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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心》在内地再红，他也收不到一分钱的版税。包括他写的《上海滩》，跟着电视剧在内地的播放，也火了，被广播、电视反复播放，登在报刊上，他也没有拿到版税。所以，当时黄霑还开玩笑说，“你帮我把那些版税收回来好了。”
虽然没有拿到一分钱，但是黄霑还是很高兴。因为当时内地的《参考消息》，刊登过一篇新华社记者探访邓小平家庭生活的文章，说有一天下午，在中南海里，邓小平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教他们唱《我的中国心》这首歌。这篇报道后来被香港的报纸转载过。
1987年，我正式进军内地市场，我的个人专辑在内地一出版就卖火了。后来，因为要出版新的专辑，我请黄霑吃饭，请他为我写歌，他也答应了，后来等了很长时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一直没有写出来。在内地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后，实行版税制度后，他也拿过《我的中国心》一些版税。
毛俊辉（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
在去年SARS过后，四五月份的时候，我想搞一个音乐剧（《酸酸甜甜香港地》），那我就想到了顾嘉辉和黄霑这对老搭档，他们毕竟是音乐领域里最有才华的人，更加重要的是，他们有的是生活经验，对这样一个本土化的音乐剧，这非常重要。我们的经费有限，在我最担心的酬劳问题上，黄霑和顾嘉辉两位先生根本就没有在意。当时黄先生对我说，“我们就是喜欢，音乐剧是艺术嘛，我有兴趣。”
当时我的身体不好，得了胃癌，正在化疗中。关于《酸酸甜甜香港地》的创作和讨论工作，都是在我家里进行的，黄先生也每次来我家，当时看着我吃药，他还宽慰我说，不要担心，注意身体休息。整个准备工作他非常投入，每次的讨论会，他都会准时参加。当时我才得知，早在20年前，他曾经为西方音乐剧的中文版填过词，可是他不认为那是自己的作品，因为它是一部美国剧。所以，当有机会自己做一个本土原创的音乐剧时，他特别高兴。
当时顾嘉辉住在加拿大，为了搞好这个音乐剧，6个月里，顾嘉辉从加拿大飞回香港三次。他不在香港的日子里，我们3个人就在各自的家里，一起通电话，聊词和曲方面的问题。黄先生是一个自我要求非常严的人，有时候会为一句话，反反复复改上三四次。不满意的时候就撕掉，重头来过。10首歌，他写了三稿。写到激动的时候，自我感觉好的时候，不管时间多晚，也会高兴地打来电话，在电话里就那么哼上一段。后来我看他的手稿，他不喜欢用电脑，写的词谱、曲谱非常工整、漂亮，这样的传统工作方式，让熟悉电脑工作的我非常惊讶。在这个音乐剧初期排练的现场，几乎每一次我都能看到他。
《酸酸甜甜香港地》首演的时候，香港的3个艺术团体（话剧团、舞蹈团、中乐团）合作，黄先生在现场看了，很激动，很满意，但是他建议在音乐上应该加点西洋乐器，因为音乐剧毕竟是实实在在的美国剧，应该有现代感。后来，我们又请来了一个六七人的西洋乐队。在这之后，看过演出后，他又对个别词句作了调整。而且在香港演出时的节目单，就是黄先生亲自写的字，他想以这样的方式给观众留一点纪念。
《酸酸甜甜香港地》在香港上演了20场，每场一千多观众，非常成功。黄先生很高兴，说《酸酸甜甜香港地》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剧“黄霑作品”。因为合作愉快，黄霑还和我商量过，再合作另一部音乐剧，当时他推荐的是《方世玉》。他一直想做一个能吸引年轻人、同时又与中国文化传统相关的音乐剧，方世玉在以往电影、电视剧中表现得很多，也有过粤剧，但是在音乐剧方面还没有表现过，而这个题材刚好符合他的两个要求，所以我们当时就定下了这个内容。当时他劲头很足，还对我说一定要超过《酸酸甜甜香港地》才好。我想，现在他去了，这个梦想就成为永远的遗憾，不可能实现了。
（本报驻沪记者张英记录整理）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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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群体利益Vs大公共安全
南方周末 2004…12…09 12：10：44
□本报记者 王小飞
实验室来了，我可能该搬走了
广东疾控中心建设出现的波折，实际上反映了小群体利益与大公共安全之间的博弈，这两者的冲突，不论是古今还是中外，都频有发生，是一种正常现象。
2003年9月22日，《洛杉矶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有些人争论说：生物实验室可能危害戴维斯市》的报道。报道说，四周遍布农田的戴维斯市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但是，居民们担心，如果该城成为联邦政府投资建设的高危传染病实验室所在地的话，这一切可能会发生变化。拟议中的耗资2亿美元的国家生物实验室，将被用来研究传染病，包括瘟疫、炭疽、口蹄疫和西尼罗河病毒等病原体。
在部分居民眼里，国家生物实验室还是恐怖袭击的一个潜在目标。过去数月来，这座拥有6。2万人的小城的居民通过请愿、抗议和起诉市政当局等方式，试图阻止生物实验室的建造。
报道引用38岁的特雷西·卡普兰女士的话说：“我总觉得，实验室的建造会给我们的小镇盖上一个棺材罩子。”
戴维斯市的前任市长茱莉·帕坦斯基已在当地生活了35年，她说，实验室来了，她可能就该搬走了。“我确实不喜欢与一个最高安全级别的实验室，还有24小时的保安这些东西生活在一起。”
《洛杉矶时报》报道的情况，只是美国总统布什为防范生化恐怖宣布实施“生物盾计划（Project Bioshield）”之后，全美一些地方出现的居民反对建造生物实验室的例子之一。
“生物盾计划”预计耗资60亿美元，提出要建造3个P4实验室，用以储藏和研究最致命病毒，使美国在遭受生物武器攻击时，能迅速获取安全而有效的疫苗、药物和治疗手段。
一年半的辩论和修改，布什总统的这项备受争议的计划获得国会批准，但美国媒体说，一些居民对生物实验室的疑惧并没有消除。
美国的生物专家们认为，P4实验室应该是很安全的。参与上述实验室设计的吉姆·奥热霍夫斯基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说：“我们将尽可能做到绝对安全，达到航天飞机的水准。”
但《洛杉矶时报》接着说，值得注意的是，过去17年来，美国航天飞机已经发生过两起灾难性事故。
事实上，国际社会对生物技术的益处和危害也相当关注。联合国《21世纪议程》明确指出：“只有在适当而透明的安全程序与边界管理程序都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整个社会才能从生物技术中获得最大收益，并更好地接受生物技术潜在的益处和风险”。
审慎博弈，值得赞赏
在市场经济下，小群体与大社会的冲突将越来越多，而对其处理方式的变化，也反映出时代的文明进步。
对于广东疾控中心建设中的遭遇，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任剑涛谈了他的观点。他说，面对目前严峻的公共卫生形势，国家对尽快建立公共卫生体系产生某种急迫的心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一件好事。但在疾控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一定要避免急中出错，以至于后患无穷。
在广东省、广州市和深圳市疾控中心建设中，政府听取部分公众意见，从而延缓了疾控中心建设的速度，“这种审慎博弈、理性博弈的态度是值得赞赏的，反映了政府管理方式的进步”。
对广东省三大疾控中心的建设，他提出有几个问题需要重视。
首先是争取社会公众的理解，这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基础。政府固然可以以消耗公众支持度为代价来赢得短期的行政效率，但这样的效率缺乏长期效应，也难以持久，这方面，我们有几十年的沉痛教训。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尤其是“先行一步”的广东，既通过公众的推动，也通过政府的理智选择，逐步但彻底地抛弃那种限定时间、限定项目、强加给社会的政府管理方式，上级应该理解，社会也应当支持。
尤其要强调的是，决不能以牺牲局部公众利益为代价，换取政府紧急工程的快速上马，因为这种做法既伤害公众利益，又影响政府权威。如果每个局部的公众利益在政府面前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那么所谓的整体公众利益也就荡然无存了。
此外，疾控中心信息的传播也是很重要的一环。要更好地使公众全面了解疾控中心的功能、业务范围、操作手段、实验方式、疾控举措等情况，从而对疾控中心的建设产生一种“理性的支持”态度。
如何平衡利益关系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认为，这广东三个疾控中心的事件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体现。事件也反映了公民维权意识、法治意识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
他说，过去，社会常常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小团体服从大团体。但实际上，小团体的利益被漠视，大团体的利益最终也就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人的利益是有保障的。
黄卫平教授用“公共厕所往哪儿建”为例解释说，公共厕所人人需要，但谁也不希望它建在自家门口，显然，公共厕所也不能建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解决这一类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事先有一个比较好的规划，先把公厕的位置划出来。这样，受公厕影响，附近的房产就会比较便宜。在市场机制下，自愿购买厕所附近的房子的人，不会感到利益受损。
现在的问题是，房子盖好了才想起加一个厕所，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