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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是透过看电视剧和听主题曲所团结起来的想像社群
今天当大家纪念黄霑，说他的作品陪伴香港人成长，除了他那些脍炙人口的广告创作、散文专栏、电视清谈秀以及音乐之外，其实还有一份历经艰苦的沧桑感。香港人都记得《狮子山下》：“我口也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并非因为这是首填得多么好的歌（连黄霑本人都说这是首“行货”），而是因为它是香港人身份意识的一部分。《狮子山下》本是一个写实电视剧系列，出现在1970年头，正是香港社会转型经济勃发的时机。它的每一集谈的都是住在公屋或是铁皮搭造的临时房屋里的低下阶层，他们生活中的辛酸和偶尔的平凡的小乐趣，点点滴滴都印在每一格的书面上。每一个香港观众都在里面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和自己相似的其他香港人。这套电视剧和它那首没有香港人哼不出两句的主题曲，变成了香港精神的图腾。是的，香港大部分居民其实都是“难民”，香港曾经是他们的暂居地，他们以前曾经想过或许有回老家的一天，或许干脆以此为跳板，下一步远走高飞到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但既然大家都来到了这狮子山下，海角天边，何不共渡患难，奋发向上。于是在其他社会条件的转变下，难民成了居民，大家开始不再区分来处地都成了香港人。
很值得注意的是，黄霑和顾家辉最红的年代，也是电视剧的黄金年代。那时的电视剧主题曲不似今日这般可有可无，只要有一首歌成了主题曲就是唱片必定畅销的保证。而“辉黄”最为人所知的合作，绝大多数都是电视剧主题曲。当年追看连续剧是港人的集体仪式，遇上某部红火的剧集结局，街上八九点竟无一人，饭馆都提早打烊。翌日上学上班的话题离不开昨晚剧情，搭不上话的不是有病就是傻子。如果班尼狄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说现代民族国家是一群人透过看同一份报纸所想像出来的社群，那么香港人就是透过看电视剧和听主题曲所团结起来的想像社群了。香港的流行文化塑造了她的文化身份，给了她独特的骄傲。而黄霑，就是塑造这种文化的父亲之一。
但身为流行文化教父，黄霑并非完全没有挣扎，没有对手。黄霑一生以狂放不羁闻名，无论到哪里都是未见人影先闻其哈哈笑声，粗言秽语夹杂着各式各样的性搔扰。这种姿态，我觉得是一种斗争策略。其实从一开始写广东歌，黄霑就是在斗争，一方面要斗掉惟英文是尚的崇洋心理，另一面要斗垮歧视广东话的大中原心态。广东歌成为主流之后，他又要和看不起流行文化的正统文人斗争。他写很多专栏杂文，批评那些认为只有大块文章才是真文章的人做臭老九。他故意有多俗就写多俗，鄙夷那些搞学问的学者是象牙塔里的老古板。他的广告文案为他得到华人世界的第一座“克里奥奖”（Clio Award），他会说我就是喜欢卖商品，大众喜欢，你能拿我怎样？他为八卦周刊执笔访问名人，极尽吹捧之能事，简直是办过名流杂志《访谈》（Interview）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香港版。他写过一本《不文集》，里面全是性谜语和黄段子。别人越是骂他荼毒青年，他就越起劲，还四处向人自称“不文霑”。
黄霑这一辈子都在和他脑海中的正统派作战，与蔡澜等典型港式文化人一起，大声疾呼“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且得存得好存得妙。隐隐然有遥向竹林七贤致意、远接晚明文人作风传统之势，他强调作人主要是存真，宁为真小人，莫做伪君子。然而什么才算作“真”呢？既然毫不保留地宣泄七情六欲就是真，那么好的文化必然是满足人之七情六欲的文化商品了，不曲折不做作，痛痛快快爽一下就好，爽过了就再来一个。所以一首接一首的流行歌，一部接一部的通俗电视电影，都是真文化。这些文化商品又因为直接而必然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故此流行与否，大众欢迎与否，自然是好文化的判准。黄霑所以喜欢在文章里举妇人能解的白居易和万古常青的《红楼梦》为例，是因为它们符合他好作品必然流行、而最流行的就最经典的观点。故在辩护流行歌曲时，他爱说贝多芬和莫扎特就是旧日的流行音乐。虽然不符实情，但这种论调在香港报纸专栏之间颇为流行，从者甚众。
爱上大众，而且要求大众也爱你，到头来总是桩叫人伤感的单恋
黄霑身处被认为“文化沙漠”的香港，一直以蔑视“世俗观点”的姿态吊诡地去迎合市场，用反抗“正统文化”的表演去证明香港才是个有真文化好文化的地方。我猜这也就是他到了晚年还要跑去念博士的原因，因为他要以香港流行文化教父的身份亲自去写一篇研究粤语流行曲的论文，把他贡献了一生的东西带进学术殿堂。据说他上课非常认真，早到迟退，书读得比大部分年轻同学还努力。读到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经典批判时，他怀疑阿多诺（Theorde Adorno）有没有真正听过他渺视的流行歌；念到现代文化研究替文化商品翻身的案例，他很高兴地觉得吾道不孤大有可为。
可是，也就是黄霑读研究院拿博士学位、写专栏吹捧流行文化这种举动出卖了他的矛盾。一个真正全心全意靠做广告搞销售维生的人，又何必靠什么劳什子论文去证明自己？一个一头栽在流行音乐工业的创作机器，又何苦去用白居易来合法化这台机器的运转？说到底他还是个旧文人，一个陷身在一日不写稿不写歌就三餐不继的现代商业社会里的文人，所以才总是要以狂生的姿势去唤起大家记忆里的非正统古人，所以才总是要口诛笔伐道貌岸然的假道学与老学究。他永远无法说明的，是为什么他一方面那么尊敬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读过的饶宗颐，另一面那么喜欢嘲笑写书没人买的自赏孤芳。更可怜的是在香港这个地方，他其实不用花太大力气，就彻底征服了香港人和他想象中的道统。《不文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销售纪录证明了香港人其实保守不到哪里，用不着他那么费劲。在他心爱的广东话占据了文化主流之后，他的战斗就像唐吉诃德对着风车舞剑一般，寂寞、徒然，也难免可笑。那孤傲的“沧海一声笑”，洒脱的“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香港人连欢迎都还来不及，又哪谈得上要相送呢？
爱上大众，而且要求大众也爱你，到头来总是桩叫人伤感的单恋。因为大众总是那么捉摸不定，追他们的心要比追日还难。经过黄霑的熏陶，香港人的精神“真”得不得了。报纸再黄再血腥都不打紧，它真。歌星再不懂唱歌也没关系，他们的可爱样貌是那么地“真”。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黄霑居然教训人了，说时下的歌手唱歌没技巧，说如今的报纸没格调。但是黄老师，他们都是“真”的呀，要不怎么会那么受到市场欢迎？难道Twins就不是明日的莫扎特吗？这可都是您老人家教的呢。于是黄霑也在这滔天巨浪之中被卷得奔流而去了，他的歌他的广告都成了经典，经典也就是不再流行只堪回忆的意思。曾经红遍港台的《楚留香》，如今迷容祖儿的小伙子或许以为是古人的老词，看不懂。
所以那一次读书讲座，黄霑应该懊恼，以他的名气都填不满一个区区三百座位的演讲厅。黄霑说：“现在的香港人真反智。”当时我就了解到，黄霑的时代早就结束了，早在他去世之前。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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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者眼中的黄霑
南方周末 2004…12…02 15：42：30
《酸酸甜甜香港地》手稿
张明敏（《我的中国心》演唱者）
1979年，台湾校园民谣非常火，香港永恒唱片老板邓炳恒认为，在香港出版国语唱片也许是个好的选择。当时，香港已经在音乐创作上实行了版税，歌越流行，创作者拿到的版税越多，在粤语歌红遍天的形势下，几乎没人愿意写国语歌。当时凡是唱国语歌的歌手，都被称为“民族歌手”。
1980年，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开始会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公司老板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开始为我策划新的专辑。邓炳恒找到了因为写粤语歌而当红的黄霑，请他写一首国语歌。
黄霑开出了和粤语歌一样的价钱，邓炳恒答应了。黄霑写出了《我的中国心》，后由王福龄作曲，公司决定以这首歌作为专辑的名称。
1982年，《我的中国心》出版，并没有像公司预想的那样走红，销量不高，社会反响也平平。香港人开始称我为“爱国歌手”。在当时的香港，这样的称呼带有讽刺的意思。1983年，中国和英国就香港问题开始正式会谈，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试探，想请香港艺人来晚会上表演。当时我的老板不同意我到中央电视台的晚会上唱歌，如果我唱歌的话就封杀我在台湾的唱片发行。
1984年，我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了演唱《我的中国心》和《垄上行》，这一次的演出，使我走进了千家万户，这首歌一下子就红了。观众写到中央电视台的信有几麻袋，我当时看着这些信，目瞪口呆，非常兴奋。然后香港的媒介因为我在中央电视台演出，开始称我为“左派歌手”。我回到香港以后，处境仍然没有什么变化。
大约是在1985到1986年，好像是在一个吃饭的场合，我再次见到黄霑，我告诉他《我的中国心》在内地红了，几亿中国人都会唱，我谢谢他写了这么好的一首歌。他不相信，认为我跟他开玩笑，只是说，“红了又有什么用呢？”那个时候，他经济条件不大好，而且中国也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我的中国心》在内地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