伯陈瑄继之，颇增至
三千馀艘。时淮、徐、临清、德州各有仓。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粮至淮安仓，分遣官
军就近輓运。自淮至徐以浙、直军，自徐至德以京卫军，自德至通以山东、河南军。以
次递运，岁凡四次，可三百万馀石，名曰支运。支运之法，支者，不必出当年之民纳；
纳者，不必供当年之军支。通数年以为裒益，期不失常额而止。由是海陆二运皆罢，惟
存遮洋船，每岁于河南、山东、小滩等水次，兑粮三十万石，十二输天津，十八由直沽
入海输蓟州而已。不数年，官军多所调遣，遂复民运，道远数愆期。
宣德四年，瑄及尚书黄福建议复支运法，乃令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百五十万石於
淮安仓，苏、松、宁、池、庐、安、广德民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於徐州仓，应天、常、
镇、淮、扬、凤、太、滁、和、徐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於临清仓，令官军接运入京、通
二仓。民粮既就近入仓，力大减省，乃量地近远，粮多寡，抽民船十一或十三、五之一
以给官军。惟山东、河南、北直隶则径赴京仓，不用支运。寻令南阳、怀庆、汝宁粮运
临清仓，开封、彰德、卫辉粮运德州仓，其后山东、河南皆运德州仓。
六年，瑄言：“江南民运粮诸仓，往返几一年，误农业。令民运至淮安、瓜洲，兑
与卫所。官军运载至北，给与路费耗米，则军民两便。”是为兑运。命群臣会议。吏部
蹇义等上官军兑运民粮加耗则例，以地远近为差。每石，湖广八斗，江西、浙江七斗，
南直隶六斗，北直隶五斗。民有运至淮安兑与军运者，止加四斗，如有兑运不尽，仍令
民自运赴诸仓，不愿兑者，亦听其自运。军既加耗，又给轻赍银为洪闸盘拨之费，且得
附载他物，皆乐从事，而民亦多以远运为艰。於是兑运者多，而支运者少矣。军与民兑
米，往往恃强勒索。帝知其弊，敕户部委正官监临，不许私兑。已而颇减加耗米，远者
不过六斗，近者至二斗五升。以三分为率，二分与米，一分以他物准。正粮斛面锐，耗
粮俱平概。运粮四百万石，京仓贮十四，通仓贮十六。临、徐、淮三仓各遣御史监收。
正统初，运粮之数四百五十万石，而兑运者二百八十万馀石，淮、徐、临、德四仓
支运者十之三四耳。土木之变，复尽留山东、直隶军操备。苏、松诸府运粮仍属民。景
泰六年，瓦剌入贡，乃复军运。天顺末，兑运法行久，仓入觊耗馀，入庾率兑斛面，且
求多索，军困甚。宪宗即位，漕运参将袁佑上言便宜。帝曰：“律令明言，收粮令纳户
平准，石加耗不过五升。今运军愿明加，则仓吏侵害过多可知。今后令军自概，每石加
耗五升，毋溢，勒索者治罪。”后从督仓中官言，加耗至八升。久之，复溢收如故，屡
禁不能止也。
初，运粮京师，未有定额。成化八年始定四百万石，自后以为常。北粮七十五万五
千六百石，南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其内兑运者三百三十万石，由支运改兑者七
十万石。兑运之中，湖广、山东、河南折色十七万七千七百石。通计兑运、改兑加以耗
米入京、通两仓者，凡五百十八万九千七百石。而南直隶正粮独百八十万，蓟州一府七
十万，加耗在外。浙赋视苏减数万。江西、湖广又杀焉。天津、苏州、密云、昌平，共
给米六十四万馀石，悉支兑运米。而临、德二仓，贮预备米十九万馀石，取山东、河南
改兑米充之。遇灾伤，则拨二仓米以补运，务足四百万之额，不令缺也。
至成化七年，乃有改兑之议。时应天巡抚滕昭令运军赴江南水次交兑，加耗外，复
石增米一斗为渡江费。后数年，帝乃命淮、徐、临、德四仓支运七十万石之米，悉改水
次交兑。由是悉变为改兑，而官军长运遂为定制。然是时，司仓者多苛取，甚至有额外
罚，运军展转称贷不支。弘治元年，都御史马文升疏论运军之苦，言：“各直省运船，
皆工部给价，令有司监造。近者，漕运总兵以价不时给，请领价自造。而部臣虑军士不
加爱护，议令本部出料四分，军卫任三分，旧船抵三分。军卫无从措办，皆军士卖资产、
鬻男女以供之，以造船之苦也。正军逃亡数多，而额数不减，俱以馀丁充之，一户有三、
四人应役者。春兑秋归，艰辛万状。船至张家湾，又雇车盘拨，多称贷以济用，此往来
之苦也。其所称贷，运官因以侵渔，责偿倍息。而军士或自载土产以易薪米，又格於禁
例，多被掠夺。今宜加造船费每艘银二十两，而禁约运官及有司科害搜检之弊，庶军困
少苏。”诏从其议。五年，户部尚书叶淇言：“苏、松诸府，连岁荒歉，民买漕米，每
石银二两。而北直隶、山东、河南岁供宣、大二边粮料，每石亦银一两。去岁，苏州兑
运已折五十万石，每石银一两。今请推行於诸府，而稍差其直。灾重者，石七钱，稍轻
者，石仍一两。俱解部转发各边，抵北直隶三处岁供之数，而收三处本色以输京仓，则
费省而事易集。”从之。自后岁灾，辄权宜折银，以水次仓支运之粮充其数，而折价以
六七钱为率，无复至一两者。
先是，成化间行长运之法。江南州县运粮至南京，令官军就水次兑支，计省加耗输
輓之费，得馀米十万石有奇，贮预备仓以资缓急之用。至是，巡抚都御史以兑支有弊，
请令如旧上仓而后放支。户部言：“兑支法善，不可易。”诏从部议，以所馀就贮各卫
仓，作正支销。又从户部言，山东改兑粮九万石，仍听民自运临、德二仓，令官军支运。
正德二年，漕运官请疏通水次仓储，言：“往时民运至淮、徐、临、德四仓，以待卫军
支运，后改附近州县水次交兑。已而并支运七十万石亦令改兑。但七十万石之外，犹有
交兑不尽者，民仍运赴四仓，久无支销，以致陈腐。请将浙江、江西、湖广正兑粮米三
十五万石，折银解京，而令三省卫军赴临、德等仓，支运如所折之数。则诸仓米不腐，
三省漕卒便於支运。岁漕额外，又得三十五万折银，一举而数善具矣。”帝命部臣议，
如其请。六年，户部侍郎邵宝以漕运迟滞，请复支运法。户部议，支运法废久，不可卒
复，事遂寝。
临、德二仓之贮米也，凡十九万，计十年得百九十万。自世宗初，灾伤拨补日多，
而山东、河南以岁歉，数请轻减，且二仓囤积多朽腐。於是改折之议屡兴，而仓储渐耗
矣。嘉靖元年，漕运总兵杨宏，请以轻赍银听运官道支，为顾僦舟车之费，不必装鞘印
封，计算羡馀，以苦漕卒。给事、御史交驳之。户部言：“科道官之论，主于防奸，是
也。但轻赍本资转般费，今虑官军侵耗，尽取其赢馀以归太仓，则以脚价为正粮，非立
法初意也。”乃议运船至通州，巡仓御史核验，酌量支用实数，著为定规。有羡馀，不
输太仓，即用以修船，官旗渔蠹者重罪。轻赍银者，宪宗以诸仓改兑，给路费，始各有
耗米；兑运米，俱一平一锐，故有锐米；自随船给运四斗外，馀折银，谓之轻赍。凡四
十四万五千馀两。后颇入太仓矣。隆庆中，运道艰阻，议者欲开胶莱河，复海运。由淮
安清江浦口，历新坝、马家壕至海仓口，径抵直沽，止循海套，不泛大洋。疏上，遣官
勘报，以水多沙碛而止。
神宗时，漕运总督舒应龙言：“国家两都并建，淮、徐、临、德，实南北咽喉。自
兑运久行，临、德尚有岁积，而淮、徐二仓无粒米。请自今山东、河南全熟时，尽徵本
色上仓。计临、德已足五十馀万，则令纳於二仓，亦积五十万石而止。”从之。当是时，
折银渐多。万历三十年，漕运抵京，仅百三十八万馀石。而抚臣议载留漕米以济河工，
仓场侍郎赵世卿争之，言：“太仓入不当出，计二年后，六军万姓将待新漕举炊，倘输
纳愆期，不复有京师矣。”盖灾伤折银，本折漕粮以抵京军月俸。其时混支以给边饷，
遂致银米两空，故世卿争之。自后仓储渐匮，漕政亦益驰。迨於启、祯，天下萧然烦费，
岁供愈不足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