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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不同于自己、即自己无法拉近的鲁迅形象，明白了以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为基础形成的小说世界的失败。可是，战争结束前将任何事物都用于小说创作的观念是“农民式的执拗”。于是也把竹内好的鲁迅拉向自己身边，借鲁迅创作了内容并非鲁迅而是太宰治本人自我表白的故事。
《惜别》 题记青春文学名著中的鲁迅（2）
此外，《惜别》曾为“战争协力文学”这一事实也影响到对作品的评价。小说出版是在日本战败第二个月的1945年9月，但就象尾崎秀树指出的，该作品是以大东亚会议（1943年11月）共同宣言所谓的“大东亚各国互相尊重对方的自由独立……确立大东亚之和睦”为据、接受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与资助金而创作的（参阅《旧殖民地文学之研究》。东京·劲草书房1971）。
战后，太宰治创作了《斜阳》、《人间失格》，1948年殉情自杀。与此不同，竹内好致力于鲁迅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相继出版了《世界文学手册·鲁迅》（1948）、《鲁迅杂记》（1949）等鲁迅论著以及《鲁迅评论集》（岩波书店1953）、《鲁迅作品集》（筑摩书房1953）等翻译作品，其鲁迅阐释甚至被称作“竹内鲁迅”。不过，在此期间竹内的鲁迅论也发生着显著变化。例如，围绕鲁迅的代表作《狂人日记》，战争中曾有该作品的价值并不在于用口语创作或反封建的主题之类、而在于“依靠这个稚拙的作品某种根本性的态度被确立”这种评论，但是，在1966年的《鲁迅作品集》解说中，这种“回心说”完成了向“这是根据鲁迅的根本性主题、并且是最大的主题－－即暴露中国社会的旧制度、特别是家族制度以及作为其精神支柱的儒教伦理的虚伪－－而创作的作品”这种观点的大转变。
可以认为，在竹内好的鲁迅论发生这种质变的过程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即所谓人民革命的成功给与了很大影响。在近代世界历史中，日中两国曾经是共同学习欧美、致力于国民国家建设的竞争伙伴，但到了甲午战争（1894）之后，在现代化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日本摹仿欧美的殖民主义开始进入中国，最终经过“九一八事变”导致了日中战争这种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后，战败国日本在1952年恢复独立之前被置于美国的占领下，而在中国，经过国共内战共产党赶走了国民党，建立了“玫瑰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战前的“先进日本·落后中国”这一图式发生逆转，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众多日本人的眼中闪耀着光芒。以竹内好等中国文学研究者为代表的许多日本人对人民共和国抱着过度的期待，赞美社会主义中国。这也是对半个世纪间的蔑视与侵略之历史的逆反。
从那之后以至于晚年，竹内好又出版了《现代中国论》、《国民文学论》，作为以中国为镜子展开日本批判的评论家活跃于学界。战后竹内好作为鲁迅研究者的这种名气，使其在战争中所著《鲁迅》中描绘出的苦恼于政治与文学之对立的鲁迅形象在日本的读书界传播开来，并驱逐了太宰治在《惜别》中描绘的笑容满面、人情味儿十足、富于个性的鲁迅形象。
日中两国的现代历史共有着从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今的大约一百五十年的时空。如果用人生来比喻这一百五十年，那么可以说∶在两国迎来青春期的二十世纪初鲁迅留学日本，在两国即将进入成年期的1930年代至1940年代前期日中战争爆发、太宰治创作了以鲁迅为主人公的传记小说。太宰治的《惜别》是在距今六十年前、以一百年前的留学生鲁迅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不过，如同太宰文学是“永远的青春文学”一样，《惜别》所提出的问题依然包含着对于现在乃至将来的日中关系来说应当认真思考的追问。
现在，随着于小植小姐所译《惜别》中文版的出版，这部包含着复杂问题的作品能够被许多中国读者阅读，我谨表示发自内心的祝贺。非常遗憾的是，我忙于研究和教学工作，此前无暇阅读于小姐的译稿。尽管如此也想略述感想于此，权作序文。
承蒙编辑于九涛先生的好意，本书收录了董炳月博士所译拙文《太宰治的与竹内好的》（原载东京《国文学·解释与教材之研究》2002年12月号）。期待着拙文也能和《惜别》中文版一起得到众多中国读者朋友的指教。
2005年11月30日写于东京大学本乡校园
（董炳月译）
《惜别》 题记姗姗来迟的“太宰鲁迅”
董 炳 月
新星出版社的于九涛先生打电话来谈出版太宰治《惜别》中译本的事，大概是在今年（2005）六月。明知出版此种书籍可能会赔钱、要冒商业风险，但我当时依然是竭力怂恿。这是因为我觉得《惜别》是一部许多中国人早就应当读却一直没有读的小说。据说，五年前河北某家出版社出版鲁迅研究书系的时候曾经将《惜别》列入出版计划，但不知何故计划未能实施。今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恰巧也是《惜别》出版六十周年。在这一年筹划出版《惜别》中译本，可谓独具慧眼。在《惜别》构思阶段的1944年3月，太宰治曾向日本文学报国会提交《之意图》一文，他在文中表示希望即将创作的《惜别》能够被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阅读。可惜，在太宰治1948年6月自杀之前，《惜别》被翻译为中文的条件并不具备。现在，六十年过去之后，《惜别》中译本即将出版，太宰治九泉之下有知亦应感到欣慰。
太宰治（1909－1948）本名津岛修治，是日本现代著名作家，但在中国，除了日本文学研究界的人们，他似乎少为人知。堤重久的《恋爱与革命·太宰治评传》（讲谈社1973）和细谷博的《太宰治》（岩波书店1998）都是深入浅出的太宰治入门书，但尚无中译本。1909年6月19日，太宰治出生在日本东北青森县北津轻郡金木町（即当年的金木村）的一个大地主家庭。父亲是当地纳税大户，对国家贡献颇大，因而成为日本贵族院的敕选议员。太宰治早熟、多愁善感，1923至1927年在青森中学读书期间即立志于文学创作，与同学们一起创办了《星座》、《蜃楼》等同人杂志。在弘前高校读高中期间（1927－1930），他又创办《细胞文艺》，身为高中生，居然向远在东京的林房雄、舟桥圣一、井伏鳟二等知名作家约稿并支付稿酬。1930年春太宰治离开故乡到达东京，考入东京大学法国文学科。参与非法的日本共产党的左翼运动，反抗地主家庭，与艺妓恋爱，这种“堕落”导致了1930年10月的“分家除籍”（家庭与之断绝关系）。1929年12月和1930年11月，刚过二十岁的太宰治两次自杀，均未遂。对于太宰治来说，自杀未遂表明的并非胆怯，而是死亡的艰难。第二次是在东京郊外的海边与银座咖啡店十九岁的女招待一起情死，女招待身亡，太宰治却侥幸获救，于是被警察以“帮助自杀”的罪名进行审讯。自杀未遂反而成为杀人嫌疑犯，足见人生之荒诞。因为此类原因，“太宰治”这一笔名（1933年开始使用）的来源之一被研究者解释为“太宰”与“堕罪”的谐音（日语读音均为dazai）。“人为恋爱与革命而生”－－太宰治晚年代表作《斜阳》的主人公和子这样认为。实际上此言也是太宰治的心声。为了从“恋爱与革命”的烦恼中解脱，太宰治最后依然是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堤重久将自杀身亡视为太宰治本人“恋爱与革命”的最终结局。1948年6月13日深夜，太宰治抛下妻子和三个孩子，在东京西郊与情人山崎富荣投河自尽。自杀之前，他在山崎富荣的房间里给妻子留下遗书、手稿，给孩子留下玩具，给朋友留下临别赠言，他与山崎富荣两个人的照片前还供着香火。好像是自杀得从容且有些浪漫。时值梅雨季节，搜寻困难重重，直到六天之后的6月19日，两个人的遗体才在井之头公园里的一座桥下被发现。好像是命运的安排，这一天正是太宰治39岁的生日。
太宰治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3月发表短篇小说《鱼服记》算起仅有十八年，但却留下了《富岳百景》、《右大臣实朝》、《津轻》、《斜阳》、《人间失格》等名作。其作品或取材于现实生活，或取材于民间传说、历史记述，大都具有独特的构思和别致的语言形式，包含着深刻的人生体验。1947年《斜阳》的出版甚至在日本社会促成了“斜阳族”的诞生。与上述名作相比，战争末期接受日本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委托而创作的长篇小说《惜别》不仅内容令人生疑，艺术表现也显得粗糙。显然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惜别》在日本学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没有被收入筑摩书房1977年出版的《太宰治全集》。我强调《惜别》的价值，主要是立足于中日现代关系史和日本人的鲁迅观。这部作品在中日战争的特殊背景上将鲁迅的复杂性、太宰治本人的复杂性展示出来，包含着文化观念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多重纠葛，与鲁迅的名文《藤野先生》构成了奇特的关系，具有多侧面的认识价值。
与日本的特殊关系使鲁迅成为“东亚的”（而非仅仅是“中国的”）文豪，对鲁迅的认识构成了现代日本人中国观的一部分，并且构成了日本现代思想的一部分。竹内好（1910－1977）是现代日本著名思想家，也是现代日本研究鲁迅的第一人。1943年，他怀着近于写遗书的心境撰写了研究著作《鲁迅》，完稿之后即应征入伍，被派往中国战场。《鲁迅》成为日本鲁迅研究的奠基之作、经典之作，竹内好阐释的鲁迅则被称之为“竹内鲁迅”。《鲁迅》出版于1944年，那正是太宰治的《惜别》出版的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