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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竹内鲁迅”。《鲁迅》出版于1944年，那正是太宰治的《惜别》出版的前一年。恰恰是这位竹内好，在《》（1946）、《花鸟风月》（1956）等文章中对《惜别》进行严厉批评，认为太宰治歪曲了鲁迅，对鲁迅的屈辱感认识不足。这种批评主导了战后日本学术界对《惜别》的认识。竹内的批评有合理性，但也有简单、片面之处，遮蔽了《惜别》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实际上，鲁迅的“本体”存在于鲁迅的复杂性之中，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惜别》作为小说固然是在“想象”鲁迅，但小说对于鲁迅文化观的表述、对于弃医从文动机的解释、对于侮辱信作者动机的解释，都有启发性。太宰治其实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接近鲁迅的复杂性。借用“竹内鲁迅”的命名方式，我把太宰治理解和想象的鲁迅称之为“太宰鲁迅”。无论是“竹内鲁迅”还是“太宰鲁迅”，都不仅仅是本体意义上的鲁迅，而是被特定的主体相对化的鲁迅。作为概念它们均具有二重主体性。以《鲁迅》为代表的“竹内鲁迅”和以《惜别》为代表的“太宰鲁迅”哪一个更接近鲁迅本身？－－这个问题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二者的差异本身。这差异有可能是鲁迅内部差异的对象化，同时也是日本内部的差异。在此意义上，将太宰治的《惜别》与竹内好的《鲁迅》对照阅读是必要的。换言之，读过《鲁迅》的人应当读这本《惜别》。好在竹内好的《鲁迅》已经有两种中文译本出版。
就对中国的了解而言，与曾经留学中国、懂汉语、以中国研究为职业的学者竹内好相比，作家太宰治是个门外汉。不过，这种身份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太宰的中国观、鲁迅观在价值层面上一定处于竹内好之下。职业化的中国研究能够深化对中国的认识，但“习以为常”也有可能造成偏见与钝感。置身“门外”使太宰治保持了更多日本人的纯粹性，而此种更为纯粹的日本人的眼对鲁迅、对中国的观照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非专业”的背景有可能使太宰治表现出“日本人”的另一种敏感与另一层真实性。毕竟，在日本国民中中国研究者是少数，而更多不以中国研究为职业的人同样在“想象”着中国。
给《惜别》以足够的重视对于太宰治的整体研究来说同样是重要的。《惜别》是太宰治在战争状态下投入巨大劳动创作出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与太宰治的其他作品并非绝缘。如果将《惜别》置于太宰治的作品谱系中来看，某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比如，基督教在《惜别》中的投影与在《右大臣实朝》中的投影有何关联？《惜别》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太宰治创作的短篇小说《新郎》、《十二月八日》具有怎样的相通性？《惜别》与同样创作于1945年初的《御伽草纸》均将叙事语境设定在空袭警报下，但却保持了轻快的叙事风格，何以如此？－－类似的问题均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此种研究有助于更前面、更具整体性地认识太宰治。不仅如此，太宰治的“革命”与孙中山的“革命”之间的关系，竹内好批评《惜别》时所谓“花鸟风月”（风花雪月）涉及的认识问题与小说美学问题，同样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
中日两国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交恶，两国关系百余年来多有波折与挫折。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终于“正常化”并且迎来“蜜月期”，但三十年过去之后的现在又冷到冰点。六十年前太宰治在《惜别》中试图解决的问题现在依然摆在我们面前，并且摆在日本人面前。所幸，在灰暗的中日现代关系史上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关系是一抹亮丽的玫瑰色。无论是在太宰治的《惜别》中，还是在中国人对鲁迅《藤野先生》一文的解读中，这种关系都被赋予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意义。太宰治希望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阅读《惜别》之后能够“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之感怀”，在六十年的时间间隔之后，中国读者由阅读《惜别》而生的“感怀”与太宰的希望无疑会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无论怎样的感怀都可以作为理解日本的起点。“太宰鲁迅”姗姗来迟，但依然能够给中国读者带来新鲜的感受。
《惜别》中译本的面世当在2006年年初。正是在100年前的1906年初春，青年鲁迅带着背面题有“惜别”二字的藤野先生的照片离开仙台回到东京，投身文学事业。这种巧合似乎也暗示出《惜别》中译本出版的另一种必然性。
2005年12月5日记于寒蝉书房
《惜别》 第一部分仙台医专（1）
这是在日本东北的某个村子行医的一位老医师的手记。
前几天，一位自称是这里报社记者的中年男子来找我，他胡须满面，脸色也很灰暗。
“我听说您毕业于现在东北帝大医学部的前身——仙台医专，没错吧？”他问我道。
“是这样的。”我这样回答了他。
记者又一边从怀兜里掏出小记事本一边急切地问道：“您是明治三十七年入学的吧。”
“我记得的确是那个时候。”我回答道，并对记者不平静的态度感到很不安。确切地说，对我来说，与这位报社记者的谈话由始至终都很不愉快。
“那个人很好。”淤血般的脸露出轻薄的微笑，“这样说来，您应该一定认识那个人了。”他用强硬得近乎呆板，甚至有些指责的语气说道，并翻开记事本伸到我的鼻尖前面。翻开的那页上用铅笔大大地写着“周树人”三个字。
“是的，我认识。”
“是吗？”记者似乎很得意地说。“他应该是与您同届的吧。而且，这个人后来就以鲁迅为笔名出现在支那文坛上，成为了大文豪。”记者语气似乎有些兴奋，脸也有些发红了。
“这件事情我也知道。不过，即使周先生后来没有成为那样有名的人，即使仅仅是当年与我们一起在仙台学习、游玩的周先生，我也一样尊敬他。”
“啊。”记者睁圆了眼睛，一副似乎十分吃惊的表情说道：“也许他年轻的时候就很伟大吧。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天才吧。”
“不、不是那个意思，用通俗的话来说，年轻时代的周先生的确是一个真诚的、真正的好人。”
“比如说，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记者伸出了一条腿又继续说道：“其实，我是读了鲁迅先生的一篇叫做《藤野先生》的随笔，了解到鲁迅先生在明治三十七、八年，也就是日俄战争的时候，在仙台医专读书，并得到了名为藤野严九郎的先生的照顾……嗯，文章中大概是这样的，于是我想在我们报刊的正月首刊上发表这种关于中日亲和美谈的文章，而又听说您那时候也正是在仙台医专学习，于是我便来这儿，想与您聊聊。那时的鲁迅到底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当时就经常是一副深沉忧郁的表情呢？”
“不，不是的，”一面这样说着，我一面变得忧郁起来了，“倒也没觉得他当时有什么很奇怪的地方。怎么说才好呢……他那时十分聪明又十分沉默……”
“请您不必有太多顾虑，我并不是想写鲁迅先生的坏话。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是为了我们东方各国的亲和关系，才想将这个作为新年读物写出来的。尤其是，这也是与我们东北有关系的事，说起来，还可以刺激地方文化的发展。因此，就请您为了我们东北文化的繁荣，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形，尽情地畅谈吧！绝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不，我并不是在顾虑什么。”不知为什么，那天，我心情很沉重。我说道：“无论如何，也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我绝没有想要隐瞒什么的意思，只是我在想，像我这样一个俗人的一些无聊的记忆，真的对您有帮助吗？”
“要知道现在已经不是什么事都需要谦虚地说一些客套话的年代了。要不这样吧，我问您几个问题，只要您能想起来的，就请您毫无保留地告诉我。”
于是记者问了我足足一个小时当时的事情，并带着一副对我语无伦次的回答十分失望的表情离开了。但即便如此，今年正月，这家地方报纸还是发表了题为《中日亲和之先驱》的文章。文章是以我的回忆录的形式写的，并且连载了五六天。真不愧是有商业手腕啊，通过巧妙的取舍竟能把我的那番语无伦次的话写成十分有趣的文章，我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
只是那文章写到的周树人也好，恩师藤野先生也好，就连是我自己，也让我觉得好像写的是别人一样，很陌生。我个人的事情被写成怎样都无关紧要，但看到恩师藤野先生还有周先生被描写得与我心底的影像大相径庭，那时候我感到非常痛苦。这大概是我当时回答得乱七八糟的原因。只是那样面对面如连珠炮般地被提问，我好像不由得就变得语无伦次了。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愚笨的人来说，一时间找不到特别合适的形容词，一紧张，自言自语的某句无聊的话却被对方记下，并曲解我的意思的地方一定不少。总之，我是很不善于这样一问一答的谈话的。因此我对这位记者的来访感到十分困惑，因为自己语无伦次的回答也很生自己的气，记者走了后，我还难过了两三天。
终于到了正月，读了报纸上连载的文章后，觉得很对不起藤野先生和周先生。自己已经年过花甲，即将到了离开这个世界也未尝不可的年龄，如今我认识到，将心底里真实的影像准确地描画下来传达给后人，并非没有意义。尽管如此，我无意要针对那家报纸连载的文章《中日亲和之先驱》，也无意要挑毛病。像那种怀有社会的以及政治性意图的读物，用那样的写法也是不得已吧。即使与我心底里的画像不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而我，一个在农村行医的、碌碌无为的医生，仅仅是以一种对过去的恩师和旧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