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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湾镇有人去县城，他碰见了，必然要给父亲带回些营养品。
饭菜做得油盐不进的，酒倒是好酒。陶志强吃着这油盐不进的菜，心里突然有了酸楚，喝过几杯酒，他动情地说：“科，我看你比上次回家时瘦多了，是咋回事？”父亲的话，让陶科感觉到一种陌生的温暖。从小到大，他并没得到父母的多少爱，这并不是父母不爱他，而是父母把爱的语言，都说给弟弟们了。这是没办法的事，在家当老大的，往往就要承受这样的命运。他有些凄然地笑了笑，说爸，没关系，就是工作忙了点。
一直到快下席了，陶志强才提到正事：“科，我这次上县城来，是有事跟你商量。”
陶科说我猜出来了，爸你讲吧。
“你别以为是那件事，”陶志强见儿子情绪不高，怕他误解，“你认识镇东那个叫三妹的吗？”
陶科警惕起来：“虽然不认识，但我知道这个人，为啥说到她了？”
陶志强本来说不再喝酒的，可这时候又往杯子里倒了一点，说：“那是一个可怜的人。”
陶科抽着烟，等待父亲说下去。
“她以前是山河镇的，那地方挨陕西近。山河镇产煤，开了许多小煤窑，她丈夫一直在小煤窑里打工；她儿子刚满13岁，就辍了学，跟他爸爸一起钻洞子。6年前，那家小煤窑塌了方，三妹的丈夫和儿子就死在里面了。”
陶科吐了一口腊黄色的烟雾，说：“哦……这种事经常发生。”
“她丈夫和儿子死得太惨了，”陶志强沉思着说，“塌方后过了一整天，镇里和矿上才组织人救援；那家小煤窑都是这样，因为死了一个人，都是给家属一万块钱打发掉，如果从井下掏出个重伤员出来，就是无底洞了。事实证明，三妹的丈夫和儿子都不是当场被砸死的，而是一个断了腿，一个断了下巴，流血过多，加上又冷又痛，就丢了命。他们照例给了三妹两万块钱，允许她像往常一样去煤窑的食堂里卖豆腐，她在煤窑食堂卖了多年的豆腐。可三妹想不通啊，那段时间，她天天去找镇领导，要他们帮她主持公道。她哪里知道煤窑的多半股份，都是握在镇领导手里的，镇领导才是煤窑真正的老板，要不然，国家三令五申地要求清除小煤窑，为啥就清除不干净呢？镇领导说她扰乱办公秩序，把她关了起来，十多天里，她又哭又闹，嗓子都喊出血了，声音里都有股血腥味，血腥味把一个镇子都弥漫了，因此只好把她放出来。她不依不饶，又去找镇领导。这一回，不是简简单单地将她关进镇里的局子，而是要把她送到疯人院去。在离山河镇不远的夹皮沟里，就有一个疯人院。她知道一个正常人被关进疯人院，就会真正变疯，她吓住了，东藏西躲，终于流落到沙湾镇来了。”
陶科将香烟的过滤嘴在桌上，恨恨地说：“是可恶。她为啥不向上一级部门告发呢？”
陶志强一口喝尽杯中酒，吐着白雾似的酒气说：“她一个农民，一个女人家，头顶上就只有簸箕那么大个天，既然自己归山河镇管，山河镇就成了她唯一的指望，她哪里懂得了那么多。”
陶科继续在桌上蹾着烟屁股，对山河镇领导及那个小煤窑的愤怒过去之后，他就想问父亲：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你怎么知道那个女人的这些故事？可陶志强把话抢在了前头，陶志强说：“科儿哪，我这回来，就是想帮三妹告状呢。”
“你帮她……告状？那地方不跟我们一个镇、一个县，而且还不是同一个市，你怎么告？”
“我要告的不是那回事，”陶志强说。
接下来，他就把三妹到沙湾镇后的遭遇讲了。
正像民警小卫知道的那样，三妹从没为了钱出卖过身体，她一直是被副镇长何开勋霸占着的。来沙湾镇后，三妹走投无路，去饭店酒楼求人收留。有一天她到了镇电影院旁边的王麻婆豆腐庄，表明自己做得一手好豆腐，老板见她虽然神情疲惫，却是肤色白净，穿戴齐整，就让她试试。她这一试，迅速为老板“王麻婆”（其实是个漂亮得出奇的年轻女子）赢来了好生意。大概在她进豆腐庄十余天后，何开勋跟几个人去了。“王麻婆”见镇政府一干人来，背过身去，深深地皱上了眉头。镇政府的领导到镇上的餐馆酒楼消费，包括何开勋在内，都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们总是欠账，多年如此；镇上稍微有点像样的地方，都欠了账。他们并不是给不出那点钱，但就是不给。当然，不欢迎的心思只能埋起来，表面上，还必须恭敬得滴水不漏的。“王麻婆”偷偷地皱过了眉头，立即转过一张笑得像花一样的脸，并亲自动手，把位于中间部位最瓷实最鲜嫩的豆花舀给他们几人。何开勋边吃边赞叹，说：“听说你们这里来了位了不得的师傅？”老板说是呢，言毕将正忙活的三妹推上前来。三妹那时候穿着干净的大褂子，个子又高，看上去别有风味。三妹就是胖了点儿，可在有些女人身上，胖简直就是一种天赐的美。何开勋的眼睛亮了，问了三妹许多话，才让她过去。几天之后，他托心腹叫三妹去见他，详细地问了三妹的来历，三妹流着眼泪，根根底底地给他讲了。只要面前坐着领导，三妹就愿意讲她的痛苦。何开勋听罢，用粗短的指节叩着桌面，严肃地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又说：“你这么好的手艺，何必去给人打工？”三妹闻言，心下黯然。何开勋说：“我免费批你一块地，你起间房子，自己当老板，好好生活吧。”三妹当场给何开勋下了脆。可就在那天，何开勋就将她霸占了，此后，三妹再没能逃出他的掌心。后来，大概是何开勋进红瓦房的时候，被人看见了，又没看清是谁，或者看清了不敢说，就传三妹在做皮肉生意……
陶志强叙述到这里，陶科再没有耐心听下去了，他说：“你是想告何开勋吗？”
陶志强说是。
陶科笑了一声。是冷笑。“如果没有何开勋，她三妹有今天吗？”
陶志强回答不出，只是说：“三妹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物品。”
“对有些人来说，被当成物品比被当成人反而好受些。”
这时候，父子双方都有了厌恶。对这场谈话的厌恶。陶志强又想喝酒，可提起酒瓶又放下了，生硬地说：“糟糕的是，三妹自己知道她是一个人，不是物品。何开勋霸占了她就不松手，还常常打她。挨打她能够忍受，威胁她就不能忍受。何开勋经常对她说：‘孙猴子都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你要是敢不听话，我叫人把你剁碎了扔进清溪河里喂鱼。’还说：‘你也不想想，你算什么东西？你不就是长着一身肉的女人吗？我要是想把你怎么样，还不等于掐死一只苍蝇？’你听听，这是一个副镇长该说的话么？”
“何开勋是不该这样说，可这么几年过去了，他把三妹剁碎没有？掐死没有？”
“他给三妹带来了恐惧！她一直在恐惧中过日子，天天晚上做噩梦。”
“恐惧……恐惧也能成为证据吗？”
“就算恐惧当不了证据，打人算不算？前几天，三妹被他打得太厉害了，脸上一个洞！要不是我，她怕要死在红瓦房里了！她几天不出门，我去把门叫开，照顾了她大半夜。”
陶科以怪异的目光看着父亲，心里想，老头子啊，你真能干啊，看来，我以前对你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你竟然去把一个远方来的单身女人照顾了大半夜！……不过，此时此刻，这样的心思并没在陶科脑子里过多地停留，他想到的是一个在目前看来更加危险的问题。他说：“爸，你以为你有多大本事？”
“我是没本事，但我有做一个人的良心。”
听着这样的话，陶科几乎愤怒了，“哼，良心都是教别人有的，你千万不能自己有，谁有谁倒霉！你那么有良心，为啥干到退休还是个小角色？”
陶志强这才发现，自己之所以不喜欢大儿子，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精细”。
父子俩沉默了。屋子里有一种不知来自何处的“嘶嘶”声。
过了好一阵，陶科似乎觉得对父亲的话说得过分，因而语气和缓地说：“爸，你也不想想何开勋是什么人物，你摸着胸口问问自己，何开勋在沙湾镇算不算一个能干人？他给沙湾人民做过好事没有？关键是，你以为他的势力仅仅限于沙湾镇吗？我告诉你，县里也有很多人巴结他，说不定市里还有！谁把他惹恼了，都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陶科本来还想说，他前两天才请来县城的何开勋喝了台酒，目的是托何开勋通关系给他一个县政协委员当当，但他发现父亲放在桌上的手如枯叶一样抖动，便没把话说下去。
陶志强手抖，不是害怕，而是迷惑。何开勋的确是一个能干人，他每年都要做一两件实事。比如今年，他硬是把一个大型脱油厂争取到了沙湾镇———在清溪河流域，发现了好几个储量丰富的天然气田，按照以前的规划，脱油厂要修到县城去，何开勋东奔西跑地游说，终于说服了石油公司，让他们同意修在沙湾镇。当然，气田刚刚发现，投产需要时日，可一旦投产，沙湾的老百姓就有好大一批人不必离乡背井去外地打工，在家乡就能够挣到钱。何开勋的能干不容怀疑，但如果没有手中的权力，没有给他撑腰的叔父，他又干得出什么来呢？一个人因为自己能干，因为自己有权，别人就不敢惹了？一个领导干部，因为自己做过一些好事，就可以对某些人某些事为所欲为了？你何开勋是人，她三妹也是人啊！
陶科见父亲一直不吱声，拿不准他是否被自己说服了，他问父亲怎么看，陶志强就把上面的想法讲了。他讲得很缓慢，很沉重，仿佛那些迷惑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陶科却松了一口气，他毕竟是了解自己父亲的，显得胸有成竹地说：“爸，你的这些问号，不是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