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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身一变而为“岭南佳果”，如果单看这两层水果，除了新奇之外一定不会引起食欲，同时它们生硬的线条和颜色也没有晚会所需要的喜庆和热闹的装饰烘托效果。
接上来的一层还是绿色，墨绿的那种，是橘子和广柑。每一只都带着新鲜的叶子，还有连着两只的，它们确实是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南红说这些生菠萝和生橘子都是她在园艺场的朋友下午五点才送到的，上午还在地里（菠萝）和树上（橘子），朋友弄了一台拖拉机运进城里，一直开进大院停在楼下。现在回想这一切，比当时置身其中更加感到此事的奇观性，隔了七八年的时光，岁月的青草蔓蔓，成为了一切事情的前景，那辆中型拖拉机停在这片草地上，楼房和大院以及整个Ｎ城都浮动在这片我记忆中的草地上。
有谁能为了自己一个人的生日晚会动用园艺场和拖拉机呢？只有像韦南红这样有能力胡作非为的女孩，在Ｎ城，这样的女孩独一无二，在Ｎ城，一个时髦的女孩加上一辆中型拖拉机就是时髦的极致，这种时髦无法模仿，于是更加成了极致的极致，是极致中的那一颗红樱桃，是红樱桃顶上的那一层反光，是反光中最亮的那个亮点。这颗红樱桃就在南红借来举办生日晚会的那套崭新的从未有人启用过的四房两厅中傲然地闪光，它的底座庞大杂芜，稀奇古怪，和它的娇小艳红毫不沾边。它的下方是葡萄（它的紫色远不及红樱桃抢眼，而且它一串一串，一嘟噜一嘟噜，令人联想起病毒）、香蕉（这种岭南佳果在Ｎ城遍地都是，它们成片地生长在Ｎ城的郊外，以及本省的广大地区、公路沿线和铁路沿线，我们坐在车上就能看到大片大片的香蕉林，它们宽大叶子的绿色，闪耀着江南和岭南，雨中的芭蕉更是响彻了千年之久，它们一望无际，在车窗外快速地闪过，芭蕉的茎蕾在宽大的叶间若隐若现。Ｎ城不可替代地成为了全国的香蕉集散地，在Ｎ城火车站的西侧，有无数堆香蕉的小山，全是最坚硬最青涩全都不能吃但绝对经得起长途贩运的颠簸。香蕉在这个城市实在是太多了，像空气和泥土一样多，使它变得和泥土和空气一样平凡）、比香蕉还要普遍的各个品种的苹果、梨子、西瓜、香瓜、哈密瓜、木瓜等等，它们庞杂地堆成了一个硕大的果坛，它们比圆桌还要大，比人的视线还要高，由于它顶端的红樱桃的对比，我们发现这个硕大的果坛全是黄绿二色，不是绿就是黄，或者是黄绿混杂，在夜晚的灯光下显得暗淡臃肿，没有精神，它虽然聚集了难度不小的操作背景，却不及一只现成的生日蛋糕简洁明确。
南红穿着她自己设计的古怪衣服在果坛边来回穿梭，迎接朋友，接受礼物，夸张地拥抱，大声地说话。她衣服的效果使她像一个挂满了形状各异规格不一的围巾的儿童，她脖子上还缠绕着一条长长的布条，一直拖到地下，她有几次踩着了它，于是在整个漫长的晚会上她不得不腾出一只手专门提着这根长长的围脖（或者应该叫颈饰？）如同西洋的仕女拎着裙沿。她一点也没想到要解除这一麻烦，也没有人提醒她，所有的人都说她今天晚上最漂亮，她的衣服最别具一格。她也总是在这些赞美之后自己得意地补上一句：这是我自己设计的！
烛光在各个房间点着，大概有十几支，使那个夜晚从一开始就有了将要被特殊记忆的质地，它的若明若暗，闪烁不定，从一开始就是恍惚和迷蒙，是一个不清晰的非现实。清晰的事物尚且难以复制，不清晰的事物简直就是一团气，它的出现就是为了消失，消失之后仍是一团气，独立存在于与你平行的时空，在某些夜晚和某些特殊的日子，以同样迷蒙的形体进入你的视野，成为所有生日的参照。
（这一切离虱子是多么遥远，在那个Ｎ城的，由硕大的果坛组成的生日的夜晚，与南红有关的虱子还未滋生出来，它们根本就不存在于这个世界。）
冷汗的来源（1）
现在，那个远离深圳的闪闪发光的Ｎ城生日浓缩成一个玻璃缸大小的空间，悬浮在南红到深圳以来的各个房间里，它在变化不定的光线中时大时小，它悬浮在眼前的景物也随意变幻，有时是那团烛光迷蒙像梦境一样恍惚的气团，南红的脸在蜡烛之间浮动，有时是那个巨大的水果坛，它们以超现实的颜色发出亮光，犹如童话中的事物，轻盈地摇动，发出悦耳的丁当之声，而那辆停在草坪上的拖拉机恰如其时地变成了一辆天使驾驭的马车，成为水晶般透明的背景。
这一切都是因为它们太遥远了，永远不能再回来，它的明亮与南红房间的黑暗（不眠的夜晚）之间有一道绝对的界线，我们怎样使劲也无法穿过这道线，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它悬挂在我们摸不着的地方。躺在黑暗中的人，再一次想起了今天正是她的生日。
生日这个字眼是一把锐利的尖刀，寒光闪闪，它平时躲在暗处，不动声色地向我们逼近，在每年的某一天，它犹如闪电从天而降，直逼我们的心脏。它的寒光照彻了我们的周围，我们的周围荒凉而丑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幼年曾经背诵过的语录莫名地出现，正如时光远去的背影偶尔朝我们回过脸，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中间隔着万丈深渊。
南红觉得自己一生的生日都在那个堆满水果的Ｎ城房间里过完了，她当时就是那颗红樱桃，站在了全部日子的顶端，她只能沿着果坛的阶梯，一级一级往下走，最后脚底碰到的是坚硬的水泥地。
一个刚刚大出血的女人，她的血还没有止住，她全身虚弱，头重脚轻，她的脚一碰到水泥地就像踩着了无数钢针，这些钢针密集得如同液体，又如饥饿已久的活物，它们紧紧粘附在女人的脚上，她把脚抬起来它们还死死粘着，它们瞬间就脱离了水泥地，从她全部的毛孔直逼而进，毫不犹豫地抵达她的骨头。
坚硬的骨头在出血的日子里变得脆弱而敏感，就像裸露在空气中的舌头，无法承受坚硬和尖利的东西。血液也会从骨头中渗漏出来，它们一点一滴，从骨头的呻吟中由鲜红变得惨白，比冰雪还要白，它们散发着寒气，又被寒气所驱动，它们用力地挤过骨头和肌肉的缝隙，滴落在身体的表层。这时它们已经滤尽了它们本身的颜色，变得透明，它们一无所有地垂挂在额头、脊背、胸口上，去尽了颜色和温度，它们的寒光从骨头、五脏到皮肤。
这就是冷汗复杂的来源。
家庭机器
现在我又听见了家庭这部机器各处的螺丝松动时发出来的嘎嘎声，它们浑然一片，乱糟糟的，我一时分不出哪些是主要环节发出的声音，哪些是柴米油盐鸡零狗碎的声音。它们松动之后有些东西就开始脱落，这些脱落的东西是什么呢？茶杯盖、碗、玻璃杯？这些廉价而易碎的东西在许多牢不可破的家庭的某些时候都会被摔在地上，碎片四溅，发出清脆的响声，我们有时候在深夜就会听见，它们的声音从我们的头顶、左侧或者右侧响起，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我们会看到从这幢楼房走出的某对男女脸上浮动着青黄的颜色。但我和闵文起没有干过这件事。
我一点都想不清楚，一想就头疼，一想就听见嘎嘎响的声音，这种声音听久了我才辨认出来是高跟鞋走路的声音，不是又尖又细的鞋跟发出的那种，这种高跟鞋早就淘汰了，在日常生活中消失，只滞留在舞厅那样的地方，在暗中、在光滑的地面、在灯光闪烁不定的时刻，这些地方脱离着生活的常态，脚并不用来走路，而是使劲踮起来疯转，人的整个身体也不好好待着，而是左转右拧。这种后跟又尖又细的鞋子花里胡哨，一些发亮的碎末掺在鞋面，或者缀上一个更加发亮的蝴蝶结，或者干脆系上两颗差不多有乒乓球那样大又白又圆的物件，这样的高跟鞋在商场里单独摆在一个橱窗或鞋柜里，我们买鞋的时候张望它们，就像张望一个演古装戏的舞台。
（闵文起与那个猫眼女人是不是在舞场上认识的呢？闵属于那种热衷跳舞但永远跳不好的人，他们单位每周有舞会，这种舞场上勾搭上第三者最终导致家庭破裂的故事实在是太破太旧，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人都不会往自己头上扣。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听见高跟鞋的声音在我的头顶楼层的地板上来回走动，她当然不是住在我家楼上的女人，她的高跟鞋是那种时髦的宽跟方头鞋，显得人很大气，没有细跟尖头鞋透出的脂粉气，但我想这种选择不是出自她的见解和素质，而是出自当前的时尚，有时候，较好的时尚会扭转一个人的趣味，使她变得自然一些。如果我敏感一点，或者说如果我一天到晚不是那么疲于奔命，我应该更早一点知道她，但我对这件事情无动于衷，这件事对我的刺激是离婚以后才慢慢产生的，正如对爱情的幻想、对性本身的幻想，也是离婚以后才逐渐到来的。
现在回头看看我的婚姻，我觉得它就像一只密不透风的大口袋，彻头彻尾把人罩在了里面。这只口袋甚至没有弹性，你想往任何一个方向动一点都立时被挡回来，两个人缩在黑洞的布袋里，互相看得面目狰狞，厌恶之心顿生，谁都想出其不意地剪一个大洞。闵文起剪出的大洞就是那个把嘴唇涂得通红的女人（她把眼圈描得乌黑，看起来使人想到猫），他把脑袋探出去，把嘴接在那只嘟起来的红嘴唇上，他们的上半身使我想到两只红嘴鸥，而撅起的屁股又使我想到鸵鸟。
当然这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图景，因为决不会有人从口袋里探出头来跟女人接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