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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鼓儿的，进来瞧瞧吧。”
他白着眼睛望了望我，估计油水不大，要么扭头就走，要么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卖什么呀！”
卖什么！妈妈惟一的一副镯子和爸爸遗下的一件皮袄什么的，早都脱手了。我还记得卖我们最后一件家具——一张用来吃饭或写点什么的小炕桌的情景。“打鼓儿的”撇了撇嘴说：“值不上几个大，还是留着使吧。”那回不是为了替我抓药就是交学费，妈妈死说活说，央求他丢下几个钱，总算搬走了，每次往外搬什么，我们娘儿俩就用恋恋不舍的眼光直直地盯着。
穷人要有个阔亲戚也好。可我大舅舅是个搬运工，平时给人搬家。一入冬，他就推了个车子去卖白薯，我吃过不少块他那“栗子味儿的”白薯，有时也看到他给人搬家。那可真叫本事呀！头顶着桌面，上头再高高地架起瓷器和玻璃用具。老远就望到他一手叉腰、一手扶着桌边晃晃悠悠地走来，像只长着高高犄角的梅花鹿。二舅行伍出身，在南方什么军阀那里当连长。我小时见过他一面，他给了我一只烂熟烂熟的香蕉。我非常向往南方。他托着我的下巴逗我说：“走，跟我当兵去吧！”我妈妈立刻把我拢到怀里，仿佛生怕我真地会跟了他去。
现在每逢吃烤鸭，我就想到小时候的“吹号筒”。那是我妈妈出去佣工之后，偷偷为我做出的一种安排。整数交到家里，她每月还在我姨那里存上点钱，要她不时地给我打打牙祭。姨住在马将军胡同。我一馋了，就溜到她家。她总替我烙一张饼，买上些“盒子菜”（酱肉），要我卷成个号筒来吃。她自己不吃，只笑望着我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看到我的小肚肚凸了起来，就欣慰地说：“吃吧，长吧，长大了好孝顺你那苦命的妈！”
第二部分：我是妈的命根子我开始上学了（1）
我那苦命的妈妈虽然不识几个大字，她平生却有个最大的心愿，就是一定要我读书。病危时她还嘱咐我做个有出息有志气的孩子，意思就是要我读书。我六岁时，她把我送进北新桥新太仓一座姑子庵里去读私塾。
20年代初期，每逢初一十五，庵里总挤满了烧香的善男信女。私塾设在大殿右侧一个昏暗的角落里。五十来个学生挤在一座座砖砌的小台子周围。墙壁中央上端挂了一张黑糊糊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拓像，上课前下课后我们都得朝它作上三揖。每个学生面前都摊着一本“四书”，好像解闷儿似的。从早到晚我们都扯了喉咙“唱”着经文。那时还用铜制钱。早晨上学的时候，总带上两个制钱，买烧饼或者马蹄儿，腋下照例夹着书包。夏天光着膀子，还拎着一壶开水。
这个私塾上了不到半年，我就呆不下去了。因为不但逢年过节不能像旁的孩子那样给老师提个蒲包，连每月的束脩我有时也交不上了。于是，老师动不动就用烟袋锅子敲我的脑袋，板子也越打越重。说是“《大学》、《中庸》，打得屁股哼哼”；可我才念了半本《论语》，身上就给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了。
那大约是“五四运动”前夕，新学就像一股清风，吹进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这时我妈妈出去佣工挣钱了。她决定把我送进九道湾一家私立的“新式”学堂。这是一个路西高台阶的宅子——现在已成了个大杂院。妈妈替我买了新式的教科书。第一课是“人手足刀尺”，还有图画。上学那天，她让我穿上特意为我新缝制的蓝布大褂，亲自把我送去。那个胡同弯来弯去，好像不止九道。每拐一个弯，她就扽扽我的大褂，生怕身上有个褶子。一路反复叮嘱我：“咱们这房就你一个，可得给妈争口气！”
这个学堂的课室设在西厢房，老师一家住在北屋。我们进去后，妈妈就打开手绢包儿，拿出她用汗水低三下四为我挣来的学费，毕恭毕敬地放在八仙桌的一角。然后就赔着脸托付开了：“我跟前就这么一个，您老多多栽培吧。”
我小心坎里只想知道这个“新式”学堂到底怎么个新法。倒是不再念“子曰”，改念“马牛羊，鸡犬豕”了。课本是新式装帧，还可以嗅出印刷的油墨气味。可是照旧上一段死啃一段，照旧扯了喉咙“唱”。再有就是，学费之外，要钱的花样更多了一些：一下子师母生日，一下子师姑出门子，回回都得送礼。凭我妈妈那点工钱，很快我就又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学生了。我发现“新式”学堂还有一点不同，就是这位老师年纪轻一些，他的板子打在手心上更疼一些。有一回他把挺厚的一根板子打断了，马上就又从抽屉里抄出一根。
如果说这时候我接触到一点新的东西，那是来自学堂之外。夏天，黄昏时分，我常在褡裢坑附近的一片草地上玩耍。有一天，我们正在玩着什么游戏时，忽然看见草地南端来了几个青年学生，他们把一面旗子靠在墙上，旗子上写着“社会实进会”。那大约是“五四运动”前，一些热心公益的人士组成的扫盲小分队。一位穿灰布长褂的男青年和一位穿月白上衣黑裙子的女青年开始宣传“睁眼瞎子”的痛苦，说欧美各国和日本，人人都识字，所以国家就强。中国人再这样愚昧下去，就只有亡国。讲完了，还教唱歌，教的是《自由花》。那也许是我学到的第一首新歌吧，也是头一遭听到“自由”这个字眼。
好，好，好，好一朵自由花。
香喷喷的，鲜活活的，颜色真美丽，
哪里找得到，好一朵自由花。
由于唱的次数太多了，几十年来那曲调和歌词一直像海滩岩石上的牡蛎那样牢牢粘在我的脑海里。对我来说，这还不仅是声乐教育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它使我对“自由”有了向往。后来从课本和各种读物里才知道，原来多少人还曾为了它而掷过头颅。
我又进了“洋学堂”
过了不久，四堂兄有一天对我妈妈说，安定门三条有个叫崇实的洋学堂，那里正在招生。穷学生可以半天读书，半天学点手艺；不但免交学费，出了师还可挣上块八毛的。记得那时我妈妈正病在家里，夜里常要我给她捶胸脯。我说不清她得的是什么病，只知道她爱生气，不断唉声叹气的，听到四堂兄这话，她含着泪说：“那敢情好，就累你把这孩子给送去吧。不但能念书，还能学份儿手艺，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的，孩子也不至于喝西北风啊！”
这样，一个早晨，她把我打点了一下就由四堂兄领我到那家洋学堂去了。因为念过私塾，又跟着那位洋嫂嫂学过英文，所以让我插班进了三年级。然后，我被带到顶楼地毯房，在一个姓裴的师傅手下当学徒，从此开始了正规的工读生活。
第二部分：我是妈的命根子我开始上学了（2）
这可是个新天地。课堂是在一幢五层的洋楼里。土台子换了带抽屉的小木桌。抬头是大玻璃窗，顶棚上吊着电灯，脚下踩着光滑的地板。
约莫五岁的时候，我头一次见洋人。那阵子也许纸烟刚刚进入北京。一天下午，胡同里出现两辆洋车，分别坐着一个高鼻梁、黄头发的洋人，和一个瘦骨嶙嶙的中国人。瘦子脚下堆着几个纸匣。下车后，瘦子就吹起喇叭来。看他腮帮子一鼓一瘪的，几乎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才把喇叭声吹响，那副样子煞是可怜。他大概是洋人雇来用喇叭声吸引路人的。洋人接着就打开一个印有一只燕子的绿色纸匣，拿出一枝枝香烟分递给围观者。我记得这件事是因为他忽然从人丛中把我抱了起来，说不定把我吓哭了。
四堂嫂进门之后，我就再也不觉得洋人可怕了。
英美基督教会在中国办学，似乎曾经过缜密的规划。以大学来说，广州有岭南，上海有沪江和圣约翰，杭州有之江，湖南有湘雅，四川有华西，北京有燕京和协和。除了圣约翰一家是英国教会的，其余全是美国办的。每座大学仿佛都有一座医院。
中学的分布也很有章法。
以北京而论，当时就有好几所这样的洋学堂，各有男女两所学校，每所都由一家教会开办。西城有英国圣公会办的崇德和笃志，东城有美以美会办的汇文和慕贞，公理会办的育英和贝满。我进的是长老会在北城办的崇实——另外还有座女校叫崇慈。
崇实有半工半读的办法，设有地毯房、羊奶厂和印刷间。
我对地毯这个行业，一直没什么感情——或者说，我讨厌当时地毯房那个世界。它似乎是挨打与打人的循环。一个学徒进来之后，先绕线。就是把五颜六色的毛线缠成团团。这是两个徒弟合干的活儿，照例是新徒弟用双手撑线，资格略深的师兄缠团，这样，就形成徒弟打徒弟的局面。毛线纺得粗，时常出现疙瘩。每当师兄缠得不顺手，他抬起腿就踢。一年后，上板织杂毛了，就是完全没图案，用大活的下脚料——各色剪短的毛线——来织。这不算出师，因此，有时还得干徒弟的活儿（扫地、擦玻璃），继续挨打。织地毯的手里离不开那三把家伙，都是带钢刃的利器。所以织过地毯的，身上总会有点伤疤，一旦出了师，就取得折磨新手的资格了。真好像为了捞回以前挨的打一样，又回过头来打手下的徒弟，就这样循环不已。
在已织上凸活——土耳其式的地毯时，我改了行，到羊奶厂去干活儿了。我喜欢赶着羊群出安定门去放，也不讨厌天不亮就蹲下来一把把地挤那热呼呼的奶。我对那些瑞士羊是很有感情的，最近还从老友陈绂兄处讨到了一张我在羊圈照的相。然而送羊奶也不是好干的活儿。天刚蒙蒙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