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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党外人士合作，对于整掉党内的官僚主义、不民主、贪污现象等有极大好处。
在发展党员问题上，父亲强调今后要着重在工业无产阶级方面。
这一阵，从预备会到正式会议结束，整整１８天，过度的劳累，使父亲的健康又出现了一次大滑坡。１０月１６日父亲在给我的信中说道：“我的身体最近又不甚好，因为开了一个时期的会，引起了血压又高涨，现正由医生检查，可能要休息一个时期。”接到信，非常担心，可我却不敢回去看看父亲，那会被他大骂一顿的。我只好连夜给他写信，提醒父亲一定要注意休息，信中我自然又诉说了对他的惦念，尽管我明明知道我的提醒很难奏效，没有组织的强迫，父亲绝不会放弃工作的。
不久，听说周恩来亲自召集医生们讨论了爸爸的病情，一致主张让父亲休息一段，我才稍稍安下心。可我知道，父亲是不会真正老老实实休息的。
这时，人民解放战争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将在东北、华东、中原、华北和西北战场上发动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引向就地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中共中央书记处集中在毛泽东住处集体办公常常是通宵达旦。三大战役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
辽沈战役，在９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前一天发动，１１月２日结束，历时５２天，歼灭国民党军４７万余人，东北全境解放；
淮海战役，１１月６日发动，历时６６天，至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４日结束，歼灭国民党军５５？郾５万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江北广大地区；
平津战役，１１月２９日发动，历时６４天，至１９４９年１月３１日结束，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计５２万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我党的工作重心迅速地从打倒旧政权向建立新国家转移。潜心研究党的各项政策的父亲清醒地意识到越是胜利，越要注意党的政策，涉及各个领域里的政策。
１２月１１日，父亲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处理矿产与城市房地产政策问题给中原局的指示》，指出：对这些产业的处理“应视这些企业原属何人所有而定。如矿产原属国营或真是官僚资本所有，则应接收或没收为人民政府所有；如属私人资本所经营或其中包含有私人股份者，则应留给私人经营和承认私人股份为有利；并要督促他们继续营业，适当地改善工人待遇。其中规模较大，将来应收为国有者，待以后再行处理”；对城市中的房地产，“目前除公地及官僚资本与被法庭判决之战犯的地产房屋应予接收及没收，由市政府管理外，其他私人地产房产均不应没收，应承认其所有权，由市政府征收一定之地产税及房产税”。同时，《指示》中明确“中央决定不要将很多国有财产划为党产，将来党的经费另想办法解决”。
3．最后的拼搏（5）
１月２２日，父亲又就解放军军管会关于反动组织人员登记规定的范围等政策问题致函中央书记处各同志。他认为关于反动组织人员登记问题，“还有加以分别而慎重处理的必要，”“处理不妥，是可以引起混乱而脱离群众的。”父亲指出，对于特务系统人员及国民党下层党部和三青团的委员，“是必须强制他们登记的”。而“普通的国民党和三青团员似不必规定每人都必须登记”。因为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学生及一般公教人员，过去有不少是被迫加入或是为着饭碗而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父亲认为“在今天胜利发展形势下，那些普通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我们宣布解散国民党、三青团等反革命组织，不准再有活动，如果继续活动则严加处分之后，以及在我们手里有了他们的名单，我们有充分可能去分别查究之后，是没有多大可怕的地方。如发现他们中继续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可以另行严加处理。这或者比强迫他们都要登记会好一些。”
父亲的意见得到书记处的重视，１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即发出《关于对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处理办法的决定》，规定：“一切反动党派、团体和各级委员会（从最下层的区分部起）的每一个委员及特务组织的每一个特务工作人员向市政府或军事管制委员会所指定之专管机关（或公安局）进行登记”，其“普通党员和团员，则均免于履行登记手续”。
１９４９年１月３１日，北平和平解放。这天的西柏坡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派前来了解中国革命形势。
从２月１日至３日米高扬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处书记正式会谈三整天。主要是毛泽东一人讲，周恩来和父亲偶尔插几句作些解释。
４日上午，父亲专门来到米高扬的住处对他进行了访问。据负责翻译的师哲回忆，两人寒暄之后，谈了几个实质性的问题。交换了关于战争时期党对群众的号召、发动、组织等工作安排方面的经验教训，重点谈了工、青、妇方面的工作。他们谈到战后如何恢复和发展生产问题，谈到在恢复生产中我们可能需要的某些设备，并可能从苏方得到哪些帮助等。以及关于解放战争的发展，革命的进展与转变等问题。父亲最后说，中国解放战争胜利后将逐渐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现在就是为朝这个方向发展而做准备、铺平道路。
当日下午，苏联客人休息散步时，米高扬对师哲说，任弼时的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觉得弼时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者，一位很有涵养、有政治修养、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难得的领导人。这说明，你们党的领导是坚强的，党内人才济济，这是取得胜利的第一个保证。
２月７日凌晨，父亲和朱德两人亲自陪同米高扬到石家庄，顺便乘车观览了市容后，送苏联客人登机返国。
一月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决定和通过各项大政方针，为建立新中国做好直接准备工作。
３月５日至１３日，父亲在西柏坡出席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转入城市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五大书记组成主席团轮流主持会议。全会由毛泽东作重要报告和总结发言。会议就毛泽东的报告进行热烈的讨论。明确在全国胜利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研究和规定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１３日，父亲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对我党在步入城市进行全面执政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与构想。
父亲在发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毛泽东宣布我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提出了一个带历史性的问题”，“没有城市或不能把城市搞好，我们是不可能获得最后胜利的。”他说：“以城市为重心，基本意思就是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包括轻工业、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并组织贸易，城市中的一切其他工作，如市政建设、民众运动、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都应服从于工业的发展。”
3．最后的拼搏（6）
他强调：“工业化，这是城市工作中最本质的问题。”“城市工作应以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为中心，这是我们一进城就应明确的方针。”他从三个意义上阐明工业化之必须：
首先从“完全的独立自主”意义上说，“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独立自主，这已经没有问题，但是还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独立自主。就是说，除中国资源上所没有的以外，我们完全可以自给解决。要有强大的机器制造业，还要有军事制造业，能够制造飞机、坦克、舰艇等等。这才在国防上也独立自主了。”
第二，从“转到社会主义”的条件上说，“单有军事上、政治上的条件，没有经济上的条件，没有工业的发展，要想转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过去‘左’倾错误也在此”。转入社会主义时，工业的比重大致说“总不能少于百分之三十”。
第三，从“巩固工农联盟”的需要上讲，“工农联盟，现在和过去主要是表现在给农民以土地，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农民，来实现联盟。今后农业要发展，农民生活要提高，就是要供给以便宜的工业品；同时，农民以自己的产品供给城市，使工业发展，工人生活改善，这样才能巩固工农联盟。”工业发展还要向农业提供农业机械，以提高农业技术；农业亦要向工业提供日益增加的大量的粮食和原料，提供工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等等。“我们必须认识这种互相促进的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同时，父亲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要责成一切还留在乡村中工作的党员和干部，必须以发展农业生产（包括畜牧业、林业等）为自己的中心工作，而且要使他们认识提高农业生产也就是为着工业的发展，没有这种认识是可以造成错误的。”
接着，父亲讲到解决发展工业的资金来源问题，他主张：第一靠工业利润；第二靠农业增产；第三靠税收；第四举办内外债；第五提倡节约。对于举办内外债，父亲特强调，“我们不能把希望过多地寄托在这上面。我们外债不会很多，内债可以适当时期举办””上述五个来源中，“最基本的是依靠工人和农民努力发展生产，增加物质财富，只有如此，才能增加贸易利润和税收，为工业的发展积累资金。”
最后，父亲重点谈到工作重心转移中党的建设方针也应有所转变，“要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重点，在工人劳动群众中积极�