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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于滴水之恩。需要我做的我生前都做好，倘若生前做不好生后何以补偿？这世上最不能欠下的是感情，我脆弱的女儿的心何以能欠下世间什么？
含泪望母亲的山梁，山顶的月碎了，凄凉如水。
扬一扬手吧，母亲。在你高高的山梁上，扬一扬手……
第四部分：游子吟蜕衣小史
韩石山
这个联想，是我看见妻子晾晒衣服时产生的。农历六月初六，在我的家乡，是晾晒冬衣的日子。如今住在城市里，妻子还保持着这个传统。早饭后，见天气好，她将压在箱底的冬衣取出，一件一件全搭在院子里的铁丝绳上。其中一件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是一件棉衣，面子是青咔叽布，里子则是家织布的。红蓝白黑四线经纬交织成小方格，厚厚实实，远看很像一种绒布。袖口已磨破，露出白色的棉絮。
这是我穿过的一件棉衣。
十五年前，大学毕业后，要去山区工作，母亲特意为我缝制了这件棉衣。在我的穿衣史上，它可说是个分水岭。从此之后，我再没有穿过这种家织布的衣服。
想起以往的穿衣史，我便产生了那个奇特的联想。蝉，从幼虫变为成虫，要蜕下一层皮来。而我，从小长到大，又蜕下了多少层母亲为我缝制的衣服啊。
我的老家在晋南平原的一个小镇上。这里盛产棉花，女人大都会织布。我家人口多，收入少，我和哥哥小时候穿的衣服鞋袜，全是母亲织下布做成的。几乎可以说，自呱呱坠地，剪断脐带后，母亲又用家织布这一新的脐带，将我们的身体和她连在一起了。
家织布，我们那儿俗话叫“棉子”。母亲是织棉子的好手。她织的布，名堂可真多，什么格格布，道道布，还有麻麻布。那麻麻布，很像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雪花呢。我穿着母亲做的衣服，常被不相识的妇女拦住，一面赞叹，一面研究是怎么“缕线”的。
记得50年代初，我们那个小镇子上，忽然兴起穿大氅的风气。大概是见别的孩子有，怕自己的孩子心里委屈吧，母亲彻明彻夜地织布，总算为我兄弟俩缝制了两件大氅。我至今还能回想起，自己穿着长及脚面的大氅（为了多穿两年，故而很长），冒着风雪上学时的快乐样子。
穿家织布的袜子可就不好受了。布袜子，怕现在的年轻人连见也没见过吧？那样子就跟古装戏中武生穿的软底短靴差不了多少，当然没有那么花哨，是全白的。布袜子有夹的，有棉的，却绝没有单的。乡下人讲究实用，觉得与其穿单袜子，还不如光脚板好了。我长这么大，夏天很少穿袜子，或许就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
但是，这根维系着我和母亲的脐带，随着年龄的增大，越来越脆弱了。
记得上初中时，夏天，我还穿着母亲缝制的蓝道道家织布衫子，麻麻布裤子。冬天则是一身黑棉袄棉裤。同学中也有穿洋布的，不多。
高中我是在运城上的。在晋南，运城要算大地方了。可能是考虑到儿子要去大地方念书，母亲为我做了一件白洋布衫子。第二年春节，又请人为我做了一身蓝咔叽布的制服，可以套在黑棉袄棉裤的外头，显得体面点。
第一次穿上制服，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母亲也乐呵呵的。可是，她哪里知道，这也便是我最终远离她的开始！
外面是学生制服，里面仍是中式棉袄棉裤，这种“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装束，一直持续到我考上大学以后。其程序是：春节前做一身新制服，过年时套在棉衣上；夏天当单衣穿；冬天再套上。一年一换，周而复始。
制服上衣里面套件中式棉袄还没有什么，制服裤子里面套件中式棉裤，那可就不妙了。明明直溜溜的双腿，总像罗圈腿似的。最难看的，还要数小腹和两腿之间那个地方。中式棉裤的腰是打褶的；一打褶，那个地方便鼓起来。外面穿的是制服裤子，里面却一天到晚鼓得高高的，叫人多难为情哟。
惟独家织布做的内衣内裤，穿起来最为舒服。刚上身有点硬，洗过几水后，柔软如丝绸，又没有丝绸那种凉凉的感觉。可谓内衣中的上品。母亲知道我喜欢穿，总是旧的还未破便又做下新的，有时干脆同时做两件，让我替换着穿。
由外而里，可说是我的蜕衣史的又一个新时代。在我是一种进步，在母亲呢，那就只能说是一种退步了。她是高兴还是忧愁，直到多少年后，我才明白过来。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吕梁山的一个村子里教学。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家境十分艰难。当时社会上忽又时兴穿中式上衣，以咖啡色的绸子面最为贵相，连农村小伙子也争相仿效。我虽有工资收入，却做不起那样的衣服。母亲猜出我的心思，便为我做了一件黑咔叽布面，家织布里子的棉衣，即本文开始提到的那件棉衣。这倒也符合我当时的身份。
两年后，我找下对象，是个农村姑娘。母亲欣喜之余，曾叹息地说：“往后有人给你做衣服了，你也不用再穿我做的衣服啦。”
这话叫人心碎。她老人家知道，她的儿子从此之后，再也不仅仅是她的儿子了。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母亲为我做的最后一件棉衣，这多少年来，我一直舍不得丢弃，虽说早已不穿它了。
粉碎“四人帮”后，妻子和儿女都转为城镇户口，妻子还参加了工作，后来又举家迁到省城。母亲年事已高，又离我千里之遥，连见一面都不容易。我这一辈子，怕再也穿不上她老人家用家织布为我做的衣服了。每念及此，总叫人心里不是个滋味。
夜不能寐，遂披衣而起，记下这一切，姑名之曰“蜕衣小史”。
第四部分：游子吟我不识字的文学导师（1）
梁晓声
1949年9月22日，我出生在哈尔滨市安平街一个人家众多的大院里。我的家是一间半低矮的苏联房屋。邻院是苏联侨民的教堂，经常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我从小听惯了教堂的钟声。
父亲目不识丁。祖父也目不识丁。原籍山东省荣城县温泉寨村。上溯十八代乃至二十八代三十八代，尽是文盲，尽是穷苦农民。
父亲十几岁时，被生活所逼迫，随村人“闯关东”来到了哈尔滨。
他是我们家族史上的第一个工人。建筑工人。他转折了我们这一梁姓家族的成分。我在小说《父亲》中，用两万余纪实性的文字，为他这一个中国的农民出身的“工人阶级”立了一篇小传。从转折的意义讲，他是我们家族史上的一座碑。
父亲对我走上文学道路从未施加过任何有益的影响。不仅因为他是文盲，也因为从1956年起，我七岁的时候，他便离开哈尔滨市建设大西北去了。从此每隔两三年他才回家与我们团聚一次。我下乡以后，与父亲团聚一次更不易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反对我们几个孩子“看闲书”的。父亲常因母亲给我们钱买“闲书”而对母亲大发其火。家里穷，父亲一个人挣钱养家糊口，也真难为他。每一分钱都是他用汗水换来的。父亲的工资仅够勉强维持一个家庭最低水平的生活。
母亲也是文盲。但母亲与父亲不一样，父亲是个崇尚力气的文盲，母亲是个崇尚文化的文盲。对我们几个孩子寄托的希望也便截然对立，父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靠力气吃饭，母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成为靠文化自立于社会的人。希望矛盾，对我们的教育宗旨、教育方式便难统一。父亲的教育方式是严厉的训斥和惩罚，母亲对我们的教育则注重在人格、品德、礼貌和学习方面。值得庆幸的是，父亲常年在大西北，我们从小接受的是母亲的教育。母亲的教育至今仍对我为人处世深有影响。
母亲从外祖父那里知道许多书中的人物和故事，而且听过一些旧戏，乐于将书中或戏中的人物和故事讲给我们。母亲年轻时记忆强，什么戏剧什么故事，只要听过一遍，就能详细记住。母亲善于讲故事，讲时带有很浓的个人感情色彩。我从五六岁起，就从母亲口中听到过《包公传》、《济公传》、《杨家将》、《岳家将》、《侠女十三妹》的故事。母亲是个很善良的女人。善良的女人大多喜欢悲剧。母亲尤其愿意、尤其善于讲悲剧故事：《秦香莲》、《风波亭》、《赵氏孤儿》、《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母亲边讲边落泪，我们边听边落泪。
我于今在创作中追求悲剧情节，悲剧色彩，不能自己地在字里行间流溢浓重的主观感情色彩，可能正是由于小时候听母亲带着她浓重的主观感情色彩讲了许多悲剧故事的结果。我认为，文学对于一个作家儿童时代的心灵所形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一个作家在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的创作风格起着“先天”的、潜意识的制约。
我们长大了，母亲衰老了。母亲再也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给我们讲故事了。母亲操持着全家人的生活，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心思重复那些典型的中国式的悲剧色彩很浓的传统故事了。母亲一生就是一个悲剧。她至今没过上一天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们也不再满足于听母亲讲故事了。我们都能读书了，我们渴望读书。只要是为了买书，母亲给我们钱时从未犹豫过。母亲没有钱，就向邻居借。母亲这个没有文化的女人，凭着做母亲的本能认为，读书对于她的孩子们总归是有益的事。
家中没有书架，也没有摆书架的地方。母亲为我们腾出了一只旧木箱。我们买的书，包上书皮儿，看过后存放在箱子里。
最先获得买书特权的，是我的哥哥。
哥哥也酷爱文学。我对文学的兴趣，一方面是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不自觉地培养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受哥哥的熏染。
我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