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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２８日电报《正确分析党支部状况和对待犯错误的党员》，指出：在土改中对整个党的基层组织采取不信任的态度，采取自流主义的放弃领导的态度，采取抛在一边任凭群众去处理的办法，这种方针是“不妥当的，有错误的”，是对于经过十年斗争的党缺乏正确估计和分析的错误，是与错误的“贫雇农路线”不承认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把党降低到群众水平以下，不重视党的领导作用的思想有联系的。这种错误的方针必定会伤害广大党员和一批干部情绪，增加以后整党的困难。对此，必须在适当时机用自我批评的态度加以适当指出，以利团结广大党员和干部。
在对待人的问题上，父亲一向主张要历史地全面地考察。看到他的错误，也要看到他的功绩，看现在，也看历史。不仅对一个党员如此，对一个支部组织也应当如此。他认为：整党，是巩固党的必要步骤。不整掉党内作风上的强迫命令，思想上一切脱离党的路线与政策的想法和自私自利的倾向等，任其发展，我们党就会有完全脱离群众的危险。那种认为“整党是多余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但是，党内思想作风与成分不纯，自私自利，不能正确执行政策等现象的产生，不能只由基层组织来负责，主要应由高级领导机关来负责。因为农民党员在分散的农村经济基础之上，在旧社会统治阶级恶劣作风遗留很多的情况下，他们掌握权力以后，很容易并必然要产生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自私自利等。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未重视这一点，“疏于教育与防范”。同时，分配下级任务时，常常不按实际可能条件，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更促成下面的强迫命令等。因此，由于领导机关存在这些缺点，就不能过严地责备下面的党员和干部。而必须着重于领导机关首先要努力纠正、补救本身领导上的这些缺点，才能保障以后党内思想、作风与成分的纯洁性。所以，对过去犯错误不十分严重的党员和干部，只要他们认识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又向群众作了自我批评的，一般就不要去处罚他们，特别不要过重地处罚他们。要向群众作适当必要的解释，在群众面前适当地保护他们。对罪行太大，判罪才能平民愤者，给其应有的党内及行政上的处分，交法庭判罪那也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持我们党和民主政府所必需的严肃性。
电报强调，整党中首先各级领导机关应该发扬民主，有正确的自我批评，不惧怕和正确地对待人家的批评，正确地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达到原则上分清是非。因为运动中有些具体政策上面缺乏及时明确的规定，如怎样划分阶级，对地主的工商业如何处理，很长时间没有明确规定，或规定本身是错的，下面就容易犯错误。因此有些党员和干部有意见、有牢骚，“要创造机会让一切对党有意见的同志充分发表他们的意见。”对党员干部正确的批评和意见必须接受采纳，对领导机关或其人员正确的批评指责必须倾听和反省，对其错误的意见也必须指出和批评。“让一切有意见的同志说出他们想说的话，弄清是非之后，反而更利于党内的团结。”
3．最后的拼搏（3）
上述两封电报，我以为与父亲《土改中的几个问题》堪称姊妹篇，为我党解决土地问题和为迎接全国执政而解决党的自身建设两个关键问题提供了高屋建瓴的指导和具体可操作的原则与方法。
５月２７日，毛泽东在决定暂不赴苏后，从阜平城南庄移至西柏坡，与父亲和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其他领导会合。从这时起，为便于研究形势和处理各种重大政策性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实行集体办公。父亲更集中于对各解放区土改、整党工作和党员数量及党员队伍状况的研究分析。同时专门听取关于北平等地学生运动情况汇报，听取关于皖南、浙东、闽浙赣、华南和琼崖等地区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发展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关于解放战争开始以来国共双方军事力量消长的情况汇报等等。７月中旬，周恩来特函告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廖鲁言，除中央领导交办的文件材料外，“凡是有关政策的传观材料，望先送弼时同志审阅”。是月底，由于李维汉将去石家庄工作，城市工作部也暂由父亲主管。
这时，我们全家都和爸爸住在一起了，虽然我和大妹远征仍是寒暑假才能回来小住，但总算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家了。然而，父亲却没有寒暑假，没有星期天，仍旧整天忙于开会、听汇报等等。华北的盛夏入伏后暑热蒸人，格外气闷，这使患高血压的父亲很难过。我只记得，闷热得不行时，父亲就把帆布椅拿到了我家附近郭苏河边的小树林中，在树荫下处理公文、阅读材料，研究问题。遵医嘱，此时的他早已烟酒全戒，连带跟的鞋也不敢穿，唯恐磕绊发生意外。但是，他的病情仍在加重，却又没有时间多卧床休息。他曾对给他看病的苏联大夫说：“我们中华民族多少年，多少代受着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奴役，现在全国胜利就在眼前，我们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需办啊，我能躺得住嘛！”
是啊？选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期的１９４８年秋，父亲更不可能躺下了。
自８月２７日至９月７日，父亲连续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为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准备。９月８日至１３日，父亲出席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近三年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７位政治局委员外，还有１４位中委和候补中委，以及１０名重要的工作人员。
会上，毛泽东作报告，讲了八个问题，其中第二点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方针问题是会议讨论的重点。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会议讨论气氛活跃而热烈，毛泽东经常在大家发言的关键地方插话。
父亲主持９月１０日的会议，并于１３日下午就战略方针与任务作了关于战争问题、纪律性问题、民主问题、党组织的发展与整顿问题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两年来人民解放战争的成绩更加坚定了胜利的信心，“如不犯大错，则五年左右胜利大概无问题”。“所谓不犯大错，意即毛泽东同志提出之军队向前进及生产长一寸，如向后退和落一寸，则成大问题”。他说：
现在战争进入第三年，是争取五年战争胜利中过关的一年，其根据是，如今年再歼敌一百旅，则蒋军将降至三百一十余万，而我们将由现在之二百八十万增加到三百万以上（毛泽东：第三年我们增加部队主要靠地方武装之增加，再加上夺取敌五六百门大炮），则我们军队在数上、质上都超过国民党，就已经翻过山头了。那时即使美帝增兵，也不过是某些大城市我不能即时占领而已。
从解放区之人力物力财力说，也必须如此前进不可，现在我们老解放区人民的经济负担已很重，再加上劳役负担，则人民的负担更大，特别是平川大道上。据财经研究者谈，负担最好的不超过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间接负担外），否则生产长一寸就很成问题。故急需军队向前进，把这批负担加在敌人身上，即夺下群众向敌人缴纳之负担。
3．最后的拼搏（4）
至于加强纪律性问题，父亲认为：“我们从农村走向城市，更须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焘的问题，而且越前进越胜利，则这些问题，这种坏倾向越可滋长。”而加强纪律性必须有一定量的干部和制度作条件和保障。他说：
加强纪律性有两个条件，第一全党要有五百个懂马列的干部，干部掌握了马列，即能保障政策统一的执行。许多问题早就决定了，六大决议就讲了，但没有解决好。如每个县委能有一个掌握住政策（毛泽东：故须三千个干部），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必读那五本马列著作①，不能以忙来解释，忙可以挤掉别的。
第二个条件就是建立制度，制定法令，如逃兵处理条例、人民法庭条例等等……我们要有大法，还要有小法，大法管小法，还可由老百姓议订若干公约，但要有统一的法。军队、机关中也必须有制度，制度定下必须遵守。
关于民主问题，父亲认为对于已有相对和平的华北解放区“党内党外均应强调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而且制度必须实行。”召开代表会、选举等，是发扬民主的形式，实际上还是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否则，“是只有民主的形式而无民主的实质。”父亲指出“党内压制民主的现象还是有的，这是由中国党的条件而产生的，以军队之管理办法用到党内来”。因此他特别强调，“必须先有党内的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说到这里，毛泽东插话：与党外人士合作，对于整掉党内的官僚主义、不民主、贪污现象等有极大好处。
在发展党员问题上，父亲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