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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是他妈妈。他一直嚷嚷，操，我操了我妈，我以为他发了失心疯还怎么的，把他妈妈杀了。甚至我走进去了都还以为那真是他妈，你知道，因为起先根本看不出她的年龄，就是那么个血淋淋的女人光着身子，床单、毛毯全浸在血里，暗红——”
他的脸白里泛绿。我说：“放轻松点，刘易斯。”
“我没事。”
“我知道你没事。把头搁在两膝中间，来，离开桌子坐过来，头低下。你没事的。”
“我知道。”
我以为他会昏倒，结果他还是稳住了。他没抬头保持了一、两分钟，然后直起身。他的脸现在有点血色。他做了几次深呼吸，狠狠灌下几口酒。
他说：“天哪。”
“你现在好多了。”
“嗯，对。她在那里，我只看了一眼就忍不住想吐。我不是没看过死人。我爸爸，他心脏病发死在床上，是我走进他房里发现的。而且当了警察以后……你也知道。可我从来没看过那种惨状，我非吐不可，可我又跟那混帐铐在一起，他的老二还甩在外头晃着。我死命把那狗杂种拖到角落，然后开始大吐特吐，就那样，在房里一个角落，然后你知道怎么着吗？ 我突然咯咯笑起来。我没法控制，我站在那儿像个白痴一样，咯咯笑个不停，哪想到跟我铐在一起的家伙，竟然停住满嘴胡言乱语问我说：“什么那么好笑？ ”你信吗？ 就像他要我跟他解释这个笑话，好让他也开开心。“什么那么好笑？ ”
我把剩下的波本全部倒进咖啡，拿汤匙搅一搅。我开始知道理查德．范德普尔的一些片片段段。目前这些片段根本凑不到一块，但它们最终很可能会拼出一幅完整的图像。不过它们也有可能永远得不出任何具体结果。有时候全貌还远不如局部分开看更清楚。
我又花了二十分钟左右和潘科夫奋战，来来回回重温我们走过的路，但没有收获。他谈了些他对谋杀现场的反应，他想呕、歇斯底里。他不知道这种事情得过多久才能适应。我想到我从档案抽走的照片，看照片我没什么感觉，但如果我跟潘科夫一样进过那间卧房，可能也好不到哪去。
“你慢慢会习惯一些事情，”我告诉他，“不过偶尔还是会冒出新的状况，叫你恨不得一头撞死。”
看看实在挖不出别的东西，我把一张五块放在桌上付帐，另外塞了二十五块给他。他不肯收。
“收下吧，”我说：“你帮了我忙。”
“呃，没错，我只是想帮忙而已。拿钱我觉得滑稽。”
“你这样就太不懂事了。”
“啊？ ”他蓝眼珠瞪得老大。
“不懂事。这不算贪污，这钱干净得很。你帮人一个忙，拿点酬劳。”我把钞票推过去给他。“听好了，”我说，“你才立下一个小功，写了篇精彩的报告，处理得当，没多久就要轮你坐巡逻车了，不必再徒步巡查。不过如果坏名声传出去的话，可没人敢跟你搭档。”
“我不懂。”
“仔细想想。如果人家给你塞钱你不收的话，你会让很多人紧张。你不用当坏人，有些钱你可以拒收，而且你也用不着四处跟人伸手要钱。不过行有行规，你总得遵守游戏规则。把钱收起来吧。”
“天哪。”
“凯勒难道没告诉你会有油水？ ”
“当然说了。不过我跟你谈不是为这个。嗯，我每回值完班都会过来喝两杯。我跟我女友常约了十点半在这儿碰面，我才不是——”
“凯勒帮你赚了二十五块，他要分五块红利，你想自己掏腰包给他？ ”
“天哪。那我怎么办？ 闯到他办公室给他五块钱？ ”
“这就对了。你可以编个什么理由，像‘还你借给我的五块’之类的。”
‘‘我看我要学的还很多。”他说。他对这个前景似乎不太乐观。
“其实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说，“你是有很多得学，不过他们会让你轻松过关。制度本身会带着你一步步往前走。这个制度就是好在这里。”
他坚持要用我刚破的财请我一杯。我坐在那儿静静听他告诉我，当警察对他有何意义。我不怎么专心，只偶尔在恰当时机点个头。他的话我听不进去。
我走出酒吧，沿着五十七街穿城回到旅馆。（（纽约时报》才刚摆上第八大道的书报摊，我买一份带回去看。
前台没有我的口信。我上楼回房，脱下鞋子，拿了报纸瘫在床上。凶案的报导跟刘易斯… 潘科夫的谈话一样，乏善可陈。
我打算更衣就寝。脱下衬衫时，温迪·汉尼福德的尸照掉到地板上。我拣起来盯着它看，假想自己是刘易斯‘潘科夫，手腕铐上凶手闯进那个场景，拽着他穿过房间到角落吐，然后歇斯底里地咯咯狂笑——直到理查德… 范德普尔神智清明地问我高兴什么。
“什么那么好笑？ ”
我冲个澡，把衣服穿上。之前一直断断续续下着雪，现在开始积雪。我绕过拐角走到阿姆斯特朗酒吧，找张吧台前的高脚凳坐下。
他跟她像姐弟一样住在一起。他杀了她，然后叫着他操了他妈。他冲到街上，全身沾满她的血。
我知道的太少，而且互相没什么关联。
我喝了几杯酒，避过几个想谈话的人。我四下寻找特里娜，但她值完班后走了。我不说话，听酒保告诉我今年尼克斯队为什么出了状况。我不记得他说的话，只记得他吐沫横飞，一脸激情
5
戈登．卡利什的墙上有座老式的钟摆挂钟，以前火车站挂的那种。他不断地瞟它，跟他的手表对时。起先我以为他是想暗示我什么，其后我才明白这只是他的习惯。早年一定有人告诫过他，他的时间宝贵。他从没忘记这句话，但又没法勉强自己完全接受。
他是鲍登房产经纪公司的合伙人之一。我十点过几分抵达他们公司设在佛拉蒂隆大楼的办公室。我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卡利什才拨了个空给我。现在他桌上已经堆满文件和账簿。他连声道歉，说他实在帮不了什么忙。
“我们把公寓直接租给汉尼福德小姐，”他说，“她很可能打一开始就有室友。就算有，我们也不知道。她是我们存档的房客，可以自由找人同住，不论男女。我们不用知道，也无所谓。”
“安东尼利小姐搬进去当管理员时，温迪有个女室友。我想找她。”
“我无从得知她的身分，或者她搬进、搬出的时间。只要汉尼福德小姐每月一号按时缴纳房租，只要她没干扰到别人，我们没有理由过问她的事情。”他搔搔头，“如果真住过那个女人，后来又搬走了的话，邮局不是会留下她的转寄地址吗？ ”
“我总得知道她名字，才能去问地址。”
“噢，当然。”他的眼睛瞟到钟上，然后回到表上，然后又回到我身上。“我父亲刚踏进这行的时候，一切都跟现在很不一样。他做生意讲究人情。他原本是铅管工人，存了钱买房产，买下一栋栋楼房。所有修理工作都自己来，一栋楼赚得的利润又全部拿来再买一栋。而且他跟房客都熟。他亲自上门收房租，每个月一号，有些大楼是一个礼拜一次。有些房客如果赶上青黄不接，他会宽容几个月不收。有些人才晚五天，就会被他撵上街。他说干这行得要懂得看人。”
“了不起。”
“可不是吗？ 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当然。在佛罗里达住了五、六年。果树自己种自己摘，而且每年还缴会费给铅管工会。”他两手握在一起，“现在这行可大不一样了。我们已经卖掉了他当初买的大部分楼。产权现在是头痛问题，帮别人管理房产要轻松多了。汉尼福德小姐住的大楼，贝顿街一九四号，屋主是芝加哥郊区一个家庭主妇，那是她叔叔留给她的遗产。她连见都没见过，只是我们每年寄给她四次支票。”
我说：“汉尼福德小姐是模范房客吧？ ”
“她从没做过什么叫我们伤脑筋的事。报纸说她是妓女，有可能，我想。其他房客没抱怨过。”
“你没见过她？ ”
“没有。”
“她房租一直按时缴？ ”
“偶尔晚一个礼拜，跟大家一样。不会再晚。”
“她付支票？ ”
“对。”
“她是什么时候签的租约？ ”
“我把租约放哪儿去了？ 噢，在这儿。我瞧瞧，嗯，一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标准的两年租约，自动续租。”
“月租四百？ ”
‘‘现在是三百八十五，当初更便宜，之后涨了几次都很合理。她签约时是三百四十二块五。”
“你不会租给没有明显经济来源的人Ⅱ巴？ ”
“当然不会。”
‘‘那她一定说了她上班吧，她应该有推荐信放你们这儿。”
“早该想到这个。”他说。他翻翻找找，终于拿出她填的申请表。我看看表格，她自称是工业系统设计师，年薪一万七，雇主是科特雷尔公司。上头写了电话号码，我把它抄下来。
我问他推荐信有没有查对过。
“应该查过，”卡利什说，“不过也只是形式而已，要捏造其实很简单，她只需要接电话的人证实她的说法就可以了。我们依惯例会打去查问，不过有时候我真怀疑到底有没有必要。”
“所以当初你们的确有人打过这个号码，对方也有人接，而且还帮她撒谎。”
“显然如此。”
我谢谢他抽空见我。我在楼下大厅的公共电话投下一毛硬币，拨了温迪留下的号码。有个录好的声音告诉我，我拨的是空号。
我把一毛又投回去，打到卡莱尔旅馆。我要前台转到凯尔‘汉尼福德的房间。铃响到第二下时，有个女人接了电话，我报上名字，告诉她我要找汉尼福德先生。他问我有没有进展。
“不知道，”我说，“温迪寄的明信片你们还留着吗？ ”
“可能还在。很重要吗？ ”
“可以帮我把时间先后次序弄清楚。她的租约是三年前的十月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