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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儿童所构建的〃神化工程〃真要成功，不仅能保证他相对正常地度过儿童时代，而且能让他〃扩建〃成一个相对正常的成年，那就不能仅仅与父母同化，而必须同时与社会同化。但这就需要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前提：父母首先要与一般的社会伦理－人际关系实现同化。对我们而言，反过来的推论更为重要：当父母与身边的社会伦理－人际关系实现了同化，而孩子却未能与父母实现同化，那么，孩子最终就难以与社会伦理－人际关系实现同化。换句话说，这样的孩子很难逃避孤独一生的痛苦命运。
和克尔恺郭尔一样，卡夫卡将因为童年巨大的缺憾而相应地缺乏进入社会伦理现实的能力。换句话说，他将和克尔恺郭尔一样，难以进入正常的伦理－人际关系，难以进入人群。如果以这一点为参照，那么，在人类文化史上，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这样的人大致属于一类人格，而拿破仑、弗洛伊德和雅斯贝斯等则属于另一类人格。在这两类人格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比。后一类人格都是些伦理－人际关系网络中的英雄，在人群中出类拔萃。他们往往功勋卓绝地指挥战争、领导运动、创建学派，在同时代人心目中建造成显赫的神化工程。与他们相反，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将在人群之外、在正常的伦理－人际关系之外一生孤独和痛苦，恐惧而不安。即便最终被人认识，也要为此付出久久的等待。是否拥有健全的母爱和相应的双亲之爱，是造成两者差别的主要原因。健全的母爱和双亲之爱本身就是最正常、最美好的伦理－人际关系，它们保证了孩子正常的同化过程，它们使孩子得以成功地构建童年期神化工程，并向孩子提供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基础、安全感和力量。雅斯贝斯明确认识到，他的力量来源于美好的双亲之爱所奠定的安全感。弗洛伊德则颇有些自恋地宣称：一个已成为母亲爱子的男子汉，将终生饱含征服者的情感。这种信心会导致成功，往往成为致胜之本。幼时健全的双亲之爱，甚至可以让尼采这样天生羸弱、且早年丧父的人也能凭着某种〃光芒万丈的文体〃，成为同时代人眼中的〃超人〃，在为深邃哲人所发现的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所欢呼。正如前面所说，美好的双亲之爱所保证的正常同化，是孩子进行健全自我扩张、成功构建神化工程的前提。这就像种子的生长或江河的形成：当种子具有丰沛的先天生命力，又置身于优良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它就容易长成参天大树。同样，当江河拥有水量宏富的源头和支流，又流经雄伟的地形，就会形成壮丽的大河。怕就怕种子天生羸弱而又遇到贫瘠的土壤和恶劣的气候条件，或者，江河的源头干涸，地形又破碎不堪。
一般说来，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这样的人格将在正常的社会伦理－人际关系之外，在人群之外默默地承受巨大的孤独。当然，有必要补充说明，所谓〃在人群之外〃，并不意味着没有进入人群的要求。相反，当事人可能还格外渴望，至少在最初是如此。只是，进入的失败却使渴望变成了恐惧。正如卡夫卡所说：〃这种向往人群的要求我是有的，但它变成了恐惧。〃《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49页。失败导致恐惧，强化恐惧，恐惧又反过来进一步导致失败……到后来，对现实中任何有关人群的人和事，他们既缺乏进入的能力，又会表现出超常的阻抗，越是与人群相关越是如此。例如，对现实中显赫的人与事，他们会有意无意地疏离，甚至格外抵触。他们多半会让自己保持在与现实伦理无关或关系很少的生存状态。他们进入的生活领域常常与他人无关或关系很少。或者说，进入某种生存状态，对一般人而言意味着进入现实的伦理－人际关系网络，而对他们却只意味着与他人无关或关系很少的〃私人〃事件。
这样的人可能进入宗教领域，但那并不一定意味着对世俗宗教团体的认同，甚至可能相反。正如克尔恺郭尔，很少有人比他更坚定地信仰基督教，但是，恐怕除了尼采，很少有人比他更激烈地批判世俗的基督教，乃至全面地否定丹麦国教会。这样的人多半会进入艺术或哲学领域，但那并不意味着进入艺术圈子或学术团体；对他们而言，艺术或哲学不过意味着他们的〃私人宗教〃。这样的人也会与常人一样进入爱情，只是，对一般人而言，进入爱情就意味着进入相应的家庭和社会伦理关系，但对他们而言，那只意味着进入神圣的或单纯的〃俩人世界〃。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都是这样，很少有人比他们对爱情更为炽热、执着或专注，但也很少有人比他们更害怕或敌视正式的婚姻关系；他们在订婚之前或之后会〃永远地三心二意〃，无休止地思考、权衡、彷徨、动摇、反悔、痛苦……而对婚礼他们格外恐惧和仇视，因为，那是对婚姻伦理－人际关系最后的正式认同。总的说来，卡夫卡或克尔恺郭尔这样的人格类型注定要承受孤独，他们也可能因为无法承受孤独、不安和恐惧而被生活摧毁。然而，对一般人来说是不利的条件，在他们身上却有可能转化成重要的因素。有时，与生俱来的不幸在当事人身上砥砺出忍受孤独的超然意志，促使他完成天才的自我锤炼，使其有能量冲出一般的伦理关系、冲出人群、甚至冲出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而在一种相对非伦理化的、相对纯粹的精神氛围中独自构建自己补偿性的、但是独特的〃神化工程〃，并有可能最终完成克尔恺郭尔所谓〃绝对单数形式的〃、无法模仿的人格，成为生活中独一无二的〃那个个人〃，从而成就一个从破碎到完整的人生，赢得一场最为具体也最为博大的人道主义自救，同时也代表人类探索到存在深渊中和生存大地上的某些真理。
第四节 移情：破碎的英雄诗
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讨论，使我们进入了〃移情〃问题。儿童与父母的同化，实际上只是移情的一种特殊情形。用关于移情的眼光审视卡夫卡的童年，我们会对他的命运获得一种更为深刻和细致的理解。
其实，在那封具有〃反判决〃性质的《致父亲的信》中，关于那位〃暴君般的父亲〃，卡夫卡还告诉了我们另一些事情。例如，尽管语气有些暧昧和含糊，他还是提到了父亲脸上一种美好的笑容，虽然极难见到，但特别美，包含着恬静、满意和嘉许：〃谁受您这一笑，都会陶醉的。我回忆不起来，我在童年是否很明显受到过这种微笑的眷顾，不过我想多半是有的，因为当时我在您心目中还是无罪的，是您巨大的希望，您又有什么理由拒不向我露出笑容来呢。〃他还回忆了另一些更说明问题的例外：大多数例外是在您默默忍受痛苦、爱和善的力量压倒并直接攫住了一切与之对立的东西的时候。这当然很罕见，可是却令人神往。譬如，当我在炎热的夏天午间吃罢午饭，在商号看见您十分疲惫地伏案打盹的时候，或者星期天当您筋疲力尽跑到乡下的避暑山庄来与我们相聚的时候；或者当母亲身患重病，您双手紧紧抓住书柜，浑身哆嗦、暗自啜泣的时候；或者当我最近一次罹病，您蹑手蹑脚到奥特拉房里来看我的时候，您在房门口站住，伸长着脖子看我安卧在床上，您出于关心我，只向我招了招手。每当这种时候我便扑在床上，止不住幸福地哭了起来，而现在写到这里，我不禁又潸然泪下。《卡夫卡小说选》，第523页。
在人之常情看来，我们遇到〃剪不断，理还乱〃的父子之情，而在生存论心理学看来，我们涉及到了移情问题。人类思想史上，克尔恺郭尔率先明确指出了作为心理学和宗教起点的生存悖论，以及由此产生的死亡恐惧：如果人纯然是天使，那么他不会畏惧死亡；如果人纯然是动物，那么他也就不懂得畏惧死亡。然而，人既非天使又非动物，而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动物，也就是说，人同时具备着生理性的肉体和符号性的自我。符号性的自我使人意识到自己生理性肉体的生与死，使人产生死亡恐惧。在《反抗死亡》这本重要著作中，贝克尔继承克尔恺郭尔的思路，对移情问题作了杰出的表述。参见贝克尔：《反抗死亡》，第五、七章。一方面，人是自然界中小小的神祗，另一方面，人又带着与生俱来的被造性和必死性。人的心智显然无法承受如此彻底的分裂和悖论。人只能竭力营造某种〃生死攸关的谎言〃，以便维持一种可能的生存。这〃生死攸关的谎言〃就是通常所谓的人格系统。人不是一个单独的概念。人是〃伦理的动物〃，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人格系统也是如此，只能在人际关系的前提下和背景上才有可能逐步形成、产生和发展，这一过程就是移情。作为移情前提和背景的人际关系，包括狭义的家庭伦理－人际关系和广义的社会伦理－人际关系。而移情的对象，则是生活中那些最高大、最伟岸的人事：父母、老师、伟人、运动、偶像，等等。用上一节的话说，移情对象是个体〃神化工程〃的集中体现。
移情既体现了人在生死面前的懦怯，又体现了人对英雄主义和自我解放的冲动。一方面，人希望以被造物的意识顺应各种自然力量和文化力量，安全地融入某种保护性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人又希望标新立异，出类拔萃。移情中的这两种趋向被称为〃神爱〃和〃爱欲〃，它们是人身上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