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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获得买书特权的，是我的哥哥。
哥哥也酷爱文学。我对文学的兴趣，一方面是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不自觉地培养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受哥哥的熏染。
我读小学时，哥哥读初中。我读初中时，哥哥读高中。
60年代的教学，比今天更体现对学生的文学素养的普遍重视。哥哥高中读的已不是《语文》课本，而是《文学》课本。
哥哥的《文学》课本，便成了我常常阅读的“文学”书籍。哥哥无形中取代了母亲家庭“故事员”的角色。每天晚上，他做完功课，便捧起《文学》课本，为我们朗读。我们理解不了的，他就耐心启发我们。
我想买《红旗谱》，只有向母亲要钱。为了要钱我去母亲做活儿的那个条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厂找母亲。
那个街道小工厂里的情形像中世纪的奴隶作坊。二百平方米的四壁颓败的大屋子，低矮、阴暗、天棚倾斜，仿佛随时会塌下来。五六十个家庭妇女，一人坐在一台破旧的缝纫机旁，一双接一双不停歇地加工棉胶鞋鞋帮。到处堆着毡团，空间毡绒弥漫。所有女人都戴口罩。夏日里从早到晚，一天戴八个乃至十个小时的口罩，可想而知是种什么罪。几扇窗子一半陷在地里，无法打开，空气不流通，闷得使人头晕。耳畔脚踏缝纫机的声音响成一片，女工们彼此说话，不得不摘下口罩，扯开嗓子。话一说完，就赶快将口罩戴上。她们一个个紧张得不直腰，不抬头，热得汗流浃背。有几个身体肥胖的女人，竟只穿着件男人的背心，大概是她们的丈夫的。我站在门口，用目光四处寻找母亲，却认不出来在这些女人中，哪一个是我的母亲。
负责给女工们递送毡团的老头问我找谁，我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在那儿！”老头用手一指。
第四部分：游子吟我不识字的文学导师（2）
我这才发现，最里边的角落，有一个瘦小的身躯，背对着我，像八百度的近视眼写字一样，头低垂向缝纫机，正做活儿。
我走过去，轻轻叫了一声：
“妈……”
母亲没听见。
我又叫了一声。
母亲仍未听见。
“妈！”我喊起来。
母亲终于抬起了头。
母亲瘦削的憔悴的脸，被口罩遮住二分之一。口罩已湿了，一层毡绒附着上面，使它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的。母亲的头发上衣服上也落满了毡绒，母亲整个人都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的。这个角落更缺少光线，更暗。一只可能是一百瓦的灯泡，悬吊在缝纫机上方，向窒闷的空间继续散发热。一股蒸蒸的热气顿时包围了我。缝纫机板上水淋淋的，是母亲滴落的汗。母亲的眼病常年不愈，红红的眼睑夹着黑白混浊的眼睛，目光迟呆地望着我，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找妈有事？”
“妈，给我两元钱……”我本不想再开口要钱。亲眼看到母亲是这样挣钱的，我心里难受极了。可不想说的话说了。我追悔莫及。
“买什么？”
“买书……”
母亲不再多问，手伸入衣兜，掏出一卷毛票，默默点数，点够了两元钱递给我。
我犹豫地伸手接过。
离母亲最近的一个女人，停止做活儿，看着我问：“买什么书啊？这么贵！”
我说：“买一本长篇。”
“什么长篇短篇的！你瞧你妈一个月挣三十几元钱容易吗？你开口两元，你妈这两天的活儿白做了！”那女人将脸转向母亲，又说：“大姐你别给他钱！你是当妈的，又不是奴隶！供他穿，供他吃，供他上学，还供他花钱买闲书看呀？你也太顺他意了！他还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咋的？”
母亲淡然苦笑，说：“我哪敢指望他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呢！我可不就是为了几个孩子才做活儿的么！这孩子和他哥一样，不想穿好吃好，就爱看书。反正多看书对孩子总是有些教育的，算我这两天活儿白做了呗！”说着，俯下身，继续蹬缝纫机。
那女人独自叹道：“唉，这老婆子，哪一天非为了儿女们累死在缝纫机旁！……”
我心里内疚极了，一转身跑出去。
我没有用母亲给我那两元钱买《红旗谱》。
几天前母亲生了一场病，什么都不愿吃，只想吃山楂罐头，却没舍得花钱给自己买。
我就用那两元钱，几乎跑遍了道里区的大小食品商店，终于买到了一听山楂罐头，剩下的钱，一分也没花。
母亲下班后，发现了放在桌上的山楂罐头，沉下脸问：“谁买的！”
我说：“妈，我买的。用你给我那两元钱为你买的。”说着将剩下的钱从兜里掏出来也放在了桌上。
“谁叫你这么做的？”母亲生气了。
我呐呐地说：“谁也没叫我这么做，是我自己……妈，我今后再也不向你要钱买书了！……”
“你向妈要钱买书，妈不给过你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还说这种话？一听罐头，妈吃不吃又能怎么样呢？还不如你买本书，将来也能保存给你弟弟们看……”
“我……妈，你别去做活儿了吧！……”我扑在母亲怀里，哭了。
今天，当我竟然也成了写书人的今天，每每想起儿时的这些往事以及这份特殊的母爱，不免一阵阵心酸。我在心底一次次呼喊：我爱您，母亲！
第四部分：游子吟游子吟
和谷
到省城工作之后，有了妻室儿女，便很少能回故乡看看。每当我触到“乡情”的字眼，就不禁默吟“慈母手中线”的诗句，久久地陷入思念的意绪中了。
渭河北岸的故乡，地土瘠薄，生活一向很是简朴。记得童年的时候，是不曾披过一件“洋布”的，自春至冬，总穿着一身母亲织的土布。上小学时的书包，也是红蓝网格的粗布做的，却孕育了我童年的梦。
一到秋天，队上分了棉花，多半是因受旱未绽的棉桃。阴雨天，就和母亲在土窑里剥棉桃，撕开来晾干。遇赶集的日子，我牵着母亲的衣襟，背着大包袱到弹花店去。弹花是不收加工费的，带走花絮，留下花籽即可。而花籽是可以榨油的。
归来，折一支高粱秸，就着青石炕沿，撕开一片片花絮铺了，卷在高粱秸上，滚几下，就成了一个圆筒。这种玩活儿，我是乐于干的，而且很在行。那一片片洁白的棉絮，薄得像鸟儿的羽翼，又使我时时想到天上的云朵。
母亲则搬了纺车来，给弦上涂了蜡，给锭子抹了油，便盘腿吱咛咛地纺起线来。左手指那么轻巧地绕动了纺车，右手衔着我卷好的花筒，直侧着身子扯到背后去，又回一下纺车轮，将抽开的细丝缠在旋动的锭子上。线穗渐渐胖，花筒渐渐瘦了。节奏和音响是那么单调，在我听来，却似乎是世界上最好听最深情的音乐。
尔后，择个晌晴天，母亲又将线穗穿上轴儿，在窑院里立成一排，牵住各自的头绪，合成了线团。再浆洗过，梳理匀称，一丝一缕地绕到织布机上去。
于是，母亲便坐在了织布机前，抛着梭子，踏着脚板，经经纬纬地交织着生活的希冀。灯下，窗前，百八十天才能织得完它。
而我，这阵儿是帮不上母亲一点忙的。我觉得母亲为了儿女们，实在是太劳累太疲倦了。
质朴无华的土布，为我遮体御寒，伴我长大成人，给了我温热，给了我母性的力量。要说曾经嫌弃过它吗？似乎根本就谈不到。那一丝一线，有如情感琴弦，交织得太密太密了。
那年冬天，我从陕北旅行归来，途经故乡小住了一宿。
离家这么些年了，母亲还是那样，在灯下缝缝补补个没完。见我的棉袄破了一处，硬要我脱了补补。望着母亲显然苍老了的容颜，我有些不肯。她那有点儿斑白的鬓发，似乎是纺线织布粘上的绒絮，永远也拂不掉了。她脸上织满了的皱纹，又像土布似的粗朴。
母亲从那个用了几十年的旧笸篮里拿出针线，还是那么个木片儿做的线板，抽出一丝线来，穿呀穿的，触到了眼前，却怎么也穿不到针上。
我看母亲扭过身去，抹着泪，我的鼻子也酸楚了。母亲年轻时那纺线织布的利落劲，已经成为往事了。
前些日子，我给母亲买了件涤良上衣。寄去了不几天，妹妹写来信说，母亲嫌“洋布”穿上扎眼，还是亲手织的土布好，让给我未过门的弟媳妇穿了。
读信时，我的孩子要我给他找条线，说到郊野里去放风筝。我不知找了根什么线，把孩子打发走的，心绪却被线儿牵回了渭河北岸的故乡。
我想，母亲的斑白的鬓发，丝丝缕缕，此时也许正飘绕在故乡山塬的风里。她正站在山塬的窑院前，思念她的游子呢！她该知道，她的游子在思念她吧！
我信手铺纸挥毫，录了一首久已藏在心底的谂熟的诗，贴于书桌前。这便是孟郊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第五部分：难忘慈母恩我与地坛（1）
史铁生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
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