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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副县长和胡科长整个站在奶奶的立场上，劝幺叔别走了，连户口迁移都别办了。幺叔说，那怎么行？没户口我怎么在这边生活？胡科长说，你看李副县长是干什么的，他就是管户口迁移的，他说了算，你今儿还真可以不办户口迁移就在这边定居呢！李林接着胡科长的话茬说，你本来就是大庸人，又是在长征路上失散的，你还迁什么户口？
有俩领导这番话，幺叔是连啥理由也没了。晚上他和婶子商量，就依了我妈行不行？婶子说，不回去就不回去了，再说你妈不让你走，大哥和县里领导又结成了统一战线，支持你妈，咱走不脱。
幺叔、婶子的户口落在大庸县城的后山坡上，离县城十多里地的长湾大队。
从此，幺叔不再叫何维俊，落户时，他把名字又改为侯宗元，一直叫到现在。
在长湾，幺叔侯宗元两口子一住就是二十多年。而且从此以后，两人从没回过甘肃。
他们到长湾后不久，奶奶也从我家搬出来，和幺叔一起住。她那个人，三个儿子中，最疼的就是幺叔了，再就是二叔。奶奶是1973年过世，中间她跟二叔住过两年，其余都是住在幺叔家。
幺叔两口子一生没生养，1983年县公安局给他俩办了城市户口，让他俩进城住。在城里有好多年，他俩没生活来源，就摆摊做了十多年小生意。虽然没自己亲生儿女，可我们这些侄儿男女对他俩还算可以，平常都给些零用钱，过年过节还争着请他俩到家里来过。
十四
奶奶以称病在床，留住了父亲，没让毛主席点了他的将
上世纪60年代，有一年国庆节快到来的时候，父亲获得了一次去北京见毛主席的机会，这对1958年就已离休的父亲来说，无疑是一件高兴事。与之俱来的好事还有一件，奶奶被评为“英雄的母亲”，也将随父亲去见毛主席。
奶奶住在幺叔家，七十多岁的人了，每天还要上山背柴火，扯猪草，整天忙个不停。那一段时间，奶奶不干这些活了，她自愿搬到城里来，和我们一起住。
母亲给她做了一套上下一新的列宁装，是让她进京见毛主席穿的。奶奶原是一个沉静温和的人，可那一段时间，我家里开始有了奶奶自给自足的笑声。只要是家里来人，她就会让别人看她的新衣裳，与别人说许多话。她一天要上三四次街，看见熟人就说她要去见毛主席了。
可后来，奶奶还是没去成北京。事情就出在我们几个孩子身上。
家里有两个人要去北京见毛主席了，我们几个孩子也激动得热血奔腾，热血奔腾的结果，就使得我们想到国家该有战事了。毛主席要派兵打仗了，可能是打台湾，也有可能是与苏修干，不然毛主席接见他的老兵干什么？那些天，我们整天讨论这些话题，我们在这些话题中进入梦乡，又带着这些话题坐上饭桌，带着这些话题上学去。谁也想不到，这些话题终于让奶奶听到了。奶奶想，无风不起浪，这些孩子整天都讨论这些，怕真是要打仗了。奶奶性情大变，家里再也听不到她的笑声，列宁装也不穿了，她很快就回到幺叔家里。
晋京的日子很快就到了，父亲把最新的一套军装熨了又熨，戴上他珍藏的那些军功章，试穿了一遍又一遍。就在他动身的头一天，幺叔进城来，说奶奶上茅房时，不小心摔了一跤，闪了腰，躺在床上已不能动弹了。
父亲说，我要去北京，等我回来时再去看她。这段时间，我让你嫂子上山照看她。
幺叔说，不行呀！她说你要去北京，怕是回来见不着她了——哥，你还是别去了，妈年纪大了，怕真有个三长两短……
父亲当晚随幺叔上山，看见奶奶腰上贴满了膏药，躺在床上呻吟，奄奄一息的样子。没办法，他只好坐下来陪她，放弃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见毛主席的机会。
可国庆节刚一过去，奶奶就神奇般地好了，她又上山背柴火、扯猪草去了。
就这样，奶奶以称病在床，实现了她的一次阴谋。那就是，留住父亲，别让毛主席点了他的将，别让他再上战场。
父亲在战争年代负伤十多次，身上伤痕累累，但这些都未能将他打倒。想不到1958年他鼻子里长了息肉，要动手术将息肉割掉，不料手术不成功，他患上神经性癫痫，不能动脑筋。于是那年的10月，他向中南军区申请离休，得到批准。此后他便在家安度晚年。
其实父亲的晚年是从壮年开始的，因为他离休的那一年才四十六岁。父亲在多年的退休生活中，除了与母亲生儿育女外，干得最持之以恒的一件事，就是不断地寄寻亲信。
找到幺叔后，父亲又试着用同样的方式——写寻亲信，寻找失散的另外两位亲人，即他的前妻刘大妹和我姑姑。四川的阿坝、若尔盖、毛尔盖、马尔康等，凡是川西北高原他所知道的地、州、县的民政部门，他都寄去过寻亲信。所有的寻亲信最后的回复，都是查无此人。父亲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每隔三四年都要寄出去一轮寻亲信。
奶奶晓得父亲一直在写寻亲信，她一直期待着有一天家里另外两个亲人突然就出现在她眼前。她常常痴愣愣坐在家门口，朝远处张望，期望着遥远的地方突然会走来这两个人。这个时候，她就会想起多年前她与刘大妹、姑姑遭遇藏匪的情景。她清楚地记得，自己被一块黑石头击昏，醒来后，并没有看到两人的尸体。她不相信她俩已死了，藏匪一定是把她们带走，然后卖到有钱人家做下人。她相信她俩还活着，特别是儿媳刘大妹，她一定会有办法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然后又把他养大成人——那可是自己的大孙子啊！想到这里，她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扯着，一阵一阵地疼。
知道父亲在不断地向那些地方写寻亲信，奶奶暗暗感到高兴，说不定有一天，他真会找回一个侯家的亲人。可过了好几年，没有任何结果时，她开始对父亲产生了许多不满。之所以没有任何结果，那是因为他没到那些地方去找，她相信要是到那些地方去了，一定是会找到的。
有好几次，奶奶强烈地要求父亲带她去原先遭遇藏匪的那个地方去，她要亲自把人找回来。那时父亲就会说，等等，等几天，我半年前刚发出寻亲信，兴许明后天就有回音了。
父亲或者会这么说，等等，等我再发一轮信出去，保不准这次会有回音。要是没回音，咱再出去找也不迟。
于是又等。等了好多年，父亲始终没有出去寻找过。
奶奶1973年去世，临终前，她把父亲叫到床前，对他说，清芝，这么些年，我知道你过得不错，你现在是儿女一大群，可是有人过得不好——你知道，你该还有一个孩子，他一定住在草原上……
她最后说，他要是活着，他一定还在藏人那里，有机会，你一定得把他找回来！
父亲记住了奶奶死前那双满怀期望的眼睛。他没有实现奶奶生前的遗愿，于是他在临终前一个月里，便对我有了一番嘱托。
十五
侯德明说，只要是大庸来的，都是他的亲戚
横亘在我们寻亲路上的有几座高大难行的雪山，但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在2004年11月15日下午到达了阿坝州红原县城。
红原县是一个汉族、藏族、羌族三族合居地。因为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时在这里作出过巨大牺牲，上世纪60年代这里定县时周恩来同志取名红原，意为“红色的草原”。这里平均海拔达4000米，气候恶劣，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成都的60％。我们一到那里，就出现了强烈的高原反应：头痛、耳鸣、胸闷，连汽车的水箱也被冻住，无法开动。
县委办的一位同志帮我们找到了侯德明的大儿媳阿尔基。阿尔基是县电视台的播音员，在她家里，我们看到一张报纸上刊载着罗尔伍的照片。照片上的罗尔伍和我们的父亲及奶奶有几分相像。原来我们在电视上、网上看到的那些寻亲启事都是阿尔基发出去的。阿尔基说，老人念叨“湖南”、“大庸”是他的家乡已有好多年了，为了尽一点孝心，她就帮公公发出了那些寻亲启事。
阿尔基说，侯德明有四个孩子，两儿两女，大儿子俄巴，即她的丈夫，是县一中的老师，不巧这两天出差办事去了，二儿子青络在草原上放牧，他们一两天都还赶不回来，而他的两个女儿嫁得远，一两天也赶不到，她自己就代表他们了。她说，公公单独住在离县城四十多公里的瓦切乡，他是个佛教徒，这两天出外转经去了，晚上回来得晚，要见他只有等到明天了。
第二天上午10点，我们来到了这个藏名叫罗尔伍，汉名叫侯德明的老人的住所。这是一栋红瓦青砖的房子。一个身穿藏服，脸上布满皱纹，一脸慈祥的老人手捧哈达笑吟吟地站在院门口，等着我们的到来。他的两个小孙女跳起了欢迎我们的藏族舞蹈。我们走上前去，接受了他手中的哈达。
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这位老人不能用汉语与我们交谈。当阿尔基把我们一个一个介绍给他的时候，老人神情激动，不停地点头，嘴里说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充当翻译的阿尔基说，他说的意思是，只要是大庸来的，不管是谁，都是他的亲戚。我们听了，都哈哈笑起来，几天来沉重的心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
问到他的经历，老人说：从小就没见过父母，我是跟寺庙里一个叫罗巴的喇嘛长大的。我妈把我生下后不久，留下一封血书，然后就和我姑姑走了，谁也不知道她们到哪里去了。我长大后，罗巴喇嘛才悄悄告诉我，妈妈和姑姑找红军去了。从小罗巴喇嘛教过我一些字，血书上的字后来我都认识了。血书上写着我的身世。血书上说，孩子，你的家在湖南，你的父亲姓侯，你叫侯德明，大庸人，这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