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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军那天起,幺叔就一直被叫做何维俊。实际上他只当了几个月的兵。他随部队日夜兼程地赶到武都山区,然后就在那一带剿匪,剿了几个月匪,就到了1950年4月,部队一下子开到陕西,驻扎下来,要重新改编,说是要去朝鲜打仗。去朝鲜,他有些不愿意。他不是怕死,他只是心里担心:一家人死的死,散的散,但不可能都死完,兴许有什么人还在部队,特别是两个哥哥,再怎么运气差,总还是有一个活着。这么多年了,他们没来找他,肯定是忙着打仗,仗打完了,他们一定会到成县来找他的,要是去了朝鲜,他们就找不到他了。他把自己的想法跟部队领导说了,领导也为他考虑,就让他复了员,把他分到成县武装大队,继续剿匪。
到了1954年,地方上的土匪都剿干净了,幺叔也到了二十五六岁。在县大队工作的他有一天看上了一个女子。那女子叫田玉梅,精巧能干,又长得白里透红,是半山坡村的民兵组长,又是共青团员,经常到县里开会,一来二去,两人就相互看上了。不久两人就结了婚。
1956年秋冬,有一天,成县民政科收到一封湖南省大庸县写来的寻亲信,信是一个叫侯清芝的人写的,说是要找一个叫侯宗九的人。
幺叔已改名叫何维俊,谁知道侯宗九呢?恰好县民政科有个干事姓高,他和何维俊一起当过兵,在部队时,他们有时就叫他九生,又都知道他姓过侯,所以一接到信,高干事就找到已调到初级社当主任的幺叔,说湖南省大庸县来了一封寻亲信,你看是不是找你的?他不识字,高干事识字,就给他读信。听着听着,他眼睛就湿了。信里面讲的好多情况,他都还记得。信是他大哥我父亲写的,说原先跟随贺龙长征时,一家是哪些人,路上又死了谁,到了西康,妈、嫂、姐又是怎么失散的,后来在成县那一仗一打,又不见了爹和他……信中说,那个叫侯宗九的人如果还记得这些,或对这些有些印象的话那就是他家里人了,希望给他们回信。
要找的人就是幺叔。高干事问他怎么办?他说,你还是以你们民政科的名义写信过去,说人找到了,就住在成县泡沙乡半山村76号,让他们给我来信。高干事按他说的写了回信。没过多久,又来信了,这回信是直接寄到幺叔手里的。我父亲在信里面还夹了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家人的合影,我父亲和我奶奶他认识,可有一个女的和两个孩子就不认得了。那就是我母亲,还有我侯德永,二弟侯德长啦。
幺叔马上就找人帮他回信了,信是这样写的:母亲大人身体好么?哥哥嫂嫂工作忙么?两个侄儿也好么……然后他就把长征时一家人是哪些人,后来大家相互失散了的事,按他记得的一一说了,把爷爷死时的情况也说了。
信是在县城寄的,幺叔和婶子田玉梅专门照了一张相,夹在信中。
和家里人通上信后,幺叔天天睡不着,有时一个人还偷偷流泪。想起来心里又高兴又心酸,给家里的信一寄,第二天就盼着能收到回信。周围好几个村的人,乡里、县里好多人都知道了他的事,他一走出来,大家就围上来问长问短。
而大庸这边我奶奶呢?她听了父亲念了她幺儿子的信,先是高兴,后就哭。她让父亲一遍又一遍给她念信。二叔从乡下来看她,就让二叔给她念,直到把信中的内容全部记住。她拿着她幺儿子的照片整整哭了一个星期。她嘱咐父亲给幺叔写信,让他尽快回来看她。
幺叔收到家里的来信,晓得奶奶想他想得不行,回信中说他当着公社里的大队长,什么时候都忙,请不脱假。一直到第二年下半年,幺叔才来信说,这回总算请了三个月假,他要带着婶子回大庸来探亲。
幺叔和婶子冬月三十从成县出发,先是赶到天水搭汽车,然后赶到宝鸡搭火车到长沙,用去了四天四夜。然后坐着拉货的汽车从长沙回大庸,用去了两天。
腊月初七,他们到了大庸。出汽车站,太阳都快落山了,幺叔拿着信,走到十字街问那些做生意的,侯大队长家大庸西街66号怎么走?
幺叔要回家的消息,早就在大庸街上传开了。做生意的有一个补锅匠,听出了他的口音不是本地的,就主动跟他接上话茬,你是不是我们侯家从北方回来的幺幺?
七岁离开家,在外面已过了二十多年,家乡的口音全变了,可家乡话听着还是那样亲。补锅匠说的“幺幺”,他一下就听出来了,只有大庸才把叔叔叫成“幺幺”。可那人四十多岁了,样子也那么老,怎么能叫他幺幺?他问他,你是哪个?
补锅匠说,我也姓侯,是城边上的,别看我年纪比你大,但论辈分我比你小一辈,我该叫你幺幺!
侯补锅匠一边说着话,一边收拾摊子。他连生意也不做了。他说,幺幺,你等一等,我这就带你去找俺大爹!
补锅匠一边走一边说,这下,俺大爹,俺幺婆婆不知该有多高兴了!他说的大爹就是我父亲,幺婆婆指的就是我奶奶。
侯补锅匠带着两个陌生人走得急。一街人马上都晓得是怎么回事了,都跟了过来,有两个年轻的后生想早点把这人回家的消息传给父亲,就快步走到了侯补锅匠前面去,侯补锅匠不甘落到他们后面,到后来他们比着跑起来。
父亲早站在门口等着了。他就是大哥,和照片上一模一样,幺叔一下就认出来了。他和婶子田玉梅走到父亲面前,恭恭敬敬叫了声大哥,父亲答应一声,然后就紧紧拉着幺叔的手往屋里走,他边走边喊,妈,妈,你看谁回来了!
奶奶看见她盼了多年的幺儿子回来了,啥话也没说,上来就抱住哭起来。街上跟过来的人,都挤进院子,安静地站在那儿,挤不进来的,就站在外面。
哭一阵,奶奶把幺叔从头到脚摸了一遍,然后让他低下头去,又在他头顶上摸着看。父亲笑着说,妈,你是不相信他是你幺儿子啷么的?他又对幺叔说,九弟,你莫怪妈,妈以前与我和你二哥相见,总都要摸一摸的。
奶奶眼里还盈着泪水,可她笑着说,我自己生的儿,我啷么就不能摸!我是看看他头上有几个旋。你们三兄弟都是两个旋,这点恐怕连你们自己都没妈清楚。她又对幺叔说,你头上是两个旋,这点是对头的。
说着话,奶奶开始动手解幺叔的裤腰带。幺叔忙捂住自己的裤裆说,妈,我又不是三两岁的小孩,这么多人,你莫把我脸丢大了。他的话惹得围观的人哄地大笑起来。
奶奶伸手把幺叔的头轻轻打了一下,说,真是儿大不由娘!你的鸡鸡上有个记号,我是认得的,有了那个记号,就是到了天边,我自己生的儿,我都认得准……可现在你不让妈看,妈啷么晓得你是我儿呢?
她把田玉梅拉到旁边,轻声说,姑娘,我要你说说,你男人鸡鸡儿上的那个记号。
田玉梅红了脸,很不好意思,她低下头去,用她那地道的甘肃口音说,他蛋蛋儿旁有一块拇指大的胎记,红色的。
奶奶笑了,对,你说对了!看来是我的媳妇儿,一点也不假。
围观的人又一阵大笑,我们家门口溢满了欢声笑语。
那天晚上,一家人都围坐在火塘边,讲了大半夜的话。奶奶把她和幺妹及大妹相互是怎么失散的讲了一遍,幺叔把爷爷受伤后是怎么死的、这些年他是怎么过来的也讲了一遍,父亲还讲了我幺爷爷在雪山上是怎么死的。
那晚上,奶奶紧紧拉着幺叔的手,一刻也不愿松开,她说一会儿话,哭一会儿,哭一会儿,又说一会儿话。
那晚上二叔一家人来了,他也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有几个大庸姓侯的旁亲也来了。
幺叔在这边住了两个多月,就要回去了。回去的前三天,奶奶就开始哭,她拉着他的手,让他陪她坐着,看着他哭。
去汽车站搭车,一家人都来送他和婶子。出门前一家人都叮嘱奶奶,在车站不要哭。可幺叔两口子刚上到车上,她还是没忍住,哇地一声哭开了。车站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乘客以为发生了什么事,都跑过来。那会儿,一家来送行的人,谁也没忍住,他们劝奶奶别哭,自己却哭了起来。车站的秩序一下子给哭乱了。
回成县时,幺叔给奶奶许过愿,说一年回来看她一次。可回去后,就有好几年一直没能回来。写信是一直不断。到了1961年,父亲开始是叫他回来看奶奶,他总是说还在公社任职,什么时候都忙,请不开假,后来父亲就骗他,说奶奶病了,他要是再不回来,怕以后看不见奶奶了。接到那封信,幺叔把奶奶生病的事给丈人丈母娘一说,他们说,那你得赶快带玉梅回去看妈。公社这回很爽快,给他批了三个月假。
回到大庸,才晓得奶奶没病,他先是高兴了一阵,就好好陪奶奶过了一个多月。可到他提出要回去时,奶奶可不依了,她又哭开了。她不光是哭,还整天拉着他的手不松开,她怕他丢下她偷偷跑了。父亲看奶奶实在舍不得她的幺儿子,可怜兮兮的,就劝幺叔在大庸定居。幺叔同意了,对奶奶说,妈,我这次回去了,就办户口迁移,然后就回来和妈住在一起。
奶奶还是不放他走,怎么劝她都不管用,她每天和他寸步不离。父亲也为难了,最后,他请来了李林副县长和胡科长,来调解这事。李林和胡科长都是老红军。胡科长小名叫胡跛子,他只有一只腿,另一只腿是在保卫延安时打仗丢的,解放后在大庸当过好多年的民政科长。
李林副县长和胡科长整个站在奶奶的立场上,劝幺叔别走了,连户口迁移都别办了。幺叔说,那怎么行?没户口我怎么在这边生活?胡科长说,你看李副县长是干什么的,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