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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累人，做事倒比闲着好的。”
在工作中母亲显然有着她的欢喜在。
母亲最爱谈家常，我听来也好像谈故事一样。因为她所说的总是以前的有趣的小事，或是她小时所经历的事故。例如她所说的一个八哥，我现在还记得，并且觉得在这件小事上，仿佛也可以看出前后世代生活的不同似的。她说我们集镇的南头，有一位老太太养了一只八哥。这八哥很灵巧，能说许多话，还能做许多事，而最令人吃惊的，是它能口衔老太太给它的钱，飞过几里路到集镇北头，找到买针的铺子，把钱放在柜台上，叫道：“买花针呀！”于是又衔着它所买到的针，回到老太太那里去。以后这八哥被鹰所伤，调治无效，死去了。老太太像死了心爱的儿子一样，伤心地哭了好些时……
以后我家里也养过颇伶俐的八哥，能认清几个常来的客人，一见他们就向家里人叫道：
“□□来啦，冲茶呀，打酒呀！”
再以后，别的人家也养过能说几句话的八哥，然而较之那八哥，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有一次谈到祖母，母亲说：
“活着不觉怎样，死后倒常常想念起来了。时常梦见奶奶，还是和生时一样，衣服也没有改。”
我说我也时常梦见祖母，而且说祖母和生时一样待我好，母亲带着凄伤的神气笑了。彼时母亲心里一定有种我所不能了解的悲感。我们彼此都沉默了。
现在这伴着母亲在灯下做事谈话的景况，真是像年久的古画一般呈现在我的眼前，而于母亲所说的八哥等故事，更觉得有着很远很远的距离了。
第一部分：母亲母亲的病榻（2）
在高等小学毕业后，我离家到一个师范学校读书，要寒暑假才能回去一次，母亲一接到报告什么时候放假的信后，总天天计算着什么时候我可以到家。到家后，母亲总亲自做各样菜给我吃。我也从母亲学了几种烹调的法子。
从师范学校被挤走，我就流落到A城，从春季一直到深冬。到了年节了，处处响着炮竹，心里不禁想到母亲临别时的难过，而且想起我随意写在日记本中的记事：
不过才整顿行装，
母亲却问我何时归去。
蕴藏着多少悲哀，
离别时
母亲的心中，
妹妹的泪里。
然而那时候我是居住在一个很快乐的朋友的家里的，只好强作欢乐和别人一同说笑。将近晚餐的时候，外面和屋里都更热闹了，我的心里却更形孤苦：我知道母亲在这时节会加倍地难过。谈话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渐渐谈到故乡了，W君的母亲，一位慈祥的老人，无意中说到我母亲天天极想念我，而且说她这时候一定更想念我了。我的感情像燃了火的火药一样爆发了，我控制不住我的眼泪，我失声哭了。但是周围的空气随即勉强我恢复了冷静的自我……
到北京后，虽然母亲的影子还时时闪上心头，而且还有和母亲一般慈爱的老父，乡思却随年月而逐渐冷却。然而母亲病重的消息传来了，虽然受了内战的赐与，我们几乎没有路可走，却也不得不绕道回到我多年不见的故里了。
母亲的病实在已经很沉重了，天天苦痛地呻吟着，我还和小时在晚间一样，天天坐在母亲身旁，然而这是何等不同的景况！眼见着亲爱的人沉没在难堪的苦痛中，自己却毫无法想，人生有着比这更大的不幸吗？我甚至连画符的事也不决然反对了，因为觉得只要能使母亲心中稍安片时就好，而且在我眼中，那些看病的中医西医们的医术，也和画的符相差不多。这原不过是人生的大谎中的一种！
疼痛稍定的时候，母亲就和我叙些别后的情况，我也就略说说几年来经过的事。我说七八年的时光，不知不觉地就随便过去了；母亲说这几年的时光却觉得不知有怎样长。母亲说要早知道这样，就不准我远道就学，而且说，这样读书，弟弟们就不让再上学了。我知道母亲心中有着何等的哀思，我默默低着头，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罪人一样……
有两个年纪小的弟弟，白天去上学，晚间回到母亲房中，大概觉得空气很抑郁，也现不出少年应有的欢喜象来。他们实在太不幸了，既受不到祖母的爱，母亲现在又病得如此。有一天，晚间我有点闲暇，为他们说《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他们倾听着，正如我以前倾听祖母说“牛郎和织女”，母亲说八哥等小故事一样热心。然而以后母亲蔼婉地向他们说：
“让大哥歇一歇，等我好了，教大哥好好地给你们说故事，乖孩子。”
弟弟们听从了，我也因为疲劳与忧郁，以后就没有给他们讲故事的力量和兴趣了。
一天一天地母亲的病总没有起色，有时含着深的悲痛，她默祝死神的来临。我也觉得死并不比这苦难更为可悲。留在母亲底身旁，在我实在是一种难堪的苦楚，在母亲一方面是一种慰安，一方面也是一种伤心的悲剧。三个月的暑假已经过去了，母亲虽然舍不得，但却有一种其他的感情使她说：
“回北京去，去毕业去。我的病是可以好的。”
我也说不好是被怎样的一种感情所驱使，决然地离开了病危的母亲，回到我并无所留恋的沙漠。几个月后接到耕弟报告母亲逝世的信，我漠然地并没有下一滴泪；时间与世事已经硬化了我的心肠，而且母亲的死并不比她的病给我更大的悲伤。
第二部分：我是妈的命根子我是妈的命根子
就在我领到第一个月工资的那天，妈妈含着我用自己劳动挣来的钱买的一点果汁，就与世长辞了。我哭天喊地，她想睁开眼皮再看我一眼，但她连那点气力也没有了。
关于那位我从未谋过面的爹，我连张照片也没见过——他也很可能从来没照过相。我曾从大人的谈话间拼凑出他的形象。他个子高大，坐在炕沿上，腰身总成直角。据说他一辈子也没笑过几回。那时北京有九座城门楼——一直保存到50年代。他是负责看守东直门的。我大概是从他这份职业推断出他是高个子的。因为每次出入那座城门，我都觉得它老厚老厚的，笨重无比，不是个大力士，休想撼动它一寸。
对妈妈，我就熟悉多了。孤儿寡母，她当然疼我疼得要命。记得有一回堂兄举了菜刀在我头上晃，妈妈把我紧紧搂到怀里，呜咽着哀求说：“我就剩下这么一块肉！”还有什么字眼更能表达一颗母亲的心呢！然而就像《篱下》里那个坏哥，我偏偏是个不争气的孩子，不断地惹是生非，不知害她生了多少夹板气。
我祖父膝下三个儿子，我父亲是老大，年过四十才成亲，只生了我一个。二叔另过，住在炮局。我好像没见过他，至少脑海里没有他的模样。可我总依稀记得他死后，妈妈带我去炮局吊丧的事。倘若没记错，那时我刚刚两岁。
我同妈妈跟着三叔过。三叔死时我五岁。我清楚地记得他是坐在椅子上咽气的，仿佛还刚剃过头。三婶来回摆弄他那光秃秃的脑袋，颤声责问道：“怎么，你就这么撇下我们娘儿几个不管啦！”接着就嚎啕大哭起来。那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死亡。
三婶是续弦的，她和前房各生有一男一女。她的继女等于我半个母亲，后来我习惯于叫她老姐姐。她个子矮胖，长得一点也不美，但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由于家里几次断炊，同时妯娌关系也不好处，我妈妈就把我托付给老姐姐，自己出去佣工了。记得她临走时，向大堂姐托付说：“姑娘，我就这么一条命根子。好歹看在你大爷面上，多照应他吧！”大堂姐发誓要我妈妈放心。她已决定不出嫁了，就认真信守了自己的诺言。当三堂兄（她的同父异母的弟弟）罚我跪或是把我按在炕上用棍子抽打时，她不但替我求情，甚至还用身子挡。她为我洗涮缝补。天不亮，总是她使劲把我推醒，打发我去上工。
1960年4月，当我在唐山柏各庄农场得到她去世的消息时，我倒在稻草垛上大哭了一场。她还是我的启蒙老师。她认识不少字，看过许多演义，能整本整本地讲《济公传》、《小五义》或是《东周列国志》。她会唱许多动人的儿歌和民间曲调。她先是教我《寒衣曲》、《丁郎寻父》，后来又教我《葡萄仙子》、《月明之夜》。她几乎什么都是听了一遍就能背诵下来。她能背全本《名贤集》，什么“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呀，以至描写炎凉世态的“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呀。健康也好，不健康也好，那是我最早接受的人生哲学。
我总忘不了我那苦命的妈
我妈妈是个逆来顺受的老实人，一个受气包。在我刚记事的时候，就总看到她同大堂姐从外面揽活计，在家里做。有时是给人家拆洗缝补。后来又从被服厂领来活计，做军衣。她手不离针线，炕上总是大堆大堆裁好的布料和棉花。洋袜子时兴起来时，她又缝起袜口，我还陪她去取送过活计。
在外出佣工之前，她就是靠做点活计来维持我们母子俩住在三婶家里的资格。有时也靠卖她那几件嫁妆。
那年月，胡同里经常过一种穿街走巷收购旧物的商贩。不同于一般商贩，他们往往穿件长袍，很少是短打扮的；右肩照例搭着条细长蓝布钱袋，里面装的正是他们用以夺走穷人最后一点生活必需的资本。他们一只手握着鼓槌，另一只捏着比巴掌还小的小鼓，走几步就敲上一通。所以市民通常称他们作“打鼓儿的”。在我的心目中，“打鼓儿的”就是一种文雅的强盗。可是这种强盗还很有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